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鲁瓦对主任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说到这里，勒鲁瓦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知己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是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
这时，勒鲁瓦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邮差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勒鲁瓦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鲁瓦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神情盯着勒鲁瓦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里到底搞了些什么名堂？”每一次，勒鲁瓦都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以色列英雄科恩
摩萨德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和特殊使命局的别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情报机构之一。它以其卓有成效的工作、雄心勃勃的胆略令人敬畏。
1961年年初，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很快兴旺起来，这使他出了名，能够十分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
1962年1月1日，他带着一些私人介绍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他买的是头等舱，住在甲板上的一间客房里。他很快同船上其他阿拉伯巨商富贾交上了朋友。9天以后，他靠着在船上认识的一位有影响的叙利亚人沙伊特·阿尔德的帮助，由阿尔德开车把他带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到达了目的地大马士革。通过从拉丁美洲带来的私人介绍信结识的朋友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他很快就在市中心找到了一套十分雅致的公寓，正好对着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他非常清楚周围许多邻居肯定都是叙利亚的军官，同时，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和一些大使馆也设在这里。他住在这里不会引起什么怀疑。
一切安排妥帖之后，他就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科恩通过观察他的近邻——窗户对面的叙利亚总参谋部开始了他的工作。为了能探测出特别不寻常的迹象，他不间断地监视着进出大楼的人们。在最初的几天里，他从早上8点总参谋部开始一天的活动起，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注意到只有5间房子的灯是彻夜不熄的。因而他推测那是夜间值班员住的地方，并断定这些房子是属于“军事情报作战处”的。
科恩经常与年轻的阿尔赫申见面，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他的一些朋友。他向所有这些人，特别是那些官员们打听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商品会遇到什么困难。他告诉他们自己有相当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他打算向欧洲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
渐渐地，他的交际越来越广，他到任何地方都由阿尔赫申介绍给大家。阿尔赫申在大马士革商人中享有极好的声誉，这样科恩理所当然地受到普遍的爱戴，人们几乎一见到他就相信他。他出口叙利亚家具和艺术珍品的计划得到了普遍的赞同和支持。
没几天，在他的门前挂出了一张招牌，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的字样。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适度的爱国主义表现，使他获得了很多在大马士革和他相遇的人的同情和友谊。他能为以色列情报机关作出重要贡献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
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当他以“88”为信号通报他已在大马士革落脚后，按道理讲，他应该连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断和特拉维夫的一切无线电联系，以使他得以藏身。“不要仓促行动”的警告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脑海里。但不管怎样，事情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他们在叙利亚军队到达前就撤退了。”
在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猜测到这个报道会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叙利亚在海面上又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
以色列在内阁周会上对这一严重事件进行了讨论。与此同时，电台的这个消息也使科恩提高了警惕。他躲在能看得见总参谋部的窗帘后面，又开始细心地观察起叙利亚总参谋部的情况。
他立刻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的活动：几乎所有以前漆黑的窗子现在都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问题，科恩很小心地结束了这个话题。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一次，周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灯光只从那5间通常亮着的窗子里照射出来，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他注意到，自加利利海面上的事件发生以来，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运输车的数目增加了。
他无人可问，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这种消息的可靠来源。他思考着在大马士革出现的军事动向，可能预示着即将发生突然的武装政变；但同时也还有一种可能：首都的这些军事骚乱是由于以色列边境上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接下来的一天，他很惊讶地看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又都亮了。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科恩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总参谋部很忙，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他的判断确实没有错。第二天，以色列军队从叙利亚边境前沿阵地得到的消息使他的情报得到了证实。以色列方面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加强在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力量。3月16日，战斗爆发；第二天凌晨便结束。以色列军队大获全胜。
科恩死后，在以色列秘密情报部门科恩的卷宗里已装满了他提供的各种情报，其中的大部分在几小时内就送给了驻守叙以边界的以色列部队。一年后，即1966年，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现代战争——“六日战争”中，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以色列军队所向披靡，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仅在几小时之内就占领了那个被大多数军人视为是不可征服的堡垒。这时，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机关里，人们为伊利·科恩举起酒杯，以示怀念。正是他创建了那别人无法创建的功勋，才使这次进攻取得成功。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
傍晚，多诺万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二眼望着远处沉思着。他很器重和欣赏的一位副手，也是好朋友，安彻斯特少校走到他身边。
“我看到今天那篇报道了。”多诺万点点头，没有说话。
“战略情报局的命运会怎样？”
“我想，没办法了，结束了。”多诺万叹了口气，很无奈也很痛苦地回答。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努力为这个问题争取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
1945年初，罗斯福让多诺万制定一个有关战后长期情报机构的规划，这正是多诺万一直想做的事。他很快拿出一份绝密计划，提出建立一个常设的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该机构由总统直接控制，机构负责人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同组成顾问委员会，协调各大情报机构，完成谍报、反谍报、研究与分析、对外政治颠覆和总统可能交给的“与情报有关的其他工作”。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暂时被搁置起来。
不久，多诺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份计划走漏了风声，随之而来的是四方的抵制、批评和反对。本来就对战略情报局不满的国务院、参谋长列席会议、预算局和陆、海军情报机构都对这一想法表示强烈反对，胡佛更是愤怒至极，因为他正在起草让联邦调查局控制所有国外情报工作的计划。这次，他决心和多诺万大干一场。
1945年2月，反对罗斯福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都以醒目标题登出多诺万的这一计划，说他“要建立战后超级间谍系统”，“监视公民生活”，并称这一机构将是“美国超级盖世太保”。多诺万心里清楚，能搞到这个绝密文件又把它泄露给外界的正是他的老对手胡佛。不过他现在没工夫去吵架，建立中央情报机构的构想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不绝于耳。他开始多方寻求支持者，并竭力地说服总统。
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杜鲁门本身不喜欢搞秘密组织，华盛顿的各个情报机构趁机大告战略情报局的状，包括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腐败无能、严重亲英等等，媒体也开始新一轮的抨击。这一切都令多诺万感到大事不妙，他清楚地看到，战略情报局在战后很可能将不复存在。他试着挽回这一局面，并为之四处奔走，但此时他对白宫的影响力已经和往日不能比了。
1945年9月，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他对多诺万长期的杰出表现表示感谢和赞赏，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才能已经不再需要”，但安慰他说，“政府的战后情报机构将以你创立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
9月28日，在战略情报局总部，多诺万颤抖着声音，向下属们宣布解散。他感谢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优秀工作，赞扬他们的勇敢与献身精神，并肯定这一工作对美国今后还将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再次望了一眼这栋熟悉的大楼，独自离去。
战略情报局结束以后，没有了中央的协调和分析系统，美国的情报活动又陷入混乱和分散中。杜鲁门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毫无条理，各个机构发出许多未经分析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让事情更加混乱。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解散战略情报局是一个错误。
1946年1月，杜鲁门下令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成员由国务卿、陆、海军部长和总统军事顾问组成，全面负责美国对外情报活动。委员会下设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执行机构，代替原来战略情报局在海外的情报活动。
中央情报组完全不能与当年的战略情报局相提并论，它没有自己的独立预算，无权雇佣和训练自己的人员，夹在几大有权势的部门中间，干些综合各家观点的活儿——但是这项差事却并不轻松，因为各方的观点往往是矛盾的，而且有些情报军方机构根本拒绝提供。中央情报组首任组长西德尼·索尔斯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各借了两个人来帮助开展工作——他的属下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没有任何材料基础。
在霍伊特·范登堡担任组长期间，中央情报组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出身名门，有强大的家族势力作支撑，做事极有胆色与魄力。他为中央情报组争取到了更多的经费和编制，并且利用国务院挫败了联邦调查局，夺取了该局在国外的全部情报网。在他的带领下，情报组开始独立秘密搜集情报，研究分析。情报组交上的第一份独立的专题情报评估是有关前苏联的实力和动向，深得杜鲁门的好评，也为情报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第三任组长罗斯科·希伦柯特就不如其前任有气魄，在很多事情上争不过其他几个大情报机构。但他工作勤恳，坚持为情报组招进来一大批有才华的新人，为这个机构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随着冷战态势的加剧，从1946年开始，美国军事指挥系统开始作大调整，建立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也被提上日程。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决定建立中央情报局。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中央情报局的职权和任务是“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直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而直接向总统）汇报”，“执行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任务”，以及“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务”。
1947年9月1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诞生，希伦柯特任首任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CIA“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职能迅速撕下了伪装，直接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推进的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