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古代多彩的舆论形态
一、原始舆论及其特征
原始舆论是指人类最早的舆论，即人类发表意见的初级形态。主要指原始社会中的舆论传播现象。
“舆谔”是原始社会人在劳动中表达某种信念的呼喊声，是体现共同意志的声音符号。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原始人不得不加强社会联系来进行社会性生产劳动。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而在语言成熟以前，原始人还不会说话。最早的原始舆论行为是以“舆”为标志的“呼叫”，“谔”是一种齐声歌唱，要求大家齐用力的意思，已经具备了简单意见的形式。“舆谔”的核心在于使人的个体能够有机地结合成意向一致的整体，使改造自然的工作顺利进行。《吕氏春秋》中的“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谔，后亦应之”的前呼后应的描写，说明了舆谔强烈地吐露出内心对劳动的某种一致愿望和态度。
我们从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表决制度——部落联盟议事会来说明原始舆论的特征。一是舆论主体的全民性。部落联盟议事会是由地位和权限平等的代表组成，对部落间的重大事项表达意见。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民众可以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表达对联盟议事会的决议赞成或反对。可见，在当时的社会里，任何人都无特权，任何事情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和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原始舆论体现的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公众意见，社会公众具有“全民”含义。二是舆论的单一性。现代社会由于不同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存在，舆论有着多样性，有统治阶级的舆论，也有被统治阶级的舆论。在同一阶级内部，这一集团与那一集团也存在着舆论的差异。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采取公有制，没有阶级存在，舆论的生成和运作不具有相互对抗的性质，因而这个阶段的舆论是单一的，代表着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这种由全体氏族成员的舆论来议事和决策的制度，维系于公有制的基础。恩格斯在对人类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原始社会舆论说道：“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三是舆论作用的直接性。原始人生存能力低下，采集野果、外出狩猎、对付天灾、抵御野兽袭击，依靠个体是无法完成的，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生存决定了舆论的直接性，这对维持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有着直接的作用。
二、奴隶社会的舆论形态及其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等级、特权和阶级的出现，舆论就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舆论与国家相比恰恰具有相反的功能，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舆论则是统治者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是一个阶级诱导全社会成员和它一道走的精神力量。任何统治者如果要操纵庞大的社会生活，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全社会的意志，都需要舆论这种武器。”正是这方面的原因，古代的统治者历来重视舆论。
我国是最早进行舆论研究的国家之一。远迄夏商周三代，下至春秋战国，属于比较原始的民主思想时期。民本主义舆论思想、轻言主义舆论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从制度上看，尧有进善之旌，舜有诽谤之木，夏周有采诗制度。周朝时的太师就是专司舆论搜集与民意调查的机构，当时设置的“行人”、“遒人”的任务是“使之四乡以采诗”。古时的行人泛指出行的人、出使的人或出征的人。行人不论外出采诗、打仗或访问邻国，必然会带回一些有关社情民意的新信息，但这同从尊重民意出发，主动征询民众对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在我国古代，“舆”最早是指车，“舆人”即为造车匠。《周礼·考工记》中说：“舆人为车”，就是指舆人造车的意思。到春秋末期，“舆”逐渐演化为轿，“舆人”也被赋予抬轿子的人的意思，并逐渐涵盖了车夫、差役、小官吏和随车士卒等下层的普通大众的意思。“舆者，众也”。在古代典籍中，有关舆人言论的记述很多，如《国语·楚语》中有“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的“谏”、“谤”、“诵”。“舆人之诵”中的“诵”，指的是一种公正的评说，“诵，谓箴之语也”，具有公正劝诫的意味，既不刻意恭维，也不尽说坏话。“舆人诵之”有两种：一种是歌颂赞美，称为“舆人之颂”或“舆颂”，如《国语·晋语三》中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舆人诵之”指普通百姓对某事议论不停，纷纷发表意见；另一种是谴责劝诫，称为“舆人之谤”《国语·周语上》中《邵公谏弭谤》一文的“谤”包含了批评的意思。邵公提出了要注重“舆人之诵”，要对舆论进行疏导，让人民发表意见，讨论国家政事的成败，做人民赞成的事，防止做人民憎恶的事的思想。“国人之患”、 “国人之诵”、“国人之谤”等词汇所表达的是早期市民阶层的众人意见，具有强大的威力，显示了民间舆论早在奴隶社会就对权力机构产生了约束作用。
较之邵公的舆论疏导的观点，子产又进一步提出了以舆论为师的见解。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子产在郑国推行新政，常常受到人民的批评，“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有人提议把舆论场所乡校给毁了。子产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之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犯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不但不加干涉，还以民众批评为药石，参考舆论意见，来修正政策。这种民主思想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繁荣，信息沟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乡校”成了言论自由的代名词。
“在奴隶制社会，制造舆论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精神生产，出现职业的舆论人。所谓舆论人，是指积极从事舆论活动，主动发表舆论见解的人。他们提出系统的、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思想原则，鼓吹一套完整的舆论说教供全社会一切成员接受，完全改变了原始舆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的机制。”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策论”的舆论活动的鼎盛局面，言论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到达空前程度。诸子百家，流派纷呈，“皆务于治”，而又由于各家学说不一，自以为是，互相排斥，互相论辩，刺激了思想言论的进一步传播和民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孔子虽然重视君权，却不反对群众评议无道之君，他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孟子的“举公议，辟私怨”和荀子的“君子必辩”等见解，表达了他们舆论活动方针，精辟地揭示了舆论规律的某些基本原理。孔子提出了忠臣谏君的“五义”：一是详陈事理，正言进谏，叫做橘言；二是不用饰辞，愚憨尸谏，叫做憨谏；三是降卑身份，弃官以谏，叫做降谏；四是秉着忠心，直言以谏，叫做直谏；五是借事作比，婉言避害以谏，叫做讽谏。
武官在进谏不能发生作用时，还采用兵谏的办法威胁人主接受某种意见。荀子把辩说分为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小人之辩三种，而“不先虑，不早谋，发之而当，居错无穷，是圣人之辩者也”。在荀子看来，圣人之辩是最高水平的辩说，它纯熟而精当，不经筹划谋略，就自然会判断恰当，议论合乎逻辑，而人民的舆论往往具有这些特点，人民的舆论是某种意义上荀子所说的“圣人之辩”。曾参更是明确提出了“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见解，相当于现在尊重民意的含义，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主张“以民意定天下”的人。孟子也特别重视民权，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贵民”思想，十分强调民权和舆论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认为君王虽为民父母，但决策上须由民意舆论决定。管子作为先秦时期齐国重要的政治家，也十分重视民意，主张“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他向齐桓公建议说，黄帝有“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议”，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谏鼓”于朝，上观于贤，下听于人，观人诽而主不蔽，所以这些圣王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进一步提出了“市人之言”这一特殊的舆论概念，认为人民是“天下之目”、“天下之心”、“天下之耳”的思想，提出建立舆论监督机关——“啧室之议”的倡议。
他以“毋以私好恶害公正，察民所好恶以自为戒。……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亡者也”警戒桓公。道家也从自身学术的角度肯定了人民的自由。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庄子提出了“丘里之言”，所谓丘里，即众人、邻里聚居之处。他用深奥的哲学思想精辟地阐述了丘里之言，他说，马之所以为马，是因为由许多个别的部分组成完整的马体；如果把马体分开来，它就不是马了。舆论是占绝大多数人民的见解、观点的汇集，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言论，它是经过整合而形成的思想，具有整体性，故庄子的整体论思想是对舆论的一大贡献。这些思想都是民本主义舆论观的反映。
当时的诸子著述中已对舆论的特征、作用、地位和言行关系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如“众口，祸福之门”、“众口铄金”、“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等等。
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都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舆论领袖，他们在其论著中提出简短、深刻、精湛的舆论见解和对时事的看法，对那时的舆论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从事频繁舆论活动的纵横家。他们利用主观权变和貌似正确的推理形式去论证某个欲立的观点，驳斥某个欲破的观点，常常“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随机应变，左右倾侧，多流于诡辩，主张进行纵横捭阖的辩论，无论所说的对象是什么，皆可持相对的情理。纵横家的辩术是主观至上的，只顾说服对方，不顾客观事实。但是，纵横家的某些辩论形式也是值得后人注意和研究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奴隶社会舆论的特征，第一，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被阶级这根标尺分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每一集团又由一定数量的成员组成集团内部的“公众”体系。《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公众”这一舆论要素，已由原始公有制“全民”或“全体社会成员”的含义，演变为某个政治、经济利益大致相同的集团成员了。第二，舆论这一社会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变化中显示出不可轻估的作用。在统治阶级倒行逆施、阶级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之际，被统治阶级的舆情激怒起来，用革命的暴力行动把统治阶级推翻。《国语·周语上》中记载了残暴的周厉王不听邵公的劝告，严厉地迫害言论自由，结果仅三年就被人们赶往彘地的故事，显喻了不尊重舆论、弹压舆论的统治者难逃垮台的命运，生动地揭示了舆论与专制统治的关系。第三，在阶级社会里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被统治阶级的舆论始终存在。如谣谚是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人民大众的舆论形式。谣可以歌唱，但不用乐器伴奏；谚不能歌唱，但也略有节奏韵律。二者的特点是，都为口头传播（谣加工为诗歌，进行了记录整理），语言通俗质朴，短小精练，幽默机智而形象化；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又都是面对现实、贴近生活的，直率而及时地反映民众对政治、对社会和某一新闻事件的意见，表现爱憎，褒贬人物，批评揭露时弊。春秋战国时期，像“宋筑者讴”、“郑舆人诵”，都是很典型的谣谚。谣谚或对人、或对事，臧否对象从地方官吏到王公大臣，有的流行一地，有的“遍于天下”，使得历代统治者不得不加以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