现代文学社团的出现显示了新文学的整体力量，经常带有强烈的组织性、人为性和群体性特征。社团的存在，直接关系到文学生产的计划、组织、实施等一系列规范性进程，因此，文学社团的组织制度是构成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环节。规范成熟的社团组织制度不仅有利于文学社团对文学生产的整体运作，而且对于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为现代知识分子尽快赢取社会合法性地位，加快现代文学制度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文学发展初期，这种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现代文学界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以其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熟规范，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由于有着鲜明的文化启蒙意图，虽然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却处处体现出社会文化组织的特点：秉承强烈的务实精神，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自觉追求自身组织机构的完善。本章将从文学研究会组织成员的社会活动背景、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前期的精心筹备、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包容原则和全局意识，以及社团存在状态等方面对文学研究会的组织制度进行全面阐释。
第一节 强烈的全局意识：建设文化中心机构，行使文化启蒙职责
中国的文人结社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至中唐时期达到高峰。古代的“社”原意为氏族祭祀的地点，后来兼指祭祀土地之神，因为当时往往族居的百家共同祭祀一个土地神，又有百家为社的说法，后来“社”被引申为指文艺性的文人集团。社产生的根源是宗族血缘或地缘，因此，古代文人群体往往具有强烈的宗法性，家族结构成为普遍模式，血缘与地缘成为聚合群分的基础。对于结社的热衷成为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之一，可以说，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成立，与这种精神传承难脱干系。
文学研究会诞生的社会背景不再是传统的宗法社会，而是方兴未艾的现代都会文化，发起人及后来的成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他们的心扉，大都会的高等学府、文化机构则以新观念、新知识体系帮助他们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蜕变，从而削弱了他们身上的地缘、血缘关系纽带（但这种关系纽带仍然存在，只是不再是唯一和主导的因素）。
虽然清醒、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意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共性，但是当时的新文学毕竟仍在蹒跚起步，在充满敌对与怀疑的现实氛围中，立足于“新”的人们总是能够感受到个人的单薄与弱小，这种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他们在结社方面投诸极大精力与热情，期望以集体的力量去实现个人及群体理想。现代都市文化的背景使传统的维系文人群体的纽带变得不合时宜，新的纽带——文学刊物则开始崭露头角。
刊物成为现代文学社团存在的关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是现代社团凝聚力的核心，也是社团立足于现代文坛的重要方式。虽然此时还没有人作出后来朱光潜那样的阐释：“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大、更深长”，但对于刊物的重要性却已经有着深切的体会，文学群体的作用必须通过刊物来实现的共识日益深入人心。
作为新文化开路先锋的《新青年》，将文学视为战斗，以刊物作为阵地，将政治斗争用于文学的模式，为后来热衷群体活动的文学青年提供了范本。
当时的文学青年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将刊物作为阵地，传播新思潮，抨击旧思想，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文学研究会群体也不例外。因此，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成立过程有着鲜明的目的性——“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为了确保杂志的稳固，文学研究会提议：“先办一个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书局也容易接洽。”
创办自己的刊物不仅成为文学研究会发起的直接动机，也成为连接社团成员的新的纽带，这标志着文人社团由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一个社团的面貌，与它的核心人物密不可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大都来自于五四新文化群体，如“新青年”、“新潮社”、“新社会”、“曙光社”等，与这些社会文化群体的血脉相连，对文化启蒙思维模式的自然承袭，使文学研究会的群体理想经由思想、文化、文学的变革，最终指向社会的现代性变革，自觉担负起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藉此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重任。
起初，他们的确曾经真诚地呼唤着新文学，而且所提出的文学职业化观念——文学是一种与劳农一样的社会工作——有助于新文学自身的健康发展。但是这种为文学卸去附加的社会重任，回归文学自身的意图只是转瞬即逝，潜在的感时忧国精神血脉的传承，特别是身处社会转型与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使得文学研究会的价值取向背离了原初的设想，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
从酝酿、建立到日后的发展，文学研究会最关注的始终都是文学的社会职责，对这种使命的自觉承担也成为它对新文学家提出的首要要求。文学研究会不仅将文学的地位进行了绝对化的提升：“我们觉得文学是决不容轻视的，他的伟大与影响，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并的”，而且给文学制定了这样的衡量标准：“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应。”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它对梁启超“小说界革命”、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传递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继承。在梁启超这个政治改良家的眼中，小说的功能无与伦比，但仅仅是一种从属于政治改革的工具。而“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则明确体现了高举“文学革命”旗帜的陈独秀的文学价值观。文学研究会在这样的精神传承下，通过《新文学研究者的负责与努力》、《文学的使命》等系列文章，深入阐释了自己的新文学价值观——文学被赋予了超出自身独立价值的位置，被强调的只有文学作为特殊工具的社会文化功能，其最终目标指向思想启蒙与社会革新。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是在文化反传统中寻找和建构新话语的产物。文学研究会始终坚持“文学中心”的宗旨，但思想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却是泛文学化的。强烈的务实精神是它的基本准则，这一点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研究会的基本形态与历史意义。
第二节 组织形式的社会化与规范化
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惯性，采取他们十分熟悉的社会文化群体意识组织文学团体工作，因此从成立之初就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等同于社会文化组织，这一特点，对于现代文学团体和现代文学发展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前期筹备的周密
（一）发起过程的预先准备与规划
清理文学研究会成立过程以及发起人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对于仔细发掘文学研究会孕育筹备的踪迹，走近群体自身，深入体认其精神旨向，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发动缘起，在1921年第2期《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第一部分《本会发起之经过》中有详细记载：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要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为经济的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因想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的经理张菊生君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君适在京，我们遂同他们商议了一两次，要他们替我们出版这个杂志。他们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牢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的赞成。于是本会遂有发起的动机。
可见，在“新社会”小组成立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就开始正式酝酿了。考虑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他们开始积极寻求出版商的支持与合作。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巨大的影响力正在逐一展现，随着许多新的报刊、出版商的纷纷涌现，商务印书馆等传统出版企业受到了很大冲击，促使其开始施行变革。
为了争取新文化运动的支持，确保商务顺利发展，商务总经理张元济与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于1920年10月6日、10日先后抵京。张元济于10月9日拜访胡适，14日作客蒋百里宅邸，郑振铎等人在此期间已经在蒋家会晤过高梦旦，与他商议过出版文学杂志的事宜。
据《张元济日记》1920年10月23日记载：
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
可见，张元济、高梦旦两人在22日前已经商议过出版文学杂志的事情，并已经通过蒋百里向郑振铎他们转达了意见，后者此次与他的直接会晤，是再次努力。到张元济决定返回上海的时候，郑振铎等人已经决定成立文学研究会了。
张元济回沪后选定当时供职于编译所的沈雁冰改组《小说月报》，沈雁冰提出完全屏弃现存稿件，因此写信给北京的王统照，约请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一期的创作稿，并告之自己主编并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的消息，请他及朋友为杂志写稿，郑振铎从王统照处得知这一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召集大家商议。
据郑振铎回忆：“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共是十二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而据《周作人日记》记载，这次会议是在11月23日下午召开的。“廿三日，晴。上午寄仲莆函，下午至万宝盖耿济之宅，赴会共七人……”日记中说的七人没有包括他自己，实际到会的是八人，没有瞿秋白，他已经应北京《晨报》的约请，以特约记者身份于10月16日离开北京前往苏俄了。上述八人再加上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朱希祖，就是文学研究会的十二位发起人。
11月28日，周作人受委托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11月29日，借***工作室召开第二次准备会，积极筹备该会的发起，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决定将《小说月报》作为“代用”刊物。
之后，郑振铎给沈雁冰写信联络。据后者回忆：
我（给王统照，笔者著）发了快信，不多几天，却得了郑振铎（当时我不但不认识他，并且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搞文学而活动能力又很大的人）的来信，大意说他和王剑三是好朋友，我的信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看到了，大家愿意供给稿子，并说他们正想组织一个团体，名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为周作人等，邀我参加云云。
这封信给我极大鼓舞。
沈雁冰立即拟写《本月刊特别启事》，在第五则中正式宣布：“本刊明年起更改体例，文学研究会诸先生允担任撰著，敬列诸先生之台名如下：周作人、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女士、郑振铎、明心、庐隐女士、孙伏园、王统照、沈雁冰”，这也是较早将文学研究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团体进行介绍的信息。
12月4日，在耿宅举行第三次准备会，同时通过郑振铎起草的简章与周作人起草的宣言书，并于13日起以十二个发起人名义在各报发表，广泛征集会员入会。
12月30日，召开第四次准备会，讨论要求加入者的名单，并议决于翌年1月4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经过积极筹备，成立大会于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如期举行，与会者共二十一人，推举蒋百里为主席，主要讨论会章及本会的具体举措，包括读书会、基金募集问题、图书馆问题、会报问题、丛书问题、讲演会、会址问题等，至此，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文学社团正式成立了。
由上可见，文学研究会在发起筹备过程中准备充分，考虑周详，具有一定的规划性与组织性，这些不仅促成了社团的顺利成立，而且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较为牢固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