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总体看还非常薄弱。简单通过“题名”检索“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包含“传播”和“国家”的“新闻与媒体”类论文共有122篇，其中多数文章关注点在于国家形象传播，有10余篇涉及本选题相关的范围，例如《传播理论与国家安全战略》、《传播文化与国家发展试探》、《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新闻在战时对国家内部舆论的整合传播》等，只有1篇文章基本契合本选题，题目是《从系统论视角谈传播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刘康，2008），然而可惜，论者仅仅局限于“开放存，闭塞亡”这一基本常识，将它自然推演到国家系统的层面，而根本没有论及系统内部，更没有对传播究竟如何影响国家命运进行深入探讨。当然，以上这些文章及论述折射出了传播、媒介与国家命运关系问题，但还远未在中国传播学领域形成理论关注的热点。
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综述
尽管国家命运或国家兴衰主题在传播学领域处于边缘地带，但这一主题在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却一直是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正如许知远的一连串发问：“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递交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问题让许多战略家、政治学者争论不休。
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文献非常之多，最著名的一本专著大概要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该书集中分析了公元1500年以来中国明朝、穆斯林世界、日俄以及欧洲国家的兴衰历程和当代大国的发展轨迹。从该书的副题“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中可以看出，全书的重点在于经济和军事，因此不难理解保罗的核心观点，即大国兴衰、实力消长的背后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及两者之关系，他从大部分历史事例中看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保罗尽管还探讨了一些影响到大国兴衰的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其中，民族士气的提振恰恰有赖于传播的力量，但是他对这些因素都没有做更多的分析。
另外，还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则是从分析利益集团集体行为的发生机制中，得出了国家的兴衰和集体行动的成败呈“负相关”的这一富有启发性的结论。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一书，则考察了德国、日本、英国、苏联和美国等5个大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过度扩张的情况，并进行了理论解释，提出了“过度扩张的三种理论”。其中，第二种“认知解释：令人误入歧途的心理捷径”实际上涉及传播的范畴，只是作者本人并未意识到“传播学”中的各种概念，也并未深究在大国力量扩张过程中，政治家、民众、士兵在心理上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如何经过传播机制发生的。
斯奈德的理论立场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的战略思维，认为均势的自然运作往往会惩罚那些行为过于具有进攻性的国家，所以会有德国、日本在兴起后的迅速衰落。与其齐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则代表了另一种立场，即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在其经典性专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则设定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命题：“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在其理论逻辑下，大国政治必然处于一种悲剧状态。拿破仑、希特勒、苏联、日本曾先后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霸权，但都失败了；唯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地区霸权的国家。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美国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米尔斯海默在论及大国生存战略时，列举了“讹诈”（blackmail）、“诱捕”（bait and bleed）、“坐观血腥厮杀”（bloodletting）、“绥靖”（appeasement）、“跟着强者走”等外交行为，这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传播手段和技巧。与米尔斯海默为美国度身定做的“离岸平衡手”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提出的欧亚“大棋局”战略，他们分别代表了海洋与陆地两种版本的霸权均势战略。布热津斯基在国家战略层面对媒介与传播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被国内学者广为介绍，例如，在邵培仁（2007：224-228）的《传播学》教材中被归纳为“媒介失控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国内学者关于国家兴衰原因探究的文章和著述同样非常丰富，简单通过“题名”检索“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包含“大国兴衰”、“国家兴衰”、“国家命运”的各类论文有160多篇，而在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播出后，在中国学界探讨“大国崛起”的论文更是层出不穷。在以上这些文章中，仅选取一篇极具代表性的论文《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张文木，2004）为例，这篇论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从而为中国指出战略性方向，文章中涉及系统分析的思维，传播的战略价值实际上暗含其中，只是作者并未特别指出来。
以上简单列举了世界历史、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和相关文献，尽管这些著述在探究国家兴衰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涉及传播或媒介现象，但是，究竟传播或媒介在国际政治的历史舞台上如何发挥作用，并真正影响到了国家的兴衰命运，并没有见到特别精密细致而深刻的专门剖析。当然，这些非传播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给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宏大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研究资料和素材。
本选题相关近期英文文献研究综述
除了以上这些可以方便检索到的文献资料外，为了深入研究本选题，笔者还通过英文检索工具，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查询。例如，通过Web of Science（SCI-E/SSCI/A＆HCI）和wiley－black well等进行查询发现，如果同时选用了传播（communication）和国家（nation OR state OR country）、兴衰（vicissitude OR rise and fall）、命运（fate OR destiny）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则会发现完全能匹配的文章数总是为0，如果逐一除掉若干个词，则出现非常多的无关文献。这一现象非常有意思，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论文这个层面，本选题所论证的是传播与国家命运、国家兴衰这两组大概念间的关联性问题研究，在西方主流的研究论文文献中，单篇论文很少出现这样的选题，因为在有限的篇幅内几乎无法讨论清楚这样的问题。
为了检索到与本选题相关的文献，笔者通过缩小检索文献范围、用具体化概念替代等方式，在初步检索后再进行人工搜寻，查到了数十篇英文文献。例如，在《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中查询到Paul Siu-nam Lee的一篇文章《中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媒介扮演的角色》（Mass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Media Roles Reconsidered，September 1994）。这类文章在其他的传播学期刊中也可以检索到一些，例如，发表在《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杂志上的相关文献有6篇，其研究领域基本上属于发展传播学的范畴，即研究国家实力上升过程中媒介和传播的作用。毕竟，国家发展也是属于国家兴衰的一个侧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是《发展传播与参与：应用哈贝马斯到尼泊尔人口项目的案例研究》（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Applying Habermas to a Case Study of Population Programs in Nepal，May 2004）、《一个对国家发展进行参与式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考量》（A Pragmatist Account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August 1993）。除了这些研究文献外，在《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还检索到43篇有关媒介、传播与国家、政党、选举、舆论、协商民主等国家政治生活和治国战略方面的文献，这可以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兴衰过程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的研究成果。例如，比较典型的有《社区、传播和参与：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在本地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角色》（Community，Communication，and Participation：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McLeod JM，Scheufele DA，Moy P，1999）、《媒介框架与有效的公开协商》（Media Framing and Effective Public Deliberation，Simon A，Xenos M，2000）、《拉丁美洲的媒介开放壁垒》（The Barriers to Media Opening in Latin America，Hughes S，Lawson C，2000）、《新媒体和美国政治话语的极化现象》（New Media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Discourse，Baum M，Groeling T，2008）等。
除了传播学类的期刊之外，还有一些人文、历史类期刊的文献涉及本选题。例如，《从鸽子到晶体：二战期间美军坦克中的无线电通信发展》（From Pigeons to Crystals：The Development of Radio Communication in U.S.Army Tanks in World War II，Karl G.Larew，2000）发表在《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上，这篇文章提供的是关于媒介发展历史的研究，传播与军事战争密切相关进而联系到国家命运主题。再如，《让逝者重生：战争、记忆和美国国家身份认同》（Raising the dead：war，memory and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Susan-Mary Grant，2005）发表在《国家和国家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杂志上，这篇文章实际上代表了另一类相关研究，就是将传播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篇文章的论点比较新颖独到，作者认为19世纪中叶美国内战中牺牲的战士，特别是那些志愿兵，他们逝去的形象对于建构美国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人通过对战士的举国纪念仪式，开启了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的传统，较之于欧洲的停战日（Armistice Day）早了数十年的时间，这对于美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后来的国家迅速起飞、全面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一研究基本上完全契合本选题的范畴，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扎实的例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