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她和拉斯韦尔在《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全》以及阿什德在《制造恐慌》中一样，论证了“身份”在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次，她延续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的观点，提出了“安全话语”理念，进一步强调了作为安全的话语，并且把“安全”作为话语来研究，为运用话语分析方法进行安全研究奠定了基础。最后，她通过话语“互文性”的研究，论证了“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建立。她指出：“政治话语中的互文不是简单地对外交政策的相关分析，这一文类掺杂了叙述和知识的主体形式包括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分析。”这一互文研究有三种研究模式，一是政治反对派的话语，二是媒体和公司机构的话语，三是大众文化和边际政治的话语（Lene Hansen，2006）。在汉森的研究中，媒介话语对安全和国际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英国格拉摩根大学的巴克尔（Vian Bakir）和巴罗（David M.Barlow），于2007年主编了《猜疑时代的传播：媒体与信任》（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Suspicion：Media and Trust）一书，针对西方媒体多次发布“不存在的”恐怖袭击的预警，公众开始怀疑媒体的公信力，媒体成为了政客统治民众的重要工具。于是，在书中“公共空间”再一次被论述，而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是话语研究（Vian Bakir，David Barlow，2007）。
三、国内媒介安全研究的现状及批判
非传统安全研究是浙江大学的特色与强项。余潇枫在《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一书的第二章“公共危机的治理结构”之第二节“媒体功能与危机治理”专门论述了媒体在公共危机中的独特处境。这可以看做国内最早的对媒介的安全功能的论述和研究成果，不过由于作者的学科背景限制，对媒介的“危机治理”功能挖掘比较浅。例如只提到和引用了“议程设置”、“涵化”和“危机传播”三种理论，这显然是不够的（余潇枫，2007）。而其对策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传媒的关系上，这点也值得商榷。
与《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一同出版的潘一禾的《文化安全》并没有涉及媒介发挥社会安全功能的内容，而是重点研究如何保护我国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在涉及信息产业部分用四个页面的篇幅讨论了“电视文化产业”安全，引用材料包括张志君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潘一禾，2006）。
胡惠林是国内较早研究文化安全的学者，并成功申报200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课题《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他于2005年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和《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前者指出，文化安全是一种国家“大战略”，认为应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胡惠林系统地研究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成因、动力机制和现实挑战，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安全战略问题，提出了要树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文化安全观，创建民族集体认同的国家文化规范体系（胡惠林，2005）。这两本书彼此有一些相同之处，始终围绕“国家”来做文章，没有脱离传统安全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窠臼。著作填补了我国文化安全研究的空白，但研究有待深入。
曹泽林的《国家文化安全论》同样把文化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视野之下，更多关注国际势力对国家文化可能造成的威胁（曹泽林，2006）。相对媒介安全，文化安全是一个略为成熟的研究领域，在清华同方数据库可以搜索到论文451篇，其中与“传播”相关的有12篇（例如《跨文化传播中的本土文化安全浅析》、《网络传播中的文化安全问题及对策》、《关于对外传播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思考》、《全球化传播与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新闻出版与文化安全》等），但其核心还是反对文化霸权，反对文化帝国主义等。郭一曲的《文化安全：大众传播的历史责任》是为数不多的从大众传媒角度思考文化安全的论文，他认为：“只有把弘扬中国文化变成一种自觉的行为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安全’。这不仅是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战略需要，是大众传媒背负的历史责任，更是传媒业的自身生存发展的长久之计。”（郭一曲，2002）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失价值，但却不免狭隘，体现的是当年面临WTO时全球化的焦虑。
文化安全研究总体上没有把大众传媒作为独立的社会功能机构，而且主要涉及的是传播内容和“文本安全”。对于本研究所论述的大众传媒发挥的（社会的、非传统安全的）安全功能更是鲜有涉及。不过，在本研究所针对的我国媒介安全体系建设领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支庭荣在2001年就提出了“国家传播安全”的概念，其发表在《中国广电学刊》的《试论21世纪国家传播安全》一文指出：我国的传播安全主要遇到两大挑战，一是信息化的潮流和网络媒体夹带西方各类噪音的入侵；二是全球化的潮流和加入WTO以后我国传统媒体遭遇的冲击。支庭荣的国家传播安全观和文化安全类似，是防御型的对国外“噪音”的焦虑与对WTO以后中国媒体冲击的恐慌（支庭荣，2001）。国家传播安全，这一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议题，也没有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对于把传媒看作一个产业，研究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安全，则可以追溯到2002年，姚德全、乔海曙和肖晓敏合作发表了《传媒安全与发展：一个资本运作视角的分析》一文，主要从资本运作的角度来谈媒介安全，也涉及了传媒自身的安全与传播内容的安全，不过没有展开论述（姚德全、乔海曙、肖晓敏，2002）。笔者在《媒介产品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媒介产品应具有“安全性”，并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不过该论述仅仅停留在对媒介产品的“价值”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没有进一步论述媒介产品如何实现安全（何镇飚，2003）。
国内也有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对“传播与国家安全”进行研究。北京国际关系学院隋岩在《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一文中指出，电视传播是影响国家安全的“软环境”“软实力”。在跨国传播中，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是强势的文化（隋岩，2003）。
但此类研究除了隋岩的这篇论文，其他多以传媒与国际关系为主，没有深入研讨安全与传媒问题。仅有的几篇全部是硕、博士毕业论文，例如北京外交学院覃柳的硕士毕业论文《舆论、传媒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2004），武汉大学王昱炜的《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大众传媒因素析论》（2006），而且其专业多为国际关系，较少运用传播学知识。其中的佼佼者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专业汪晓风的博士毕业论文《信息与国家安全》，提出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问题，并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中的信息战略进行了分析（汪晓凤，2005）。
我国对媒介与恐怖主义的研究在最近几年有较好的势头。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邵培仁教授的《恐怖源于媒体？——媒体恐慌论介绍及启示》和《媒介恐慌论与媒介恐怖论的兴起、演变及理性抉择》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指出：“今日媒介实际上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者与我们争夺的一个新的战场。恐怖主义者利用西方媒介的超级权力，遵循新闻价值规律，通过制造恐怖活动为媒介提供新闻报道内容，从而实现制造社会恐慌、进入社会议程和主导体制的目标。”（邵培仁，2007）这一清晰的“路线图”正是媒介安全所要发挥作用的路径。
对于危机中的传播及其媒体研究，国内比较多地运用公共关系的原理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百精连续主编了《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05，2006，2007），其中《2008年年初南方严重冰雪灾害中的公共议题管理与社会对话研究》，以及《“非典”以来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的总体回顾与评价》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而《中国危机管理状况调研报告（2006）媒体研究子报告》更是直接从媒体的角色定位、信息加工机制、主要困境和总体评价与期待等几个方面，对危机中的媒体进行了研究（胡百精，2007）。钟新的《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把行政效能也纳入危机与安全的考察视野，分别考察了影响知识分子和影响公众的主因（钟新，2007）。此类研究的问题在于，都把媒体当作了传播渠道与工具，公共关系始终把政府或者商业机构作为“主体”，研究其与公众的传播，从而忽略了媒介自身的安全功能的发挥。邵培仁和潘祥辉的《危机传播推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从汶川地震看危机事件与媒介制度创新的内在关联》一文认为：“在危机事件中，媒介和政府的制度创新的结果都会受到新的评估。”媒体在新闻的竞争中为了提升自身的公信力，乘机挑战政府的媒介政策并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邵培仁，潘祥辉，2008）。而事实上，传媒的功能之一是使社会更加安全，政府应该鼓励创新，还是规范媒体在危机中的这种自我利益导向，是该论文对媒介安全提出的新的思考。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了《媒体信息安全的整体监控》（王永滨，2006）和《传媒信息安全策略与实施》（张鹏洲，2007）两本编著类作品，所涉及的都是传播技术层面的安全问题。例如前者关注的是条件接受（CA）、数字版权DRM（加密）等问题，阅读对象主要为各级电视台的技术总监，属于“播出技术安全”。而后者更是从信息安全密码学，对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安全”进行了研究和阐释。这两本编著都是对广播电视行业的网络传输的硬件研究，不属于社会安全研究，甚至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国内真正提出“媒介安全”术语，并进行论证研究的，始于2004年1月笔者《关于媒介安全的思考》一文的发表。文中媒介安全被定义为“通过媒介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与群体安全”，认为“媒介安全的主体是媒介”，“媒介安全可以预防和制止媒介恐慌与社会恐慌”，建议可以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研究媒介安全，“媒介安全还必须把媒介放在媒介生态中加以研究，是媒介生态决定了媒介安全”，并提出了“加强媒介安全的监管方式”（何镇飚，2008）。同年7月，笔者的《从FCC看美国的媒介安全》一文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美国的媒介安全政策与体系，对美国的媒介安全模式进行了介绍、研究和批评，为我国的媒介安全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何镇飚，2008）。2009年，笔者连续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了《广电传媒在金融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和《媒介强国论——广电传媒60年强国路径与逻辑研究》，提出了广播电视传媒在金融危机中的首要作用就是“安全”（何镇飚，2009）。而新中国成立60年历程中，大众传媒发挥了“保证社会安定，实现媒介安全”的功效（何镇飚，2009）。
四川大学的欧阳开宇教授和王安中博士在2008年底联名发表的《媒介安全体系的价值认知与实现路径》是对笔者媒介安全思考的进一步论述，文章从满足媒介使用的全员性需求，构建媒介和谐共生体系；提高“媒介效率”，促进传媒行业的集约化发展；注重媒介代际正义，促进媒介价值的可持续性利用等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我国媒介安全体系的现实路径（欧阳开宇，王安中，2008）。该文的发表标志着对媒介安全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术同行的认可与高度重视，正逐渐成为传播学研究一个新兴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