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主流”社会学理论持续最长的挑战之一来自持批判态度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在60年代中晚期发生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后不久，女性主义的批判就集中在妇女代表不足、妇女在社会学界的人数不多、作为研究主体的妇女数目及创立理论学说的妇女数目偏少这些方面。与此同时，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还审查在现代社会中对性和性别角色的建构，以证明迄今为止社会学界对“女性世界”的忽视。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不是考察作为冲突后果层面的性别不平等，而是把焦点集中在性别和家长制的形式方面，以批判社会研究实践和社会理论自身的研究成果。批判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将理论、方法、政治和实践的自我意识的混合与作为压迫和不平等主要来源的性别和家长制结合了起来，构成了从社会学理论中将女性主义批判区别开来的基础。
早期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理论的女性主义批判的代表之一奥克利（Ann Oakley）把内含于社会学理论和研究的性别主义归因于社会学创建者们的男性取向，归因于女性社会研究者和理论家们的势单力薄，也归因于在当代社会中赞成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她认为有关性别的意识形态包括关于妇女社会地位和行为的陈腐假设，这些陈腐的假设在社会学中是没经过批判而不断再生的，也只有把分析妇女经验作为焦点，从妇女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才能得到克服。
还有一些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比奥克利走得更远。她们提出，社会是以将男性和女性区分成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排斥的社会世界来划分性别的。齐美尔认为“妇女拥有一个不能与男性世界相提并论的自己的世界”，在此基础上，伯纳德（Jessie Bernard）在《女人的世界》一书中认为，社会已被划分成了“单一性别”（single-sex）的世界。到目前为止，社会学、人类学、人文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几乎毫不例外地只涉及到男性的世界。伯纳德断言，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对女性世界和女性经验的忽视剥夺了公众的或能为当代问题提供革新式解决办法和途径的众多观点。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越来越相信，如果仅仅将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透镜再次聚焦于性别和女性领域，将不会对纠正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的）偏见及内在于社会学著作中的家长制思维模式起多大作用。这种不断增长的信念进而引起了为女性而修正社会学的努力。女性主义学者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以解释社会学研究和理论中性别的“定格化”。在沃德和格兰特有关女性的研究中，她们强调性别理论化的相对缺乏，部分原因在于女性主义理论家的缺乏，以及露面的次数少。沃德和格兰特也推测，女性主义学者们在研究领域的分歧可能减少了她们著作得以发表的机会。她们还发现，社会学中的性别和方法之间有一个链条，即女性主义学者们在某些主要社会学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比她们的男性同事们更经常使用定性的方法。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认为，定性的方法（例如广泛的会见和参与观察）在探讨性别和女性课题方面比较合适，而这些课题往往较具私密性，较多地被情境所约束，也因此更不容易探讨。然而二人都没有在主流社会学期刊中发表过的性别研究中找到性别和方法之间的联系。
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如史密斯（Dorothy Smith）、哈丁（Sandra Harding）和凯勒（Evelyn Fox Keller）都赞同以下看法：由于基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给男性经验的正当性赋予了权利，于是女性主义理论家们不能进一步改变目前盛行的主流理论范式。正如斯密斯（Smith）、罗斯（Hilary Rose）、哈索克（Nancy Hartsock）及其他一些人所说，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把女性及其直接经验作为分析的核心。持女性主义观点的理论家认为，运用女性的经验分析来分析社会关系，可以克服启蒙运动提出的“实证主义”的以单一性别为中心的两分法——例如文化对自然、理性想法对非理性情感、客观性对主观性、公共性对私密性——即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建构知识产品的方法。
所有批判性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相信性别分化是建构社会关系的首要基础。马修斯（Sarah Matthews）对性别两分法的重要性提出质疑，同时认为“这种两分法与所假想的较接近的社会现实并不一致”。她提出，运用发展的范式，即“不要妄断性别有其优先意义”，就可以使社会学家克服偏见。
如何用科学标准来评价女性主义批判理论，艾尔.巴比认为这个问题是，作为纯粹的批判，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将走向何方？其中一个走向是试图将女性主义纳入各种各样的理论传统，如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甚至帕森斯功能主义。而艾尔.巴比最终选择用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看法作为对批判女性主义理论的总结：“……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同时为所有观念的纯粹历史偶然性提供解释……这一认清我们自身用以寻求意义的‘符号技术’的批判实践，以及一种对‘真实世界……’进行忠实解释的并非毫无意义的承诺。”
美传播学者小约翰（Littlejohn，S.W.）所著的《传播理论》在第二篇“传播理论介绍和研究”中，将“女权主义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等一起，纳入“批评理论”予以分析。开章即明确他对女权主义研究的社会学式的概括：“女权主义研究是一个通用的标签，它是指探寻社会中性别意义的研究”。认为“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目的是揭示这个性别化分割的世界的力量与局限性。”他以社会学家的眼光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权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种“对两性间权力分配的研究”。尽管他对女权主义的诸多看法现在看来受限于时代的局限，但他详细介绍了两个著名的传播方面的女权主义理论，第一个是无声群体理论，第二是男权的全域。
无声群体理论
无声群体理论由人类学家艾德温.阿登纳（Edwin Ardner）与雪莉.阿登纳（Shirley Ardener）所创立。他们发现一种文化群落的实际语言中有一种内在的男性偏见，也就是男性为一个群体创立了意义，而女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或“销声匿迹了”。特别是当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与表达方式发生矛盾时，男性的意义与表达方式往往会占上风。传播理论家切瑞斯.卡拉玛拉（Cheris Kramarae）扩展了无声群体理论。她把这一理论与对妇女和传播的研究结合了起来。她归纳了无声群体理论的以下三个基本假设：（1）因为根据社会分工，男女各有不同的经历，所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也就不同。（2）男性在政治上居支配地位，因此，他们的感受系统也居支配地位，这就不能使妇女的感受得到公开地接受。（3）为了参加公共生活，妇女必须把她们的认识方法转变为男性世界观的语言。
根据研究结果，卡拉玛拉提出了几个关于妇女传播的假说：第一，妇女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方面比男性有更大的困难。第二，女性理解男性的意思比男性理解女性的意思容易。第三，女性在占支配地位的男性系统之外已建立了自己的表达手段（信函、日记、意识觉醒小组等）。第四，女性往往比男性对传播表达更多的不满。表现在女性比男性更多地谈论她们在使用语言方面的问题。第五个假说是对第四个假说的延续：女性常常努力改变传播的统治规则来绕过或抵制传统的规则。妇女解放的倡导者已创立了一些新词，比如女士（Ms）和历史（Herstory），并开发了不同的传播形式来包容女性的经历。第六，女性在传统上不太可能创造在整个社会获得流行的新词，并因此感到被排除在对语言的贡献之外。第七，女性觉得幽默的事与男性不同。因为她们有不同的思想与表达模式。而对这些假说的例证可以在《女性谈话：女性生活的口才》中找到。
小约翰认为，无声群体理论是批判传播理论的一个极佳的例子。它专门研究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经历：它揭示了导致压迫的潜在结构并提出了积极变革的方向。
无疑，无声群体理论借助了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使传播学研究中妇女对传播的接近和使用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具有理论和例证的说服力。
男权的全域
男权的全域是由朱莉娅.彭尼洛普（Julia Penelope）这位极具声誉的女权主义传播理论家创立的理论，并用这个理论研究语言如何成为男权压迫妇女的方式。所谓“全域”，是一整套反映对现实的特定定义的语言规范。那些接受某个语言的人也就基本上接受了该语言关于真理的范畴。根植于男权的全域之中的定义、意义和解释宣扬了男性的利益而压制了女性的利益，大多数女性没有对她们的语言范畴发出疑问，所以她们已被同化入男性统治的系统内了。
彭尼洛普深刻地指出，语言实际上是一个活着的、变化着的系统。但大多数人不能认识到语言是人类创造并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她提出，根据生物的性把事物分为两类完全是男性的倾向。甚至在性只用于实际上有性别的动物和人类（比如，母狗、丈夫、公牛、女儿）的英语中，它也暗暗地把特定的态度、特点称作性别双形。性别化是最彻底和最没有疑义地被接受的语言特征之一。但问题在于赋予了阳性和阴性不同的地位。比如语法的特点，其中一个例子是男权全域中缺少了执行者。这指的是不能确认对某个行为负责的人，这在被动语态中尤为常见。比如，当有人说，“这个女人被强奸了”，这句话回避确认这个行为的执行者。比较直接的说法则是，“这个女人被五个男人强奸了”。这种类型的建构使说话者可以牺牲女性和其他集团的利益，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某个行为的客体而没有让人注意犯罪者。
解决男权全域问题的方法首先是拒绝语言的范畴是正确和不变的这样一个假设；第二要意识到语言压迫的方式；第三要拒绝强化语言的范畴或抵制压迫性的规则。切瑞斯.卡拉玛拉和波拉.特莱切勒（Paula Treichler）编撰的《女权主义词典》中可以看到女权全域的一些特点，这本词典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女权全域。
小约翰在随后的评论和总结中指出，女权主义理论指责男权制给女性带来压迫。但问题是女权主义围绕着阴阳两性的概念上的分割，可能过于简化，这种划分法事实上可能物化了或强化了女权主义者也正在试图克服的差别。而且，这种理论一方面强调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素质和力量并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似乎又在说女性与男性是不同的。女权主义理论内部不同的流派带来了不同的主题，而且这些主题似乎都是有效度的。但它们之间又构成了悖论。而这也是批判理论所共同面对的一个理论挑战：在没有一个统一主题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立场的问题。
但也正如小约翰所指出的，几乎所有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认为解决统治与压迫问题的方法就是意识提高和赋予权利。女权主义者认为，当女性意识到对她们的压迫时，她们就被赋予力量来创立一个表达她们自己利益的自己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女权主义理论为传播学带来的不仅是性别视角，还有属于独立分析系统的知识、观念与分析范畴。
此外，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列举了六种女性主义的微观理论（实是不胜枚举），包括：
（1）交换理论：它假设人是相互联结的、利他的、有情感的；
（2）网络理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他的社会关系的综合；
（3）角色理论：双重角色（家庭和工作）冲突问题；
（4）地位期望理论：群体对男性的期望值高于女性，降低了女性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威望和权力。如果某位女性想反潮流而动，群体内的两性都会反对她，敌视她。
（5）符号互动理论：人的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通过符号交流和话语制造出来的。
（6）新弗洛伊德理论：男女两性发展出不同的道德和理性模式，男性强调抽象原则，女性则更加关注具体情况。
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贡献，有学者总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研究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扩展了女性主义的研究领域，并对传统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理论提出了挑战。
第二，注重发挥市民社会的权利和强调社会民主，倡导妇女的政治参与。
第三，女性主义研究深入探讨了福利国家制度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福利国家制度对妇女解放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四，女性主义研究把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不能说明妇女的家庭地位高。只有同时关注社会和家庭两个方面，才能真正提高妇女地位。
第五，女性主义研究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女性主义支持国家干预。即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普遍主义政策。女权研究者强调公民权和妇女儿童的福利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