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谓戏剧困境的思考
田本相
【引言】
这篇文章，是我学习《国际文化发展报告》的一个读书心得。
这本书是由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和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合编的。
作者，大都是我国驻外文化工作人员，经过很好的调查研究写出来的。这本书是多年来我见到的一本很有价值的好书。可惜，这本书出版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评介。我想看看他人的经验教1训，对于我们是有参考价值的。于是，让我联想到关于戏剧命运的讨论，也联想到表演团体的改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关于戏剧危机的大讨论，进入新世纪，又有“中国戏剧命运”的大讨论，2005年并出版了《叩问戏剧命运》（以下简称《命运》）一书。这些讨论，实际上是针对戏剧的困境而进行的。《命运》一书的作者所描述的戏剧困境，是“危机四伏”，“观众稀少”，几乎是无可奈何、不可估测的命运。对于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所谓“斗室文娱论”，说人们泡在斗室看电视、玩计算机了，文娱方式的变革对戏剧造成威胁。二是所谓“不需要论”，说“需要决定价值，需要决定选择，这个时代不选择戏剧”。在如何解决困境上，有的提出彻底地“市场化”，把戏剧推向市场；有的则反对说：“舞台演出天生没有‘一本万利’的繁殖力”，“戏剧的商品价值不高”；也有人提出折中的意见。
近年来，又有表演团体的改制，似乎也争论。
我以为，《命运》的讨论，视野略嫌狭窄，思路也显得闭塞，就事论事，加之简单的决定论的思维方法，导致简单的结论：或是悲观，或者是盲目乐观，有的则陷于清谈空论。
而改制问题，更是十分复杂的工程，也并非简单从事可了得的。如果我们环顾世界戏剧发展的状况，我们需要从另外的一条思路，即从文化经济的思路来观察戏剧的命运，来思考戏剧的发展道路。
世界文化经济的观念和发展趋势
远则不说，近数十年来在世界上涌现出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迅猛发展的浪潮，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发展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战略。最早提出文化经济概念的学者是谁？尚需进一步考证。据我看到资料，在2003年，美国资深的经济学家雷·罗森在一次有关文化与经济的研讨会上就指出：“纽约经济已经陷入困境，以后，我们的经济将向何处发展？什么能够带动我们前进呢？”她的回答十分明确，是“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认知下，日本、韩国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文化战略。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将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定为战略目标，将文化产业定为国家战略产业。如美国在丧失了机器制造业的国际领导地位之后，一直在寻求经济发展的新路径，近几十年来，它们逐渐把目标放到文化产业的发展上。
戏剧在电视时代受到冲击；但是在面临电视时代所引发的传统文学艺术的结构性的变动中，戏剧依然是这个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规模、演出形态等会有所变化，但是人们对它的需求依然存在。事实证明，在英、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它们的戏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调整得到适度的发展。如美国的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戏剧事业，就是范例。
戏剧作为文化经济的组成部分
如何看待戏剧作为一种文化经济，或者说文化产业，在这方面，争论很大。魏明伦先生有一个观点：舞台演出“一本”好戏，即使投合市场之需，也只能一本一利。如要再获一利，就必须再演一场。付出万本才能获得万利。显然，在他看来，戏剧就不能构成文化经济，注定是赔本生意。
我认为戏剧的经济价值，有显性价值，即直接的看得到的经济效益，更有隐性价值，间接的效益。这里，提出一个如何考察戏剧的经济价值的思路。对于戏剧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持怀疑的看法，是极为普遍的。中国的文化部门被视为事业单位，不讲究“利益”，靠政府拨款。但是，倡导市场经济之后，这些部门难以为继。戏剧也是这样，只靠政府拨款，就形成了“不演戏，不赔钱，越演戏，越赔钱”的恶性循环。于是，很多剧团常年不演戏，萧条成为戏剧的现状。
但是，欧美国家对非赢利的文化机构，包括非赢利的戏剧院团，却认为它们可创造经济效益，并且已经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如纽约百老汇产业园区2003—2004年演出季收益中，话剧共演出新剧目14台、老戏翻新9台、复排旧戏1台，观众人数157万，毛收入约8600万。在英国，温特汉姆缩写的《温特汉姆报告》和由谢拉德所写的《英国剧院的演出活动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两个对伦敦西区和全英剧院的演出的调查报告，提出“不应该单纯地把剧院或剧团本身是否在演出中盈利作为惟一衡量标准，还必须认识到戏剧演出队活跃小区经济所产生的作用”。这样一个重要的调查结论，可以打开人们的视界，重新审视戏剧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作用。
第一，他们认为，只是计算票房收入来评估剧院演出的经济作用是不够的，必须将相关开销和支出，如交通费，餐费，以至观看演出的住宿费用，都应列为剧院演出的经效益之内，由此，拉动消费市场，提供了就业机会。虽然，我没有做过调查，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它的经济价值，绝非它的门票收入，在北京王府井一带，它大概是一个经济增长点。第二，剧团在当地购买补给和支付给当地雇员的开支，以及它的雇员在当地消费开支等，也是不可忽视的。不能孤立看待戏剧的经济价值，还应将戏剧放到文化艺术的系统中来考察和评估。
当进入现代传媒时代，尤其是电视的迅猛发展给传统的艺术系统造成结构性的变动之后，各种传统艺术，几乎都在产生危机，它们在艺术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都在产生变化。戏剧，它的观众显然被电视夺走。但是，我们却只看到，在这样一个结构变动中，戏剧的显性经济价值是越来越低，但其隐性经济价值却被忽视了。如经济效益高涨的电视剧，它的基本演员队伍，大都来自戏剧队伍，它的编剧、演员、舞美，甚至导演，都来自戏剧队伍。目前中国的剧团，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在为电视剧提供劳动力，成为电视生产的主力军。有人说，中国的话剧团人员都有很好的收入，但是，剧团却穷得演不起戏。在这里，存在着不合理分配；但是，它却表明，戏剧的经济价值依然在透过另一种形态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戏剧的经济价值，在新的文化艺术系统的结构中体现出来。在中国内地，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从方针、政策加以研究，将戏剧的隐性价值变成推动戏剧发展的力量。说句通俗的话，是电视在剥削话剧，从话剧碗中抢饭吃。
英国是一个戏剧产业发达的国家，看看他们是怎样评估戏剧的经济价值的。据说在1998年之前，还没有人研究戏剧在英国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而正是著名的《温特汉姆报告》（1998），第一次提出如何看待戏剧所产生的整体经济效应的问题。继之，谢菲尔德大学的谢拉德对英国所有剧院的演出活动对当地经济所产生的作用做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这两个报告都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当人们计算演出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时，不应当只是把剧院或剧团本身是否在演出活动中赢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还必须将戏剧演出对小区经济所产生的拉动作用计算在内。
根据上述两个报告所做的统计，2002年到2003年，英国的戏剧业为英国创造的经济价值高达38亿英镑，其中伦敦西区约占20亿英镑。伦敦西区的政府负责人西蒙·米尔顿说：“西区剧院是伦敦市中心的一部经济引擎。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吸引人的演出，人们才会乘飞机来伦敦；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剧场，酒店才会顾客盈门。”
谢拉德在他写的《英国剧院的演出活动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中，对伦敦之外的三个剧院：普通人剧院、皇家中心剧院、德比剧院做了专门调查，对他们所做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贡献进行了如下的分析：直接贡献是包括剧团在当地购买补给和支付当地雇员的花销；间接贡献包括直接贡献带动下的二次开销，雇员用工资支付在当地的生活开销，这些开销周而复始地在当地循环，促进经济增长。外地观众在用餐、交通、购物等方面的消费，对当地经济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剧院也由于演出活动而稳定了就业率，成为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动力源泉。我们没有做过调查，按照上述估算方法，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它对王府井一带的餐饮业和旅游业的带动产生的经济效益，我想一定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在戏剧创作经济价值上，纽约和伦敦的经验是值得汲取的，他们精心打造的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成为园区化戏剧产业的榜样，并且被誉为“世界戏剧之都”。像北京，在王府井地区，完全可以打造一个“世界戏剧之都”。在这个地区，已经有北京人艺的三个剧场（长安戏院，青艺小剧场，加上距离不远的国家大剧院），初步构成一个剧场群；中国是这样一个戏剧大国，不但有话剧，而且戏曲剧种很多，在这里可以展演五彩缤纷的戏剧，这里完全可以打造成为世界性的戏剧百花园。它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也将是不可估量的。上海也有这样的条件。
政府的作用
文化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一些国家和城市的政府，将发展文化经济列为国策，将文化经济定为国家战略产业，并将其定为国家经济的战略目标。政府在推动文化发展，自然也包括戏剧发展上，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大力发展文化经济的世界趋势，无疑为文化艺术发展带来最好的机遇。戏剧虽然不比视听产业具有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是，它同样是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理应得到政府支持和扶助。
我们的邻邦日本、韩国，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政府，更加重视文化经济的发展，政府给予强力支持。
众所周知，英国的戏剧事业相当发达，英国的戏剧艺术闻名全球。据记载，每年英国的戏剧能够创造38亿英镑的产值，这同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英国文体部为鼓励戏剧创作而设立了指导性拨款，它通过全英四个地区的艺术理事会对各种戏剧创作项目实施小额资助：英格兰1亿英镑、苏格兰1280万英镑、威尔士640万英镑、北爱尔兰210万英镑。这些资助被称为“英国戏剧长胜不衰的动力源”，对于英国戏剧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艺术理事会鼓励商业戏剧演出机构同非商业剧院的合作，特别是有可能促进就业增长的被资助项目，这种合作使非商业剧院创造了收入。类似的政府支持，使商业的和非商业的戏剧都能得到发展。
政府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些推动戏剧发展的规划、方针和政策，往往成为戏剧发展的原动力。西方一些城市对于戏剧的支持是值得借鉴的。如纽约的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成为世界戏剧的名牌，其中就有政府的规划和助力。
北京，本来也有着一些可以发展成为戏剧园区的地区，如大栅栏；但北京市在对北京的规划中，缺乏对戏剧的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将剧院摆得十分分散。如把国家话剧院放到缺乏观众的崇文区，将梅兰芳大剧院也摆到城市的边缘地带。显然，缺乏现代城市文化建设的观念。
政府除财政支持外，在法律、方针、政策上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戏剧作为艺术，演出的作品创新，被证明是发展戏剧艺术，同时也是创造经济效益的重点。政府在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上给予支持（如美国百老汇之所以保持兴盛，主要原因之一是文化氛围宽松自由，多元共存，鼓励革新创造），而在资源配置的专业化、剧场分布点的集群化、剧目投资的风险化以及产业运作的法制化等方面，均可看出政府的功能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