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论模式中，新闻屈从于言论，新闻的目的不在于告知读者新近发生的事，而是为了证明观点，是政论写作的基础材料。在事实选择上，政论模式往往只选择那些能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联邦党报纸主编约翰·芬诺（John Fenno）称《美国公报》（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计划大纲中的要点即是“以善意的观点支持人民自己的政府，并举出事实使人民获得对执政者正确的观念”（Mott，1962：101），可见，事实不过是《美国公报》支持其善意观点的论据。独立战争期间，重要新闻事件的导语不是事实细节而通常是编辑评论。如《波士顿公报》在报道波士顿“大屠杀”时，首先说：“在和平时期，驻扎在波士顿的部队肆意屠杀市民而引起一场沉痛的示威行动”，随后用了一栏的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议论，最后才详述这一“悲惨事件”。而萨勒姆（Salem）的《艾塞克斯公报》（Essex Gazette）在报道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的时候，一开始就表明了报纸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上周四，即4月19日，英国军队向本地人民开战，其残酷情形不亚于那些野蛮人加诸于我们尊敬的祖先身上的残忍行为。在目前混乱状况允许的范围内，本报将竭力搜集关于这件引人关注的、使我们陷入内战的事件的情况”（Mott，1962：102）。
为了支持报纸的观点，政论模式选择新闻事实常带有明显的倾向性。1868年，《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为表达对于海莱姆·格兰特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态度，就罗列了格兰特的斑斑劣迹，该报社论如下（转引自Leiser et al.，2003：485）：
海莱姆·尤利西斯·格兰特（Hiram Ulysses Grant），1853年你辞去军队的职务，是不是担心你会因行为与军人和绅士的身份不符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你居住在你岳父登特将军的农场时是不是整天烂醉如泥？在加林那时，身强力壮的你是不是还要依靠父亲和兄弟来过活？……共和党要人……对你“嗜酒如命”的指控是不是真的？……
这种做法迥异于现在美国报纸所采用的始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所谓中立的言论表达：报纸的通常做法是呈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和正反两面的事实。
政论模式不仅是只选择那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而且，它还会对事实隐而不报。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在谈及政党报纸之时即指出：“旧时代的办报人有轻视新闻的倾向。新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写社论的基础材料。如果上帝居然让发生的事情同编辑对事物的认识不一致，他就干脆抹杀这些事实。他拒绝承担让他的读者知道那些他认为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的责任”（Park，1923：284）。更有甚者，政党报纸在呈现事实之时，还会歪曲乃至捏造事实。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联邦党人的报纸在1812年战争期间，就淡化美国军队的胜利，而夸大其败绩。而反联邦党人的报纸也曾大肆造谣指控汉密尔顿贪污公款。
有些报纸言论甚至完全不依附于新闻而存在，此时有大量的政论作品直接阐明理论与主张，而与新闻无关。丹尼尔·雷纳德（Daniel Leonard）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利用《波士顿公报》和《马萨诸塞公报》（Massachusetts Gazette）展开长时间的论争，目的就是阐述各自的政治主张。亚当斯在文章中明确宣称人生而自由，而且没有人可以成为任何国家的子民，除非他有“明确的契约”（Mott，1962：76）。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更是藉着报纸直接攻击对方，两党论争愈演愈烈，曾使得汉密尔顿直接加入报纸战团。他用“一个美国人”的署名在芬诺的《美国公报》上发表一连串文章，矛头直指杰斐逊，称其利用政府的钱支持一份颠覆性的报纸。“阿里斯蒂德斯”(大概是埃德蒙·伦道夫)回击“一个美国人”，指责该作者进行了“最卑鄙的造谣中伤”，并推测说“某个部的头是真正的作者，或者说是这次对杰斐逊先生进行非男子汉气概的无端攻击的调唆者”（坎宁安，1991：169）。汉密尔顿立即署名“卡塔拉斯”回应“阿里斯蒂德斯”，他说，“杰斐逊先生迄今为止一直被誉为是个寡言谦恭的哲学家，也以坦率、质朴和无野心的共和主义者闻名”，而现在应该看到他是个“阴谋煽动家、唯恐天下不乱的敌手”，事实表明，“杰斐逊先生的政治活动，不论其动机如何都是为了造成国家分裂、降低国家地位、扰乱社会秩序和损害国家名誉的”（坎宁安，1991：170）。汉密尔顿以“卡塔拉斯”的笔名在《美国公报》上连续写了6篇文章，而麦迪逊和门罗则为杰斐逊进行辩护，他们于敦拉普（Dunlap）和克雷勃尔（Claypoole）在费城出版的《广告人日报》（Daily Advertiser）上发表了6篇题为“为杰斐逊先生辩白”的文章。
将报纸作为传声筒，运用报纸言论来彰显政治立场在政治家和报纸编辑看来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有些报纸言论走至极端，成为充满党派意气的侮辱谩骂。1790年，刚刚21岁的贝奇（Bache）创办了《费城综合广告报》(Philadelphia Advertiser)，该报的另一个名字《曙光女神报》(Aurora)名气更大(后一个名字以小号字体排在报名周围)。这位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是反联邦党报刊的骁将，他甚至出语污辱“美国国父”华盛顿。1796年，华盛顿总统宣布退出公共生活后，贝奇在1796年12月23日一期的《曙光女神报》上写道（Mott，1962：128）：
如果说曾经有人败坏过一个民族的话，那么华盛顿已经败坏了美利坚民族。如果一国已经蒙受了一个人不正当的影响，那么美国已经蒙受了华盛顿的不正当的影响。如果曾有一国被一个人所欺骗，那么美国已经为华盛顿所欺骗。把他的行为作为后世的借鉴吧。让这一切警醒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崇拜偶像。
作为报复，联邦党人砸烂了《曙光女神报》报社，殴打了这位主编。并且，联邦党报纸编辑科贝特（Cobbett）以毫不逊色的方式回敬贝奇（埃默里等，2004：88）：
这个穷凶极恶的家伙(他不愧是老本杰明的子孙)知道，但凡有点见识的人都瞧不起他。把他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骗子、一个工具、一个别人的走狗……他是个容貌丑陋的恶魔。他的眼睛从没有看到别人的膝盖以上，他脸色蜡黄，两颊凹陷，目光呆滞，给人的大体印象就像是一个在绞刑架上吊了一星期或10天的家伙。科贝特经常采用“彼得·箭猪”(Peter Porcupine)的笔名，甚至其报纸也以《箭猪公报》命名。他的信条是：“对于反对，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leyer，1927：118），甚至还“要以两拳还一拳”（Bleyer，1927：124），他还写过一本名为《以脚还牙》(A Kick for a Bite)的小册子。
1830年抵达美国考察美国民主的托克维尔对美国报纸“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不以道理诲人，甚至攻击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的风格印象颇深，他“忠实地翻译”了在美国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托克维尔，1988：209、205)：
在整个这件事情上，杰克逊(总统)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心一意保全自己权柄的一个暴君的语言。野心是他的罪恶，他也将因此受到惩罚。阴谋是他的爱好，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为政腐化堕落，他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和被人辱骂。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像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他受审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扔掉他的假赌具，让他退休后一命呜呼。在退休后，他可能因为感到自由而咒骂自己过去为什么发疯，但忏悔并不是能使他的良心有所发现的一种德行（《文森斯报》）。可见，在政论模式中，新闻是屈从于言论的佐证，事实不可避免地被扭曲、抹杀和带有色彩。然而，美国报纸的这种鲜明的党派立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不管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还是朴素的职业素养使然，独立战争之前强调中立和向所有派别开放的报纸并不在少数。詹姆斯·里文顿（James Revington），其祖上一直是英国圣公会宗教书籍的正式出版商，他1762年来到美洲，是成功的连锁书店经营商。1773年他创办了名为《里文顿纽约公报又名康涅狄格、哈得逊河、新泽西及魁北克广告周报》(Revington's New York Gazetter and the Connecticut，Hudson's River，New Jersey and Quebec Weekly Advertiser)的报纸，这份报纸编辑得十分认真，印刷精良，经营得也很不错，平均约有55％的版面用于刊登广告。里文顿愿意讨论政治问题的正反两面，托利党、辉格党、爱国派、保皇派都可以在这张报纸上展开论战，里文顿称其报纸“永远开放且独立”（Mott，1962：85）。不过，正是因为这个，他受到爱国派对手们的憎恨，他们对这类报道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样做根本无益于为了某项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称里文顿为“御用文人”（Bleyer，1927：94）。而里文顿则为自己辩解道：“罪状只不过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坚持出版自由……每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在目前这个国家的这场令人不愉快的争论中，都是希望听取双方的意见而形成自己的观点，陪审团是听取双方的证词再做出判断。因此，要继续在公众面前呈现正反双方的论点。而这将会得到双方的支持、保护和鼓励”（Bleyer，1927：94）。里文顿未免一厢情愿，两个月后，其画像被施以绞刑，他在1775年4月20日的一期报纸上抱怨（Bleyer，1927：95）道：
本报印制商斗胆断言，他的报纸一向对所有党派的出版物开放；他藐视其对手提出的反证。他始终把办报当作是承担一项公职，任何人都有权求助于他的报纸。但是当他以很大的勇气发表了与某些蛊惑家的危险观点与阴谋格格不入的观点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人当作是国家的敌人而受到威胁，遭遇到极大的苦痛。在其出生的那个国家，他经常听到出版自由是对自由的最大保障，他接受的是这种教育；他认为在这个国家也是一样。而他的敌人用自由无耻地伪装了对他不符合自由的指控，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残酷的专制。
结果是，暴民们焚烧了里文顿的模拟像，他的印刷所两度遭人袭击，有一次连铅字也被砸毁。他还被迫在一封侮辱性的公开道歉信上签字，其罪名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甚至在1776年被驱逐回英国。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之后，里文顿不再中立，在战争期间，他和他的爱国派对手一样抱有党派偏见。1777年，他以皇家印刷商的身份回美。他将《保皇公报》(Royal Gazette)作为保皇党的喉舌，并且总是无中生有以给美国领袖们抹黑。他似乎乐于刊登那些可能有损于美军的谣言，他歪曲战事报道：华盛顿被俘死亡、富兰克林将被暗杀，他还杜撰爱国派官员的丑行和爱国派财政危机的故事，并刊登对英国前途满怀乐观的文章，美洲爱国派干脆将其报纸称为“里文顿的撒谎公报”（Mott，1962：86）。
约翰·梅恩（John Mein）和约翰·弗莱明（John Fleeming）创办的《波士顿纪事报》（Boston Chronicle）是一份印刷美观、编辑精良的报纸，创刊的第二年就成为波士顿的第一家半周报。《纪事报》原本也是如实刊载对立双方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梅恩的画像在波士顿大街上被示众时，画像下有这么一行字：“中立就是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梅恩”（Mott，1962：79）。但该报与实行“非进口协议”的委员会发生冲突后，就迅速遭到《波士顿公报》的猛烈抨击。梅恩也开始毫不犹豫地攻击爱国派，结果是其画像被施以绞刑，本人也躲到英国军营中，《纪事报》失去广告来源，难以维继，1770年被迫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