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会林
一
近观中央电视台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而精心制作、隆重推出的大型长篇历史文献片《百年中国》,深感诚如其总编导陈晓卿所言,“这是迄今为止反映中国百年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数万幅照片、数百分钟的录音、数万米的胶片和数百箱资料磁带,纷繁的画面和沧桑的声音,再现了我们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其中,充溢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与民族的精神。
就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而言,一百年仅是她的五十分之一;但是对于面临着新千年之际的中国,最近的一百年,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年以上的封建帝制,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富强的艰难历程。“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前仆后继,英勇搏击,体味了太多的忧患,付出了太多的牺牲,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中国、新生活。应该说,此期间浩繁的历史事件、复杂的社会百态、丰富的生活积淀,客观上已有相当厚重的史料积累,却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缺乏细致的清理与系统的整合,而散落于国内国外、四面八方。此刻时值百年之交,心头时常涌现古诗中的两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中,讲古说史是民间文艺的一大传统,它昭示着亿万百姓对民族历史发展的关注,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关切。特别是不通文墨的人们,大多只能通过口头传播的各种方式,获得对于历史的认识与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电视台在新的千年、百年之始,及时播出长达1800分钟(每日5分钟,前后将历时一年)的大型历史文献片,通过“纷繁的画面和沧桑的声音,再现了我们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实乃顺应民心、体贴民意的一件大好事;也是对我国电视文化的一个大贡献。
如此庞大而繁复的电视创作,从选题到完成,其间经历的困难是不言而喻、可以想见的。同业们都很明白,需要在限定的日期内实现的这项系统工程,以我们目前所占有的资料与素材,实在有太多必须勉力克服的贫弱之处,乃至空白之处。敢于面对这一巨大选题,已充分显示了创作者们的气魄与胆识,令人感佩;而将千方百计地收集到的大量照片、录音、胶片、磁带,加以巧妙地编组组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电视纪录片,更让人赞叹。这个创作集体,倾心竭力地寻找着“一种书写中国百年史的电视方式”,以“最高级的智慧体操”,对每个画面、每个声音字斟句酌地精心编辑、操作,因为,他们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一项神圣的使命,是在为世界、为中国、为中国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世纪中国”影像历史;他们真诚地表示:为此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个拥有29人的创作群体,其平均年龄只有29岁。所有这些,让我们深受感动,对这支年轻的创作队伍的敬意油然而生。
二
细细地体味这部长篇巨制,可以感受到它富有民族文化意蕴的鲜明特征。
首先,是内容设置的民族文化内涵。
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民族精神的体现与民族文化的渗透。中华民族几千年持续发展的文明传统,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从“有无相生”注重整体功能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等文化观念,到具体的审美方式,都有着大量可供汲取的民族智慧的精华。著名前辈学者张岱年先生在《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和综合创新》一文指出,中华文化传统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乃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价值目标、共同理想、思维法则和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我们的电视创作应当表现的,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创新,我们电视人的重任,正在于用最现代化的手段,弘扬我们民族的独特精神。
在《百年中国》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围绕着我们民族百年历程、凸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宏观视野与微观视点的结合。比如大标题:从“风雨世纪初”到“迈向新中国”,包容着东方古国五十年的历史沧桑;从“共和之梦”到“救亡之路”,描述了华夏民族追求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的艰难征程,如此等等。又比如内容的选择,既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的方方面面;也书写了“《苏报》案”、“临城劫案”等具体事件的史实。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邪恶野心与残暴行径,到中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与奋勇抗争;从蒋介石的黯然下野到毛泽东的“进京赶考”;无不进入了创作者的视界之内,并得到真实、生动的展示。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系列片中,特别关注了文化领域的大量信息,作者以细致入微的目光巡视并吸纳入围,如文坛巨匠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发表、北大校长蔡元培关于小学教员的社会位置与责任重于大总统的演讲、中国的第一家幼稚园第一所现代学校第一张报纸第一份杂志的创办、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的开播、中国电影第一部长故事片的首映等等。
它以丰富的影像与丰厚的声音告诉人们,在这一百年间,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历经过封建王朝的坍塌、抗日战争的胜利、三座大山的倾倒、人民中国的诞生,直到改革开放的巨变、香港澳门的回归……它带领人们回首往昔峥嵘岁月,重现当年激荡风云,从而使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翻天覆地的今朝。因此,它给予我们的启迪是十分深刻而巨大的。
在《百年中国》里,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民族传统美学中独特的抒情与伦理的交融。在它的画面与声音中,充盈着伦理性的思想判断与情感诉求,并体现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意识之中,如浓郁的宣教意识、忧患意识、苦难意识、团圆意识等等,不论大小标题,还是长短章节,无不包容其间。在状绘上半世纪的篇章里,呼唤民族的觉醒,宣扬国家的灾难,张扬民众的反抗,憧憬百姓的安康;在描述下半个世纪的篇章中,则放眼祖国河山,对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稳定,经济的腾飞,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给予了理性的剖析与热情的讴歌;通篇以视听艺术的强大冲击力,感染与吸引着观众的身心投入。
在我们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历史中,强烈的是与非评判,鲜明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抒情文化传统之内,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整个电视片中,同样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这一悠久民族传统美学的身影。这部作品里,既有多处客观、冷静的论述,以表达创作者深入的理性思考,如对于黑暗政局的描绘,从“大清王朝”的苟延残喘,到“蒋家王朝”的分崩离析等史实的铺衍;更有大量饱含真情实感的抒发,以显示作品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我们不仅可以从各章的大标题如“暮鼓晨钟”、“山重水复”、“风云变幻”、“众志成城”……到众多小节标题如“山雨欲来”、“同仇敌忾”、“粉墨登场”、“众叛亲离”……的拟定,看到它的印迹;更可以在众多的画面与解说词如“瑞雪兆丰年,这场雪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呢?”、“鸦片战争教会了慈禧太后‘租界’这个词”、“战争与胜利、血泪与光明,1949年的画面构成了物换星移的历史篇章”里,感受到充满激情的民族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