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面对自然灾害或生态安全的威胁时，媒介安全的功能就特别明显。这一领域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论述集中在“风险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灾难传播（disaster communication）”、“应急传播（emergency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等几个方面。从学术上看，风险传播、灾难传播和应急传播这三个方向非常接近，甚至有的是同一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政治地域间使用上的变化和替代而已，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都是和自然灾害与生态安全的威胁有关。例如国际卫生组织在2004年专门就“风险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举行过国际论坛。国际卫生组织认为：风险传播的定义，与在灾难或紧急状态下的传播关系密切。风险、紧急或灾难这三个术语都界定了这一状态不同但有共性的特点。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区别地运用这三个术语。国际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灾难性事件中可提供的资源不平衡，因此用“紧急”这个概念比较多，而在西欧国家，“灾难”和“紧急”用于潜在的流行疾病，风险则更加具有政治意味。因此，将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媒介安全中，具有非常现实和可持续的意义。
第一节自然灾害面前的大众传播
如果说恐怖袭击是直接人为的、高可控度的，那么自然灾害就是非直接人为的、低可控度的。“与其他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一样，生态或环境问题也存在一个安全化的过程。”（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2006：126）关于如何通过大众传媒实现抗灾救灾，传播学界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并形成了“灾难传播”的研究。学者索德（Sod）等在《自然灾害中新闻媒体如何运作》一书中指出：灾害中的新闻报道对于公众、议程、政策以及行为都有多样而重要的影响力。研究表明，在媒体报道作为灾难事件重要性的“现实世界感应器”和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Rahul Sod，Geoffrey Stockdale，Everett M.Roger，1987）。也就是说，通过大众传媒对灾难新闻的播报，可以使公众更加关注灾难，从而及时有效地规避风险。
大众传媒对灾难有预警的作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克里利森城和夏威夷州的希罗两个经常遭到地震和台风袭击的城市，传播可以让不同的公众得到必要的信息，从而在自然灾害来袭之前和灾害之中，使公众得到必要的预警信息，并采取有效行动（Williama Anderson，1969）。
大众传媒在灾难中发挥了比作为第四权力的民主更重要的作用，其监督作用在灾难中也越发明显。首先，政府并不擅长在突发事件中收集一手信息；其次，政府部门内部之间沟通很有限且缺乏合作，而大众传媒不仅擅长迅速有效地收集信息，而且能够直接向公众传播，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再次，在自然灾害中公众对于灾难信息的渴求成倍增长，而大众传媒能够借此影响更多的人群；最后，大众传媒还扮演了批评者的角色，媒体不仅提供关于灾难的信息，而且重新建构了作为新闻故事的灾难，并为灾难故事提供了更加宽广的文化共鸣和更加丰富的政治、社会意义。很难想象政府失去了新闻机构的报道还能对灾难作出积极、正确、有效的反应（Andrea M.，G.Robert，2009）。
波多黎各大学的马拉教授（Marla Perez-Lugo）在《灾难状态下的大众传媒》一文中指出，过去的文献研究都集中在灾难中媒体如何作为管理工具来将信息从官方机构传递到志愿者和人数极多的受众中。然而马拉通过对在波多黎各的乔治飓风的研究表明，媒介-受众关系是公众应对危机的重要策略，公众在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都受到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在抗灾准备阶段，公众通过大众传媒寻找关于自然威胁的信息，并没有开始准备的行为，也并不急需媒体通过采访专家所发布的常识信息。在灾难影响阶段，公众通过媒介获得情感支持来抗击灾难，这可以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打破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隔绝。在抗灾恢复阶段，公众想了解其他社区的情况。
因此，马拉的研究表明，人们主动地寻求和媒体接触的机会。他认为这个结论很难用现有的传播理论模式解释（Marla Perez-Lugo，2004）。但是如果引入媒介安全的概念，这一切就变得容易了。公众在自然灾害中主动寻求媒体接触的机会是为了获得安全感。马拉的研究还显示，在面对自然灾难的传播过程中，获得怎样的由媒介传递的信息反而是第二位的，而最重要的是受众认为他具有怎样的“媒介-受众”关系。“媒介-受众”关系的重要性在于，在危机中，这种关系成为重要的情感支撑并具有了“建构社区”的能力。
传统的认为大众传媒只是传递信息功能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这一重要的方面。马拉认为，应进一步研究灾难中大众传媒的表现与功能，特别是要从灾难受害者的角度去分析。他就重点研究了电台DJ、电视评论员等多样的重要传媒因素，这些因素一年365天伴随公众，却被社会学和风险传播学的研究所忽视，而正是这些被信任的公众人物在灾难中，通过媒体给予了受众强大的心理暗示和安全感，从而激发了友情、承诺、尊敬等我们在灾害和风险中最需要的力量（Marla Perez-Lugo，2004）。
在灾难发生时，向公众开放信息，及时进行公关应对，已经成为我国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制的题中之义。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基本法律，旨在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其中大量针对的是自然灾害，进一步规范了突发事件信息公开。
2008年，我国经历了汶川大地震，在这次地震中，大众传媒发挥了积极的救灾作用。传播学者们纷纷对汶川地震中的传播遗产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在自然灾害中通过传播安全信息实现公众和社会的安全（何镇飚，2009）。南京大学杜俊飞教授认为：“这次的汶川地震报道，央视、四川台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主流媒体的直播、特写，成为震后全国人民获取准确信息的最好渠道。国人因此感受到了信息公开透明的威力，与此同时，信息公开推动了抗震救灾的开展，也减少了谣言的滋生。”（杜骏飞，2009）中国人民大学危机学者胡百精则认为“媒介仪式”在汶川地震救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次地震期间，各大媒体自发举行了多种形式的仪式活动，尤其是网络媒体因其操作性强、参与程度高的特点，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胡百精，2009）
第二节大众传媒的环保理念传播与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年的报告中都反复强调“环境安全”。著名学者特里·特里夫指出，“当我们谈到环境的时候，指的是什么？环境包括我们居住的行星上所有的生物与非生物：岩石圈、生态圈、大气和同温层。而环境与安全相关联或许还应包括军事战术中的地形与植被，战略思考中的地缘影响，以及自然资源冲突中的竞争。”（Terry Terriff，1999）巴瑞布赞认为，环境概念过于丰富而复杂，包括了生态系统、能源、人口、食物、经济、国内斗争等方方面面，而其中最纯粹和最重要的是生态问题（巴瑞·布赞，2003：102-103）。
国内著名非传统安全学者、浙江大学教授余潇枫教授在其专著中指出，生态安全是人类的“第一安全”，突出表现在四个特点上：首要性、全球性、紧迫性、代际性。生态安全会直接威胁以下几个方面：人口、大气、水、土壤、森林、能源、生物物种等（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133-146）。
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看，大众传媒可以通过及时播发信息和长期改变受众理念来有效维护生态安全，实现媒介对非传统安全的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环境不安全之一，但是大部分公众并不会从学术期刊的专业词汇中了解身边的气候状况，而是通过大众传媒获得环境信息（Kris M.Wilson，2000）。因此大众传媒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将科学概念翻译成公众能够理解的内容的责任。“对于公众而言，科学的现实是他们从媒体里学到的。”（Nelkin D.，1987）大众传媒承担着向公众教化，使其具备应对环境变化的知识与技能，从而给予公众更现实的安全感。
大众传媒把关于气候变化的错误的信息传递给了公众，从而引起了不必要的或者方向错误的恐慌，这源于新闻记者对相关领域的无知，对行业术语的错误理解，和态度上的只求热点、敷衍了事。公众对科学、环境、气候、生态等信息的获得都是通过媒介，大众传媒把科学家的观点搬运给了受众。
科学家经常批评媒体误解或曲解了他们的意思，可是又无法指出媒体到底错在哪里（Nelkin D.，1985）。原因之一是，全球变暖等生态安全和环保问题，并不是短期、突发事件等适合媒体报道的，相反，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媒体难以通过报道类似事件引起公众足够的关注，也难以将生态安全在短期内有效纳入媒介安全。但是，正是因为生态安全的重要、媒体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媒介安全在这一领域的难度，才使研究变得不可或缺。
第三节大众传媒在生态安全中的难点与成因分析
传播学者和生态学家在最近几年找到了大众传媒在生态安全中安全作用受限的症结所在。主要有四大原因。
首先，不同类别的媒体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层面不同，导致了公众对议题范畴的混乱。通过对全美报刊媒体的生态安全进行内容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国家级报刊重点报道国家和国际的气候可变性及其衍生后果，而地方报刊则只报道本地的气候变化及对本地居民的影响（Moorti，1995）。因此，公众在界定生态安全的边界时，在不同媒体上会获得不同的范畴，这类彼此成为噪音的现象削弱了公众对此议题的关注度和延续性，从而使媒介发挥此类安全功能遇到了阻力。
其次，在文字表述上，大众传媒经常出现混淆。科技类记者使用“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一词来描述生态和气候的核心问题，而这个词，到了非科技类记者和专栏作家那里就变成了“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Wilkins，1993）。可以想象，新闻记者尚且如此，对于更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的公众来说，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论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呢？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只有15%的学生知道“全球变暖”和“温室效应”是可互换的概念，这个数据在专业的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那里是30%，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二的记者并不知道这两个术语没有任何差别（Kris M.Wilson，2000）。这一发现来自学者克利斯·威尔逊（Kris Wilson）的实验，他把调查对象分为大学生和环境记者两组。大学生组的调查表明，大众传媒是他们获得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50.7%的学生表示大众传媒是他们的首选信息源。这个数据相当可观，反映了电视等大众传媒在环境和生态安全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在众多传媒中，电视比报纸更受学生喜爱，这个数据和1988年卢卡斯和施密特对大学生把电视作为第一媒介来源的53%的数据相差无几（Lucas，Schmitz，1988）。但是，在威尔逊的实验中，两组观众同样收看了一期关于环境问题的新闻节目，对节目所要表达的意图，大学生组和环境记者组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和分歧。反观对比的环境记者组，在对于“温室效应”这样一个已经是科学事实的认知上，和没有相关知识储备的大学生组的认知程度完全一样。所以，记者自身缺乏科学素养和研究态度的文字表述混乱，使大众传媒在环境和生态安全上的影响力受到了削减。
再次，媒体报道的“新鲜性”需求和环境变化的缓慢与长期性，使环境与生态安全的议程设定不适合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需要的是能迅速得到结果的故事，但气候变化或环境问题却是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的议题。
记者会认为没有新的进展或乏善可陈，而放弃或不关注环境议题（Stocking，P.Leonard，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