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炘炘
在广义上，国内研究人员往往把传播学和新闻学交叉混谈（方汉奇，2006；陈力丹、陈秀云，2008；董小玉，2008）。事实上，两者是有不同侧重和区别的。传播学及其研究是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方逐渐引进中国大陆，今年是30周年纪念。过去一年间，中国学者以此为契机对传播学3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和研究进行了数次回顾和讨论，有关研究刊物也发表了一批相关文章，总结有关的发展变化和经验教训。本文也围绕这一题目进行一番回顾和归纳，并侧重传播学发展和研究与中国大学传播学教学的联系，提出若干分析和讨论意见。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的大致回顾；第二部分是若干发展特点和问题的简要梳理；第三部分是对若干可能影响未来总体变化的元素的讨论；第四部分是结合韩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过程所做的对照比较。本文的结论并不悲观，但是认为中国传播学目前仍处在试图走出引进学习的阶段，欲成为一个成熟独立的学科体系或研究领域，它还需要时日和不断的努力。
一、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传播学引进中国是一组事件和一个时段。不同学者对相关的标志性事件和时间点的归总可能各有出入，但是对下列事项的共识性比较高：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发行的学术杂志上刊登了介绍美国传播学的编译文章；同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做了介绍有关传播学的学术讲座。几年之后，1982年4-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其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余也鲁的陪同下访问中国内地，在人民日报社为几百位记者、编辑和新闻研究生做了传播学讲座。这是中国新闻界人士和研究者第一次和西方著名传播学者面对面。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参加者30余人。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写出版了介绍性的小书《传播学（简介）》。1988年，中国出版了第一本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
威尔伯·施拉姆对美国传播学的创立和推广有巨大的贡献，同样他对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引进和普及也有深远的影响。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新华出版社在1984年就翻译出版了施拉姆的《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理解人类传播》中文版，后改名为《传播学概论》。今天，传播学在大学和传媒业界中已经是为人熟知的名词，但在30年之前，媒介人在口头交流中还常将“传播”与发音相近的“船舶”混淆。在当年那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下，施拉姆传播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实在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举动。另一个例子是国人对这样一本书，多年来始终念念不忘。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7年底正式购买版权之后，重新影印出版该书（1982年第二版）的英文版原书，作为该社“媒介与社会丛书”之一，供中国学人和研究者直接研读原著。龚文庠在该书影印本“导读”中说，这是一本出色的传播学理论书，并且是在中国普及传播学最重要的一部外国著作（龚文庠，2007）。如果深入研究后来的国内传播学研究和书籍与这本施拉姆著作的相关性，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传播学深受施拉姆思路影响的原因。
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大学的新闻学系和新闻学教师紧密关联。这与国外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最早介绍传播学的概念、书籍和方法，并开设传播学课程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张国良，2005；陈力丹，2005）。这两所大学有目前中国内地新闻专业教育历史最长和规模最大的新闻系，然而这两所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的名称至今依然是“新闻学院”。传播学进入中国内地的大学，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结合，取得了立脚点，也促进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发展。到2006年6月为止，新闻院系或其他院系中正式开设新闻学本科专业的单位共有661个，绝大部分开设传播学课程，其中最普遍的是传播学概论或导论（何梓华，2005）。目前，全国大学中有22个单设的传播学本科教学点，78个传播学硕士点，10个博士点；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新闻传播院系都有本科和研究生两个传播学教学层次。2002年，中国若干高校院系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传播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communication，简称CAC），意在促进国内外的传播学研究和交流活动。2006年，由中国传媒大学、深圳大学等发起，建立了传播学本科教学联席会议机制。自此，已经开设了传播学本科教学的有关院系每年定期聚会，探讨交流传播学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共性问题。
在美国，高校传播学教育是先有研究生层次教育，后再开办本科教学。中国的大学传播学教育发展也沿循这一路径，先有研究生层次，后增添本科生层次。199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有资质的大学开设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培养方向，给予传播学一级学科地位；2001年又批准在四所大学中试行开办传播学本科教学，后逐渐扩大范围。然而，目前国内大学中传播学本科教育究竟包括什么专业内容，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有些大学侧重电子传媒与传播方向——尤其是互联网传播，有些则侧重视觉传播——如影像和多媒体表现等，另有一些则倾向广告和公关方向等。上述这些传播学专业有些也放置在新闻院系，甚至放置在人文院系的框架之中，显得传播学的学科归属和门户区分不够明确。
30年来，中国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传播学书籍和教材，这对于普及传播学的知识、观念和思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统计显示，从1981-2002年间，中国共出版各种传播学著作书籍344种，年平均15.6种，并有逐年增长速度越快的趋势。这30年的出版状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88年，这一阶段出版的传播学书籍总数为13种，其中译著8种、编著1种、专著4种，主要是关于基本知识、主要理论模式及研究方法的介绍等内容；第二阶段1989-1996年，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102种，是过去8年的7倍多；第三阶段是1997-2002年，这一阶段的出版量达到229种，占出版总量的66.16％，6年间平均每年出版38种传播学新书（许欣，2005）。特别是翻译和出版国外传播学著作的中译本一直是过去30年来中国传播书籍出版中的主要现象之一。下图反映出这一时段中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变化曲线。
简而言之，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具有偶然性和自发性，并且在缺乏计划、布局、协同和引导的状态下自生蔓延，其可称之为引进阶段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一定程度上说，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结束。对传播学研究成果的接触面比较窄，少数外来著作长期统领中国人对传播学的基本认识，而国人对国外传播学以及相关文献的接触和钻研深度广度也远远不够。在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学科都面临待兴局面，新闻和传媒领域是政治灾难的重灾区，其学术研究本身基础薄弱而扭曲，其本身学术自立和完善度的程度极为落后，企望在这样的地方很快地发展和建设新的学术和学科成绩是不现实的。
二、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特点与问题
中国学者和大学教师在1980年代初敏锐和热情地拥抱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运用传播学学理性的词语概念，重新描述和定义新闻媒介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功能，以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统一管控的架构中脱离出来，由一个附属性的运转成为一个自我独立的社会行业（童兵，2008）。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至今是一个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管理严格的限制性行业，多年来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会产生一些阻滞作用，有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因政治敏感而未能深入，这使得学科积累的过程漫长而缓慢。
美国传播学的引进，不但带入新概念新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学者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和重视，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重复验证美国效果研究的模式和方法也占据了中国传播学研究者的巨大精力。传播学在美国产生之时，面临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与当下的中国有很大不同。当时的美国社会制度和结构框架处于稳定时期，主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对内和对外的传播效果问题，所以注重内容分析和效果调查的结合和贯通得到高度重视和发挥。
然而，传播学引进中国的时候，恰是中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时，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带动政治和社会等更广泛而深刻的全面改革问题。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传播研究课题，必然性地要涉及更为宏观的社会体制和结构变革的传播和冲突问题，需要中国研究者解答中国现实问题。这是中国传播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中国现今传播学者的整体学科背景、活动领域和研究兴趣，与中国社会和传播现实对他们的期许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中国学界需要意识和思考的课题。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传播研究者学术和专业背景比较单一。近年出版的中国传播学书籍中的“多产作者”或“核心作者”，大都是大学新闻院系教师；他们的专业训练和职业背景几乎都是新闻学和新闻界。截至2002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当时出版传播学著作数量最多的15位第一作者中，在大学新闻传播院系工作的就有12位（许欣，2005）。另外，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来自其他学科和工作背景的研究者数量极少，研究人员的外语能力总体不强（张国良，2005），这可能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向外学习能力和跨学科吸纳能力。
现由中国传播学者撰写的传播学理论著作中，大多数是概论和导论性质的教科书，其中又以参照施拉姆相应著作框架编写的为数最多；而外国有关健康传播、环境传播、政治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翻译的书籍比较少，自主研究者就更少，对欧洲传播学的介绍和研究也不多（黄旦、丁未，2005）。由于原创研究不多，中国各大学目前所能提供的传播学课程覆盖面比较窄，只有少数导论课、传播学研究方法课和传媒法规课程，课程的层级分布不够，各校研究重点和特色差别不大。
此外，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大学教育多年来只是事实上的专项职业技能培训，因此当教育部允许大学开始尝试传播学本科专业教学之后，许多院校在面对传播学专业教学框架与社会就业岗位之间的不直接对应产生的矛盾冲突，倍感困惑。国内大学和学者对传播学学科，特别是传播学本科教育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疑惑，对此深入的探讨和辩论也显不足（石义彬，2008）。
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大学中，对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理解已经超越了早期创立时期的初步认识，对其学科地位和自有领域的理解不仅更广，对多学科视角的研究视野也相当重视。美国学者（Infante，etc.，2003）认为，传播学并不是一个精确的科学；而是学者们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不期而形成若干共同的关注兴趣，并逐渐汇成若干共同的研究议题或共同的研究方向，例如女性与传播、传播与环境保护、竞选与传播、传播与法律、传媒与教育等。法国学者马特拉（2002）认为：“传播学概念提出的问题和传播现象一样多，各种概念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可以说没有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