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被马克思称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在他的《君主论》中，渗透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由此出发，马基雅维利使政治理论摆脱神学和道德观念的束缚，把权力作为政治的基础，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建立在对人和人的经验的考察上，从而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基雅维利总结了历代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炼升华，上升为某种政治理论体系，为统治者进行统治提供借鉴。他的这部名著《君主论》就是为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撰写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发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具有某种相似性，相似性的基础就是人的不变的本性。他对人性的数落比蒙台涅还尖刻，在《君主论》中，他说，人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作为一个统治者，就必须学会利用人性的弱点，用强权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法律和军队。只有法律才能够约束国民，只有在法律的强迫下人们才能行善。但是，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法律本身是软弱无力的。“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因此，马基雅维利非常重视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军事是君主们的唯一专业。也许我们会觉得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判断过于消极，也许我们会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过于冷酷，也许我们会因此而指责他，但是，我们的指责是不是因为马基雅维利揭掉了我们套在政治身上的美丽花环？是不是因为他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我们正在想着做着却不敢说的事情？在指责之余，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用心去了解马基雅维利所处的那个弱肉强食的动乱时代背景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君主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这本书里留下太多的时代和个人的印记，而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马基雅维利那颗渴望统一祖国的赤子之心。
统治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统治者本人的政治素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有各种美德，而是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全。一个君主由于具有美德被人称赞固然是好事，但在必要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对君主来说，吝啬比慷慨更有利；让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有利，必要时甚至还可以行使诡计、言而无信。一个聪明的君主应该猛如狮子，狡猾如狐狸。他必须显得具有美德，但又千万别拘泥于道德。不必用常人的道德来约束君主，政治没有道德。他在《君主论》中还反复奉劝君主们，要主动出击，不要听任命运的安排，而应该运用自己的意志，运用实力和技术制服命运。他承认，命运女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她至少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别忘了，“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人们只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学会与命运密切合作，安抚它，制服它，才能取得成功。
马基雅维利从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历史和政治斗争，第一次把政治问题看做是纯粹的权力问题。的确，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里，除了用权力来抗衡权力，用欺诈来对付欺诈外，别无其他途径来谋求生存。他的非道德主义的权术理论在客观上起到了揭露封建阶级伪善面目的作用。历史上的政治学理论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说而不做的，另一种是常做而不说的。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大致属于后一种，这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的理论，后来被称之为政治非道德论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且通常是贬义的，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其实，马基雅维利所指的这种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总结，而不是理想的政治。他承认，理想的政治的确应当是恪守道德的，但这只是一种“应当”而已，在现实政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治家，即便偶尔有这样的政治家，也是以失败告终。而且，政治非道德论并非是马基雅维利的发明，而是政治家早已发明出来的东西。如果说它是错误的话，那么政治家的错误也是先存在的，然后才有了这种错误的理论。所以，“错误的”不是马基雅维利，而是政治家们。政治非道德论本质上与马基雅维利无关，因为在他之前的政治并没有由于没有马基雅维利而清明，在他之后也没有因为有了他而变得更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鼓励君主们肆意作恶的意思，他一再强调，不能招致大多数人的怨恨，否则就会失去天下，他必须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畏，同时也应当让贵族满意，这样他的政权才会稳固。而要如此，他就不可能肆意妄为，而必须尊重他的臣民。他所说的那些残酷的、虚伪的方法，只是在对付敌人时用的，是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的。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德论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道德有它的适用范围，它的作用和有效性并不是无限的，道德是有条件的、具体的。一切道德依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立，一旦离开了这个条件它就要失去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他的这本书“揭开了新一页”，他本人和他的著作可能还在同时代的人们中获得过高度的尊敬，但几百年来，他和他的著作却一直是备受指责，谤满天下。（佚名）
关于马基雅维利早年的生活，我们所知很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贫寒的律师。尽管拮据的家境使得马基雅维利没能在幼年时系统地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坚持自学。公元1494年，他开始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里担任公职。4年以后，这位29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成为当时共和国的领导中心“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并且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了14年之久。从他的书信和同时代人的评价来看，他不仅喜欢这个工作，而且做得相当不错。
他的才华很快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得到了重用。在当时的意大利，城邦林立，军事和外交成为所有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于是马基雅维利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大量外交任务，以使节的身份访问过几乎所有的城邦，拜会过亚平宁半岛上几乎全部的权贵。他的眼界因此得以从小小的佛罗伦萨拓展到整个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
马基雅维利他的公职为他提供了研究政治的绝佳条件。他研究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研究瓦伦迪诺公爵波尔齐亚，特别以后者作为君主的典范。他不满足于描述政治行为，更加关心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逻辑，这就使他迥异于当时津津乐道于用玄学和神学来阐述政治的其他学者。当他的同时代人对“政治”这架精密钟表还只是流连于欣赏和赞叹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动手拆卸它，研究它运作的机理了。从他递交给佛罗伦萨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对外交和军事事务的深刻见地和冷静态度——正是这种冷静得近于冷酷的风格成为他后来著述的基调，也因此成为他被后世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后来的诸多变故，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也许就会一直在公职岗位上安安稳稳地度过：作为一个实权人物，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运作的机制，并且在自己的工作中将它运用得淋漓尽致。他会留下一卷一卷的外交报告，也许还有闲暇时写作的几段诗歌和短剧。然而历史却把他安排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当时的意大利存在着教皇和法国这两股势力，佛罗伦萨共和国按照传统站在法国一边。然而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顿时失去了生存的支柱：教皇答应和佛罗伦萨谈判的条件就是解散共和国，让美第奇家族恢复统治。而作为一个积极的反美第奇分子，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容于复辟后的佛罗伦萨。公元1512年，43岁的马基雅维利被解除了一切公职，彻底失业了。
马基雅维利试图和美第奇家族和解，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更有甚者，当时两名狂热的共和派人士被逮捕时，身上带着一份名单，开列了他们认为会支持他们暴动的人名——这当中就有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他于是被逮捕，并且被严刑拷问，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被无罪释放。于是他离开佛罗伦萨城，隐居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农庄里。在那里他又生活了14年，直到1527年去世为止。在这14年里，马基雅维利不断写信给美第奇家族，写信给教皇，希望他们能够不计前嫌，让他回到政府里去。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他而言，生命的最后这14年无疑是黯淡而凄凉的。
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段时间让马基雅维利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无所事事的生活让他感觉自己如同笼中之鸟，不得不以读书写作来打发时间。他的学识和阅历在这14年里结出了硕果：他的传世之作包括《君主论》、《论战争艺术》、《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佛罗伦萨史》，还有大量的戏剧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喜剧《曼莎珠华》）、诗歌、传记等。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公职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反而是他排遣寂寞的“副业”为他奠定了不朽的声名。
但是更为讽刺的是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后一段小小的插曲。公元1527年，教皇军队被入侵的法国军队打得大败，连罗马城也被攻陷。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佛罗伦萨的人民推翻了美第奇家族，恢复了民主政府体制。马基雅维利听说以后，立刻准备动身前往佛罗伦萨，希望能够重任秘书一职——然而他的这个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当时《君主论》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使得他成为崇尚民主的人们的公敌：佛罗伦萨全民公决的结果以压倒性的多数禁止马基雅维利担任任何公职。幸运的是，这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已经身染重病，没有来得及听到这个坏消息就去世了。他带走了一个振兴佛罗伦萨乃至全意大利的梦想，只留下了几本在他被放逐期间写成的著作供后人凭吊。
历来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评论大多集中在他的《君主论》上，但是对于《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以下简称《史论》）却很少提及——毕竟，《君主论》实在太有名了。
《史论》，正如它的全名所显示的那样，是对于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所做的评论。正如《君主论》的初衷是为君之鉴一样，《史论》的目的是为国之鉴。它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健康而完善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马基雅维利在论述罗马共和国内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阐述公民大会为何要提出在元老院、执政官之外另设保民官的时候，他已经明确提出了权力分立制衡这个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可以看作对马基雅维利的一个注脚。
法国的让波丹是16世纪宣扬君主专制的又一代表。他的主要著作是《论国家》。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思想，主张君主专制。这种理论，在当时也是反对法国国内反动贵族的封建割据和天主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预，适应了法国资产阶级希望国家统一，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的。但他同时又认为至高无上的王权不能侵犯公民财产，不得擅自征税，而应尊重和维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也初步提出了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民族性格和职业的学说。这种观点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但在当时也有反对宣扬神意决定一切的宗教神学观点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