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育》发刊词节选
首先，要把体育普及到千百万劳动人民中去。有步骤地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地方，使体育很快成为广大人民的体育，溶化到人民的生活中去，成为人民在自己伟大的建设事业和国防事业中获得胜利的一个有利因素和保障。其次，要系统地研究和总结旧体育，摒弃一切不合理的部分，细心地去发掘人民中已有的丰富的民族体育，切实改造旧体育界，使之能担负起建设新体育的重任。再次，要向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根据我国实际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来充实我们的体育内容和启发我们的创造，使我们的体育成为世界进步体育的一个构成部分。
《新体育》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林启武，1907年，他出生于一个泰国华侨家庭，在1920年跟随父母回国并进入广州培英中学学习，中学时代他就喜好体育运动，在撑杆跳、跨栏、游泳等方面显露才能。1927年他考入北平燕大社会系，四年后又读了研究院。他在燕京就读时尽现体育才华，毕业前已在体育部兼职，协助工作。做研究生时，曾为青年会组织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1935年毕业后他在本校任专职的体育教师，主持篮球、排球、撑杆跳、跨栏、游泳等方面的教学及训练工作。1937年他被派到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体育教育系进修，一年后获硕士学位，回国继续在燕大任教。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成都燕大复员他又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他来到全国体育总会领导并创办新中国第一本体育杂志《新体育》，并出任第一任名誉主编。
创刊初期《新体育》的报道内容，主要是群众体育，当时负责体育总会的领导黄中同志要求杂志的编辑到厂矿、学校等基层群众中去，依靠体育积极分子来发现值得关注的体育，不要仅局限在体育专业工作者的圈子中。《新体育》编辑深入各地工业城市，在十几个厂矿做了调查与生活体验，亲眼看到了工人对体育活动的喜爱及对体育的迫切要求。在《新体育》上出现了不少对于劳动模范、体育积极分子的生动事迹的报道，如王崇伦、郝建秀等都成为《新体育》的封面人物。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在政务院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贺龙为体委主任。
体委成立是《新体育》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随着比赛活动开始增多，体育报道的内容开始拓展，不再仅局限于技术性文章，这对《新体育》也是一次转变命运的契机。
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体育》改成半月刊，工作人员增至20多人，杂志发展迎来第一个高潮。时任总编辑郝克强回忆：“我们主要宣传好的，但输了球回来之后还是要批评，批评之后还见刊物。50年代批评和自我批评比较多。听说现在不敢批评人，有各种利益关系。那时候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从那时起，《新体育》慢慢步入了一份体育期刊的正常轨迹。
1966年，“文革”开始后，每期发行量十多万册的《新体育》停刊，但编辑团队没有解散，而是集体参加劳动。
1972年，《新体育》复刊，但只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做杂志，《新体育》偏离了轨道，从报道内容来看，政治气氛异常浓厚。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的连战连捷，《新体育》进入了黄金时期。编辑部有三四十人，跟女排的记者就超过三个，主编郝克强说“那时候不讲钱，由国家支出，不是现在的自负盈亏，钱的事不用操心”。那时《新体育》每期发行达到130多万册。除了女排，乒乓球等项目的成绩也很好，其他项目的国际比赛、国内比赛都很多，全国人民都对体育很关注。《新体育》杂志也成了许多记者钟情的地方，有很多人要求前来工作。
这时在总编辑郝克强的带领下，《新体育》还做了体育媒体发展的新尝试——举办体育赛事。
1979年，《新体育》创办了“新体育杯”围棋赛，由全国职业棋手参加，连续举办了14届。聂卫平、马晓春、俞斌等人都曾是这项赛事的冠军。1984年，《新体育》与中国围棋协会、日本棋院联合发起主办了NEC中日围棋擂台赛。该项赛事影响深远，推动了围棋国际竞技的进程。1985年，《新体育》还与中国围棋协会创办了《围棋世界》。
（2）国家体委机关报《体育报》的创办
随着1952年，国家体委的成立，全国体育工作得到明显加强，一些体育爱好者不满足仅有的一份体育杂志《新体育》，纷纷要求办一张能够及时报道体育消息的报纸。与此同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体质普遍不好，更需要一份报纸，宣传体育精神，促进身体锻炼。
1956年，国家体委成立筹备小组，由毕世明负责，工作人员只有三个，除了他以外，还有从体育出版社借调来的陈润荣和郑荣庭。陈润荣负责出版社财务，郑荣庭是俄语翻译，三个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讨论并制订计划。当时，毛主席号召学习前苏联，在全国影响很大，他们把搜集办报业务材料的重点放在了前苏联体育报上，调入的编采人员也主要学习这些材料。
1956年7月，为出版《体育报》已经调来五六十人。1957年7月底至12月初，试版报纸共出了16期，对开4版。当时，正值中国体育界备战在墨尔本举行的第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此大量的报道都围绕各个运动项目的选拔赛。参加选拔的不仅仅有内地各省市的运动员，还有港澳同胞。试版期间，他们广泛征求国家体委及各省市体委的意见，在取得经验的同时，更增强了创刊的信心。
但后来根据中宣部意见，由于全国纸张供应紧张，决定《体育报》暂不出版。尽管如此，这段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为1958年《体育报》的正式出版创造了条件。
1958年，贺龙要求国家体委：“关于申办《体育报》的事情，赶快写个报告，密件封好，直接送给周总理，由他向中央转达和报批。”报告送上去之后，不久就得到了批准。中央批准创办《体育报》后，贺龙曾三次把李凯亭叫到驻地，与他研究如何办好《体育报》。
初生的《体育报》办公条件很简陋。《体育报》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借助《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排印，这就给初期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每次必须抓紧时间抢在《人民日报》之前，完成四块大版面。工作人员科班出身的不多，业务还显生疏，加上通讯工具落后，手工排版等原因，常常是“欲速则不达”。有时候，碰到报纸临时“倒版”，天都快亮了才能付印。
1958年9月1日，《体育报》正式创刊，初为周二刊。头版大红字刊出毛主席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朱德、陆定一、李济深、李德全、康生、郭沫若等在头版撰文祝贺。
创刊号发出中国体育界强劲声音，也记录中国体育与国际奥委会的一段特殊交往。在第四版刊出《中国奥委会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各地愤斥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拥护我奥委会不承认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主席马约翰对本报记者发表谈话，严正指责布伦代奇为美帝效劳”等。
对《体育报》的创刊贺龙亲自到会祝贺，并鼓励说：“创刊那张报纸有特色，生动、活泼，我都看过了。”当时，在办报过程中，贺龙主抓报纸的党性和思想性，并反复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纸，要建立通讯网，发展通讯员，抓典型，树标兵，赞同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好的要表扬，不好的要批评”，并且还提出“报纸这把‘剑’不利了，要磨一磨。报纸一定要发挥旗帜、鼓励、激励、推动、批判的五大作用”。
贺龙同志十分关心体育报的出版，做得好就表扬，差的则及时给予指导、批评，并提出改进意见。如1964年1月6日，贺龙看到当日出版的《体育报》后，指示得很具体：第三版上《从放羊娃到运动健将》这篇文章好，应该抓这类文章，向运动员进行教育，还可以想办法去访问一下，多了解一下。今后，这类东西要多登。上述类型的文章应加上一个编者按，叫运动员学习。三版上转载《解放军报》的“新华社论”摘要很好，加上按语就更加好了。当天下午，贺龙又要秘书打电话给报社，再次传达了他对报纸的意见。仅1964年一年，贺龙给体育报社有记载的批示和电话就达44次。
在《体育报》创刊六周年前夕，贺龙还请毛主席为《体育报》写了报头。毛主席为《体育报》写了三组字还附上一封信，信上说“我写了三份供选用，如不合用，可以再写”，并在第一张上“体”字右上角画了一个小圈，在第三张“报”字右上角也画了一个小圈。后来，就选用了第一张的“体育”二字和第三张的“报”字。
《体育报》在1964年7月改为周三刊，1966年11月因“文化大革命”停刊，1974年1月复刊。1988年7月1日，《体育报》改为日报，并更名为《中国体育报》，报名由邓小平同志题写。
（3）综合报刊中的体育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6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北京人民体育大会做了报道，揭开了新中国体育报道的序幕。
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曾设有体育栏目。
2.新中国广播、电视体育新闻的诞生
（1）广播体育新闻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春，前苏联国家男子篮球队到上海参加了三场比赛，这三场球都进行了现场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邀请陈述担任现场广播。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体育比赛的转播。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体育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广播体育节目的播出量逐渐增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广播开展体育活动最突出的事例是广播操。
（2）电视体育新闻
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成立，开播后不久就有了体育报道，并在同年开办了第一个体育专栏节目《体育爱好者》，初为不定期播出，从1960年起开始在固定的时间播出，即隔周的周二、周五播出。
1958年6月19日，刚刚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特意安排转播了当时水平最高的两场篮球比赛，“八一”男女篮球队和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友谊比赛。这次转播也成为中国电视体育史上，乃至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次实况转播。但在当时，各种转播条件还不是很成熟，懂得技术的人不多，转播设备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次转播使用了日本在北京举办展览时留下的一辆两讯道转播车。
1959年9月1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后对中国体育的一次大检阅。北京电视台转播了运动会开幕式及足球、篮球、排球等重要场次的比赛实况，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了比赛的消息，还在全运会结束后播放了电视纪录片。
1973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与湖北电视台合作，将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电视信号从武汉传回北京，并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开创了异地体育赛事实况转播的技术领域。
3.“文化大革命”对体育新闻事业的冲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乱，中国体育新闻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当时报纸对体育消息的报道很少，《体育报》与《新体育》相继停刊，中央台的体育节目及各地方台的体育节目也基本上停播。
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体育的国际交流活动曾为我国外交事业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体育报刊也十分重视。
《新体育》与《体育报》在1972年和1974年相继复刊，但这时的体育报道被动地与政治相结合，对于体育比赛成绩大多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报道，更多的是对“加强友谊、促进团结”等场面的渲染和描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成为这一时期体育赛事宣传报道的主要导向。
4.体育腾飞带动体育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84年上半年，我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94个，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获124个世界冠军的1/4；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97次，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打破和超过世界纪录273次的1/3强。
尤其是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蝉联世界冠军，成为第一支在世界女子排球历史上连续五次夺魁的队伍。中国体育代表团在198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获金牌总数居世界第四位，世界舆论公认我国在一些项目已步入竞技体育强国之列。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孤军奋战，连胜日方五人，最终获得胜利，创造了围棋史上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