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螺旋理论应用趋同原理，把社会心理的趋同惯性无限放大，不能不走向极端。
据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中介绍，50年代索罗门·阿什的实验证明，趋同行为发生的概率受到两个重要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是有没有来自他人尤其是来自所属群体的支持，只要当场有一个支持者，趋同行为的概率便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条件是个人对自己的见解或信念的坚信程度。实验心理学研究证明，对自己的观点确信度低的人，往往会通过寻求与他人的类似见解来加强自己的信念，因而比较容易接受多数派的影响，而确信度高的人则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多数意见”的社会压力还受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制约。
例如，在传统、保守、封闭的社会，“多数意见”的压力通常强大；而在开放型社会以及社会秩序或社会价值的变动时期，“多数意见”未必能左右人们的行为。日本学者平林纪子指出：“就宗教问题而言，在荷兰等天主教国家或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促使人们趋同的压力显然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沉默的螺旋”假说忽略了舆论变化过程中“少数派”的作用。S.莫斯考维希指出，群体合力中的“中坚分子”（the hardcore）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的强烈性，可对“多数派”产生有力的影响，甚至可以改变群体合力（合意）并推动新的合力形成。这是与“沉默的螺旋”不同的另一种舆论形成过程，即由少数人意见向多数人意见演变的舆论机制。
三、从沉默的螺旋到舆论背反
以上批评沉默螺旋的种种结论和实验表明，在大众传媒面前，受众不是被动的、盲从的非理性动物，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主体，常以反沉默螺旋的方式发表意见。这是本文要阐述的核心问题。
沉默的螺旋可以奏效，仅仅在下述三种条件下能够出现：（1）少数缺乏社会主体意识而又缺乏主见的人，轻易地把媒介意见视为真理。面对媒介的强烈议题，对自己原来意见产生怀疑之后便默默接受媒介的议程。麻木的从众心理使这部分人经常改变自己的态度，他们是沉默螺旋中的悬浮物。（2）应当承认，媒介在设置议程方面一旦巧妙得难以被人发现其荒谬之处，或者受众的知情权被剥夺，就会盲目地追随媒介，跟着螺旋的曲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地聚集起来；但时间稍久，媒介意见的荒谬露出了破绽，螺旋模式开始失效。这说明，即使错误的媒介意见也可能在有效时间内使受众发生趋同行为；这一有效时间究竟有多长，我们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3）媒介的意见符合绝大多数受众的价值观、利益和见解，同民意达到一体化，沉默的螺旋开始生效：不同意媒介意见的人即游离于民意之外的人，如果不是民意的死敌，就会默默地放弃原来意见，让自己很快融入民意的洪流。媒介代表民意，沉默的螺旋模式及其功能始终是奏效的。
显然，从以上前两点分析，舆论背反即媒介议程引起相反的舆论，导致沉默螺旋理论的完全失效。沉默螺旋同舆论背反构成媒介的两个相反功能，使媒介作用于受众的博奕更具挑战性。在当代社会，舆论背反比沉默螺旋有更大的再现比率，常使媒体在“飞去来器效应”面前陷入尴尬。西方反全球化的游行示威，前苏联“8·19”事件的媒介控制，都推翻了媒介的预期美梦，舆论背反屡屡神威大作。媒介主宰者的思想浸染着媒介万能论的色彩，不断给自己培养一批批反击者，使舆论背反在以下三种情况经常出现。
1.操纵舆论的恶果
在控制媒介的强力人物眼中，舆论不过是分散、脆弱的意见，对其操纵就是对其驾驭。操纵舆论成为他们的思维惯性。他们认为，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公众，很难形成强大声势，操纵比讨论重要并更有宣传效果。“立体的型的认知→组织领袖对符号的操纵→情绪统一”就是所谓“舆论操纵论”。“舆论操纵”是企图控制或改变舆论的一种手段。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指出，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常常通过大众媒介实行社会控制，在权力结构中占据显要地位，实质是控制各种意识、态度和行为。现代社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媒介市场，舆论不过是大众媒介内容的反映，受众接触媒介不希望陷入被操纵，而是渴望平等交流。媒介上操纵舆论的动机越明显，反而越失效，操纵者往往引起受众的反向思维，被舆论背反打入冷宫。
2.对错误意识形态的反弹
舆论在一定意识环境中形成，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制约，民意则是正确意识形态的民众化、粗放化。媒介的议程被错误意识形态控制，背离活生生的人民实践和意志，人民对媒介的报道就形成逆反意识，使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现出来。错误的意识形态总是力求将民意限制在一定范围，压制它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宣传与民意相反的观点，企图发挥控制、改造和记载的作用，以期改变大众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人民从冷漠、旁观到回避媒介错误意见的倾泻，渐渐发展、形成自己的见解。在意识形态冲突。
的社会中，舆论背反充满整个过程，表现为意识形态更迭中的思潮波动。社会制度的变迁，作为新思潮冲击错误意识形态的结果，在媒介和民意的互动中不断把社会推向前进。
3.对“制造同意”的反击
舆论背反与“制造同意”难以协调。历史统治者总是最大限度利用媒介展示人民对他的赞同，人民的同意被不断制造出来。实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西方，行政首脑除了需要定期地面对选民之外，必须规劝立法机构采取具有法律效力的措施，但用媒介议程显示群众的赞同是最具荣耀的方式。罗伯特·塔克在《政治领导论》一书中揭示了这种现象，提出“制造同意”的概念。他说，在一些专制国家中，独裁者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威胁的手段，恫吓从深宫大院里的臣属到大街陋巷的平民。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行使恐怖性的专制主义，而是努力地说服，让媒介一再表明人民如何同意他的一切决定。只有在说服失败后才动用强制性手段。有两点可以使我们弄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其一，强迫手段带来的只是被动的服从，只有当人们真正地被说服了，才会主动地、全力以赴地支持、保障专制政体的正常机能；其二，独裁政权在动员支持时，往往面临十分严峻的问题，即他们无法代表公众意见，实施的政治不能预先得到民意的认可，只好动员媒介打一场“制造同意”的防御战，于是便大肆制造人民的同意。但违背民意的政策被媒介公布并加以宣传以后，舆论背反总是戳破这种“同意”的假象，渐渐形成民怨。这种舆论背反实际是对“制造同意”的反击。
四、媒介意见来自何方
无论议程设置论还是沉默的螺旋理论，都忽视媒介意见的来源问题。媒介意见来自民意，则这两个命题都能成立并产生惊人的效果，否则就脱离了文明的意识基础，无法引导受众的认识。
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通过理性与行为选择并展示自己的利益，不仅具有历史的客观性，而且具有价值判断和政治评价的意义。按正当利益改变外部世界，充分实现人自身的主体性要求，构成了民意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人们在选择价值目标和理想时，逐渐形成了公共舆论，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追求。从总体上看，媒介无需制造什么舆论，它若能有力地推动社会进步，只能积极、主动地反映民意。
人民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具有校正作用，要求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并通过民意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规律。民意从现实中涌现出来，对经济政治活动的性质、状态作出真实的说明，使政治实体了解社会关系及生产力正在发生的。
变化，才能及时调整过时的意识形态。媒介围绕权力意志从事精神生产，使意识形态距离社会越来越远。只有人民的政治意识，即民意才能使政治上层建筑接近生活，正确地反映实际，指导实际，并能有效地纠正意识形态的错误。生活不断创新，紧迫的社会巨变必须有同步发展的正确思想为指导，但这不可能到原有的政治框架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只有到社会实践、到社会舆论的声纳中去发现。政治机构跟不上历史步伐，不得不求助于民意。媒介的意见只有来自民意，才能反映历史规律，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如果媒介的意见是自己设置出来的，脱离人民的追求，就难以产生持久的引领作用。
毛泽东指出：“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生产力不会讲话，社会也不会讲话，但生产力最积极的因素——人会对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状况发表意见，给生产力装上说话器官。民意作为生产力的话语，强烈呼唤经济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人的合理利益相一致。当生产力的发展提出改革要求时，变革一切制度才提到日程上来。媒介的意见只有反映民意，才能适应社会变革的目标，议程设置才会产生巨大的号召力。
无论议程设置还是沉默的螺旋，要想产生效力，必须为人民代言，反映历史规律和人民的主体性活动。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克拉珀在他的《大众传播的效果》一书中说的那样：“大众传播一般不能成为产生受众效果的必要的和充足的原因，而更可能处于各种相互牵制的因素和影响中，并通过这些因素和影响而起作用。”这些因素无疑是代表人民利益讲话，阐明的意见能否具有说服力和公正性，等等。如果信息发送者想操纵舆论，只有立足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才能万无一失。不管什么样的政治权力，都努力把大众传播机构作为依附于其体制的宣传机器，将其纳入权力结构，但它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同广大民众的思想没有距离或完全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