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是官员聘用的助理人员，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属。准确地说，两者是主人与宾客的关系，而不是主人与随从的关系。师爷的职业道德中没有“唯主是从”这一条，恰恰相反，汪辉祖认为做师爷的应该公事公言，不当掺杂私心，更不能曲意逢迎幕主的私欲。
汪辉祖从幕多年，大多在州县官府就馆。州县官员是大清最基层的行政干部，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朝廷的司法断狱是否公平，钱粮征收是否合理，主要看州县官员的作为。而州县官员往往依赖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处理这些基本公务，特别是主持刑狱之事的刑名师爷，稍有错判就可能造成人命关天的冤案。
尽管走上了“以幕养学”的道路，但汪辉祖并没有因此成为衣食囚徒，而是致力于协助幕主平冤纠讹。每回查案，无不上依大清律例，下顺人情义理。有些腐败的幕主可能会以权谋私，要求刑名师爷利用律法漏洞罗织罪名、屈打成招，但汪辉祖始终坚持引经决狱、公平执法。在他看来，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师爷必然会与利欲熏心的主官产生龃龉。
合则留，不合则去。留则同舟共济，鼎力相助；去则好自为之，求个问心无愧。这是儒家孔孟先师的做法，也是汪辉祖的信条。
从理想的角度说，幕主若是不能采纳师爷的忠直之言，也就失去了辅佐的价值；从现实的角度说，幕主私欲太重，势必会贪赃枉法。作为有良心的读书人，师爷不应该助纣为虐，更要当心惹火烧身。
当然，汪辉祖也不主张师爷动辄请辞。
主官和师爷在工作中碰到摩擦是常见的事。一言不合就出走，既没风度，也难成大事。该如何做呢？汪辉祖的建议是：遇到主官出现明显差错或判罚不公时，师爷应该据理力争，倘若反复谏言不被采纳，就可以“不合而去”了；如果只是在无关大是大非的日常事务上意见相左，就算谁也说服不了谁，也不必太过计较，求同存异，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即可。
由于师爷隐于幕后的职业特征，致使其功业大小往往与幕主的政绩直接挂钩。幕主是个贤能的清官，师爷也自然能成为官场中受人尊敬的“名幕”先生；要是幕主不贤能，那么师爷肯定会牵连受累。这就是为什么汪辉祖极力倡导“就馆宜慎，不合则去”的道理。
此外，官员的俸禄来自民众上缴的赋税，而师爷的脩金是官员从俸禄中划拨的，从经济的角度看，两者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故而，贪官与恶幕沆瀣一气、鱼肉百姓之事，在乾隆朝后期屡见不鲜。汪辉祖亲历了乾隆朝吏治由清明到衰败的全过程，他痛恨那些为了脩金而坐视赃官虐民的幕友。
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汪辉祖一面选择贤吏为自己的幕主，精心辅佐他，一面参与科举考试，争取让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州县主官，以便为整肃大清吏治尽一份绵薄之力。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扮演哪种角色，他那颗赤诚之心永远不动摇，可以说，这才是大清一秘汪辉祖备受时人推崇的根本原因。
三、尽心事主，做事办案勿分畛域
选定一位贤吏做幕主之后，师爷的就馆生涯也就正式开始了。师爷佐治幕主，应当以什么为本？在汪辉祖眼中，“尽心事主”是为幕之本。如果连这一条都做不到，就不要来侮辱“幕友”这一关系到大清政治正常运转的职业。
“慎重就馆”是为了避免遭遇品行不端且缺乏发展前途的幕主，“不合则去”是为了避免被刚愎自用或贪赃枉法的幕主牵连。然而，一旦选定了效力对象，师爷就应该尽心尽责地辅佐幕主，这是从幕人员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脩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且官与幕客，非尽乡里之戚，非有亲故之欢，厚廪而宾礼之，什佰于乡里亲故，谓职守之所系，倚为左右手也。而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幕友的脩金是从幕主的官俸中分出来的，拿人家的薪水，就要忠于人家的事业。幕友是幕主的左膀右臂，二者理应休戚与共，不尽心尽力工作的话，就算老天不惩罚，也难免遭人贬谪。所以说，幕友佐治当以尽心事主为根本。
汪祖辉提倡“尽心事主”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挽救当时幕道衰落的社会风气。
前面说过，清朝的地方行政实际上被师爷、胥吏、随从三类人所把持，受聘于幕主的师爷，同时履行监督胥吏们的职能。可是随着乾隆朝后期吏治走向腐败，师爷、主官、胥吏往往勾结在一起，欺上瞒下，无恶不作。幕学贬值，幕风日下，幕道已衰。为幕三十余年的汪辉祖对此痛心不已，他在《学治臆说》中追忆往昔，大发感慨：“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
当初汪祖辉从幕之时，官场风气还没坏。大家都很敬业很讲原则，没有人阿谀奉承自己的幕主，偶尔有一两位不自重的幕友，也会被同行耻笑。但是到了后面，官风已经变坏，恪守正道的幕友反而沦为少数派，被众人嘲讽为迂阔不知变通之人。渐渐的，操行端方的师爷已经不足十分之二三。
“幕道难矣！”汪辉祖由衷感叹道。幕道之难，一在精通律例、钱谷等专业技能，二在能坚持佐治之人所应有的职业操守。
嘉庆元年（1796年），汪辉祖一生最尊重的知交师友，东阁大学士王杰说：“今日幕道日非，恐不能造就人才。”这也是汪辉祖毕生研究并推广幕道的重要原因。
乾隆嘉庆年间的幕道衰落，主要表现为三点：
其一，师爷们做事缺少责任感，工作不尽心。
其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与主官同流合污。
其三，专业技能素养大大下降，才力不足以理政治民。
汪辉祖在《梦痕录余》一书中指出：“近见入幕者，不必衡品，不必课学，律义可不解，例文可不读……累官累民，动辄流毒。论者或疑其有欲，余独愍其无知。”
官府对入幕之人的考核松弛，导致许多刑名师爷的业务水平太差。由于科举只考儒家学问，与刑名关系最大的法家学说往往被科举出身的官员丢弃一旁。大清的司法水平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案官员聘请的师爷所具备的能力，假如连刑名师爷都对大清律例判词不熟悉，那地方司法差不多要完蛋了。
汪辉祖认为，师爷业务能力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尽心”。他在《佐治药言》中指出：“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权宜重轻，顾此虑彼，挽救其已著，消弭于未然，如后之检更、省事、息讼、求生、体察俗情、随几杜弊诸条皆是也。首揭尽心二字，乃此书之大纲，吾道之实济。”
只有尽心事主的人，才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本领，想幕主之所想，急官府之所急。只有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幕友才会认真研读大清律例，仔细审查每一个案件，时刻注意提醒幕主不要出错。倘若为幕不尽心的话，师爷肚子里再有学问，也只会荒疏政务，既会使百姓蒙冤受屈，又会让幕主遭到台谏弹劾。佐治之人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此。
尽心事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办事时勿分畛域。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这样说：“州县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钱谷，曰书记，曰挂号，曰征比……直须以官事为己事，无分畛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后可。”
按照职能划分，州县的师爷通常有五大类。一是刑名师爷，二是钱谷师爷，三是书记师爷，四是挂号师爷，五是征比师爷。其中最重要的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由于分工不同，所以各类师爷难免会产生一些本位主义思想。只管自己眼前一片，完全不理会其他的官事。
就实而论，畛域之见（本位主义）是官僚政治的一大弊病。各部门以职能分工不同为借口，相互踢皮球。结果官府的职能形同虚设，官吏们沦为混吃等死的寄生虫。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有这样的言论：“盖宅门以内，职分两项，而宅门以外，官止一人。”虽然在内部，政府各部门是有分工的，但在对外时，政府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谋略再高明，也抵不过两个人加起来的智慧。假如以事不关己为由，坐视隐患变大，或者以自己专司为由，拒绝接受旁人的任何意见，都不是奉公敬业的行为。
汪辉祖非常反对这种工作态度，他认为办事“无分畛域”才是正确的为幕之道。把官府公事当成自己的事，不要抱有畛域之见。发现问题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主官乃至整个衙门分忧解难，佐治之人，理当如此。
汪辉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最初从事幕业的动机是“以幕养学”，但入幕后，他的主要目标转变为尽心辅佐贤吏，维护一方司法公正。从事幕业三十余年，汪辉祖断案无数，甚至曾经因为据理力争而被幕友们排挤，但他自始至终秉承尽心的原则，做事不分畛域。
也正因为如此，汪辉祖才能成为一代名幕。每次辞别旧幕主，都会马上受到各地方官府的热情邀请。坚持原则的人有时候比较孤独，但这份宝贵的职业操守，恰恰提升了他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他赢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汪辉祖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其幕学思想的价值。
如果发现分外之事存在问题，可能影响整个大局，那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身为局外之人，说话不能颐指气使，不可让人颜面尽失，否则不但起不到提建议的效果，反而会与人结仇。
“行贵方，智贵圆。”汪辉祖在力倡“尽心事主”和“做事勿分畛域”的同时，也提出了妥善进言的具体策略。他在《佐治药言》中说：“特舍己从人其权在我。而以局外之人效千虑之得，则或宜委婉或宜径直，须视当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则贤智先人，转易激成乖刺耳。此是忠告善道之法。人情喜曲恶直，总以委婉为佳。”
师爷应当根据当局者的性情特点来调整谈话方式。有时委婉的方式比较妥当，有时应该直截了当，但要记住自己是给他人提忠告，而不是为了嘲讽刺激对方。根据人之常情，汪辉祖认为谏言还是以委婉的方式为妙。
四、忠言直谏，报德莫如尽言
做事勿分畛域，知无不言。尽心事主，言无不尽。在汪辉祖的幕学思想中，“尽言”与“尽心”是一体的，唯尽心者能尽言，唯尽言者可称尽心。
需要注意的是，汪辉祖的“尽心”说，绝不是那种通过揣摩主人心意而投其所好的钻营之术。他并不主张师爷绝对服从幕主的意志，否则，师爷和仆从没什么两样。师爷既是幕主的助理，也是座上宾客。幕主待师爷以厚礼，师爷事幕主以忠敬，这种互动关系才符合汪辉祖的自我定位。
自古以来，忠言直谏都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
针对这一点，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尽心云者，非构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而从仆胥吏类皆颐指气使，无论利害所关，若辈不能进言，即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轻，必不能劝其倾听。甚且逢彼之怒，谴责随之。”
做官的人大多有官脾气，对仆从和胥吏往往颐指气使，而且他们未必都明白事理，让其他人很难直言进谏。身份卑微之人可能忠心耿耿，也愿意直言进谏，奈何人微言轻，忠告未必进得了为官者的耳朵，若是碰上官员心情不好时，更会遭到一阵斥责。而师爷由于身份地位特殊，往往最受幕主信赖，也最利于向幕主进谏。
汪辉祖说：“惟幕友居宾师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复礼与相抗，可以剀切陈词，能辩论明确，自有导源回澜之力。放必尽心之，欲言而后为能尽其心。”
师爷是幕主的座上宾，还同时扮演着业务指导老师的角色，这使得师爷能在礼仪上与主官分庭抗礼。由于具体操持政务，师爷往往最清楚争议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他们提出的意见，幕主不能不认真听取。而且只要道理讲得通透，幕主就会被说服，改变之前的错误决定。由此可见，师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只要他们尽心敬业，就能为幕主弥补各种潜在的过失和错漏。
在汪辉祖看来，师爷和主官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利益关系。师爷从主官那里获得脩金养家糊口，主官则借助师爷的才干来建功立业，双方可谓互惠互利，共创功名。但是，师爷和主官又不仅仅存在利益关系，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还以道义结交，视彼此为同心同德的合作伙伴。
从幕的师爷往往是科举不第的读书人，朝廷命官聘用他们为幕友，一方面解决了其经济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予了他们较高的礼遇。换言之，主官在经济上与精神上都对师爷有着“知遇之恩”。
如何回报这份“知遇之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师爷从此唯幕主马首是瞻，奉行愚忠的理念，幕主干非法勾当，师爷也甘做帮凶。汪辉祖把这种人视为幕业败类。
“报德莫如尽言”，这是汪辉祖的信条。不因忠人之事而泯灭是非曲直，反而以幕友的身份建议幕主恪守人间正道，汪辉祖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
怎样才称得上是“尽言”？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给出了一个定义：“如遇地方有利，当兴，有弊，当革，刑罚不平，催征苛急，与夫弭盗、救荒、劝学、除暴皆须通盘熟筹，忠告善适，傅见诸施行为，一方作福。此之谓能尽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