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二是医疗资源分布失衡，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这看病难在什么地方都难，不只是在偏远农村地区看病难，在大城市里的大医院也是看病难，根源就是医疗卫生资源在短缺的情况下，配置又很不合理。优良的卫生资源由于集中到了城市大医院，留给农村的就少得可怜了。现在不少农村和边远山区缺医少药情况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相当突出，看上去让人相当难受，设备落后，技术缺乏，农民只能在乡村卫生所里依靠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这老三件看病，还有不少人甚至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人员结构失调和人才断档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就算一些偏远地方的乡镇卫生院里有了先进的设备，也可能没有专业技术人员操作或者是操作水平差，导致先进设备的利用效率或诊断准确率都不高。
在城市里，居民就诊则很容易流向大医院，这种不合理的病人流向，反映出来的是公众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技术水平的极端不信任，这是因为在我们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高水平、低覆盖”的道路，医疗资源总是过分地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里面，社区和农村承担基本医疗的功能相对就低了，所以公众就担心在基层医疗机构得不到有效的救治。现在全国的医疗资源八成都在城市里，而城市里面的医疗资源八成又在大医院之中，公众有了病，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地治疗，就只好奔向城市的大医院了。
问题之三就是医疗机构双眼发红，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由于财政补贴不足，医疗服务收费标准偏低，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不同的地方说过多少次了，之所以总是重复这个话题就是因为问题在这方面太突出了。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院追求经济效益令公益性质越来越淡化，于是就出现了过度治疗、大处方等现象。公众到医院看病时，不仅要负担医药成本，还要为了医生发工资、发奖金以及医院买设备、盖病房等方面的事情操心出力。为了弥补政府对医疗机构财政补偿的不足，国家允许医院对购进药品有一定幅度的加成，因此药品进价越高，医院的收入越多，医院的积极性也就越高，患者支出的费用也就越多。
其四是药品和卫生材料价格的虚高，加重了看病贵、看病难的程度。虽然药品和医疗卫生材料按规定实行了招标采购，但是由于定价机制存在不合理之处，相关厂商在这方面仍然存在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致使价格高升，这也暴露出了在药品审批、生产、流通方面的混乱程度。
我们可以看一看，每年国家所批准的药品注册申请数量多到什么程度，其中批准新药、改变剂型的品种和仿制药品又有多少。药品低水平重复、一药多名、虚高定价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在不少药品生产企业中，为了规避药品降价政策的规定性限制，就想办法把普通的药品变换一下名称、剂型和规格，这样简单地做了一下加减法，旧药就变成了新药，新药就得有个新价格，这新价格当然不能比原来的低。
我们的药品生产和流通是完全按照市场化设计、运作的，同其他商业企业一样，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与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是严重背离的。全国经过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批发企业都有数千家，另外还有药品零售机构十多万家，众多的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像经过商量一样，大多在低水平上竞争。本来，按照一般性的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商品的药品若是供大于求，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就会导致价格越来越低，可是我们的处方药却是定价越高医院的收入越多，销售情况反而就会越好。出于这个因素，为了让药品可以挤进报销目录和各类医院中，药品生产和流通企业就不惜采用回扣等各种手段，致使商业贿赂在医疗领域屡禁不绝。
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的其他因素还有不少，像人口老龄化，医疗的难度和成本加大；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加重了百姓对疾病风险的恐惧心理等，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给医疗体制开个药方
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磕磕绊绊，一路走到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先不说成败，就说这一路上的坚持就非常能体现出精神水平了。但我们的医改可绝对不能屡败屡战，因为公众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想要把医改之给走顺了，就要把握住现在这个机遇，可以说现在医改正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怎么走？向哪里走？这是至为关键的，路走对了一切都好，走错了还得重来一回。为了让医改一路走好，我们必须给它开个方子，补一补它的身子，不然就凭这副毛病不断的身体，是做不成大事的。
医疗保健的目的就是防病、治病、救人，可现今医疗体系自身也不能保障健康，那就无法担当保护和提升公众生命健康的重任了，所以给这个体系输血、降压就成了比较急切的任务。给医疗体系开药方和进行诊治的大夫就是我们的政府机构，而且不仅仅是单一的卫生管理部门。如果只是依靠各地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去承担医改的主要工作，是不能胜任的，卫生部门是无法应对现在条块利益分割、冲突复杂情况的，涉及到医改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底子薄，困难大，你如果不花费很多的心思、下更大的工夫就想获得成功，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医疗服务公平性、城乡医疗资源两极分化、医疗效率、医疗服务费用等一个个病症都明确地摆在大夫面前了，必须要对症开方，对症下药，才能治好病症。给医疗体系开的处方上面内容一定是非常多的，有了一个好的药方，然后再照方抓药及时治疗，这医疗体系身上的疾病才有可能去除，公众才有希望看得起病。
药方之一就是要解决好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问题。长期以来给中国医疗体制造成困局的原因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定位含混不清，思想不清楚，动作行为就会混乱，这一点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一时市场一时公益的，就是这个原因的外在表现。整个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到底要如何体现，如何安排？作为我们的政府部门，既是医疗卫生工作的管理者，同时还是主办人和投资人，这些身份纠结在一起，今天戴上这项帽子，明天戴上那顶帽子，搞来搞去自己都乱了，最后出了问题就要由公众埋单。在实行这一系列医改措施的时候，政府既要作为医疗保障工作的实施者，还要作为监管人，清晰地明确自己的职责就是关键问题了。帽子太多了也没关系，只要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戴上哪一顶就行了，比如政府首先必须要明确自己应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设计和管理工作，把医疗资金、设施、药品和医务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给安排好，保证城乡公众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卫生服务。
药方之二是要建立起一个以惠民为目的的医疗体系。这里所说的医疗体系的目的是很重要的，它必须是为了惠民才行。在1992年的9月，国务院曾经下发过一个《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后来大家就根据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以工助医、以副补主”，在医疗领域里创做出了一系列新事物，诸如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这些做法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医疗系统全面开花，但是目的却变了，由“以工助医”变成了“以医取利”，由此，惠民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这种所谓“市场化”的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公立医院为了生存得更好，就在管理上鼓励甚至是纵容医生们想方设法地去追逐利润。在这样的基础上，医院与药品、医疗器械以及高值耗材供应商之间合谋获利，医生滥开药、滥检查、滥收费和药价虚高现象就非常普遍了，公立医院长期以来的非赢利公益性质就被逐利行为给彻底地改变了。同时由于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很小，很多普通公众并没有医疗保险，居民的个人医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只是凭着每个家庭单独承担疾病的风险，公众看病的负担就越来越沉重，甚至是难以承受，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事情并不少见。这样的局面，绝不是一个以惠民为目的的医疗体系所带来的后果。
医疗体系要表现出公益性，就要解决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比例过高的问题，尤其是解决普通公众对于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问题。
从国内外来看，医疗消费总是具有无限趋高的特点，医学总是在发展，新技术、新设备、新药品的不断出现并没有降低医疗费用，相反上涨的趋势看上去却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中国的医药费用上涨太快了，比公众的收入增长快的太多了，个人负担医疗支出的比例就渐渐地增高了。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普通居民个人负担，感受到“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不是做老板的，也不是当官的。
公立医院要表现出便捷性，就要解决患者的就医麻烦。国家新医改文件中说，要探索建立比较规范的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进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明显缩短病人等候时间，实现检查结果互认。这就要求公立医院转变思路和作风，公立医院如果还是为自己的利润考虑那就是作风不正了。
只有尽量多为病人考虑一些，多给病人提供一些便利，设计好患者就诊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让这些细节都是彻底为患者服务的，那病人在就医时就会少些麻烦。公益精神体现在什么地方？不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内容表现出来的么？如果真正地让农村居民小病不出乡，城市居民享有便捷有效的社区卫生服务，那就说明医疗体系的公益性做到位了。要是真正地做到新医改要求中体现出来的“加快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全面覆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那么，基层医疗机构的数量就可以满足公众的健康需求，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提高了，公众就医就不会再受东奔西跑之苦，城市里的各个大医院也不再人满为患。
政府要在医疗保障上多下工夫，公众才能不为病患担忧。不少人尤其是城乡中的贫困居民有病不敢医的原因就是缺少医疗保障、医药费用超高，一个人生病后就会因此而拖垮全家。为了减少公众的担忧，让人们病有所医，就得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新医改文件中提出，要“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合）率达到90％以上，并逐步提高筹资和保障水平”。如果医疗保障到位了，普通公众看病的担忧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多了，建设起来一个可以覆盖全体公众的医疗保障体系是新医改最重要的内容，把这个作为重点就是抓住了解决公众看病就医难题的症结。而全民医保则是一剂缓解“看病贵”顽疾的良药，公众如果去治病，就会由医保机构帮助患者向医院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看病就自然不像从前那么贵了。如果医保在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满足了公众就医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城乡医疗救助和商业保险的补充，就可以形成一个覆盖全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但是如果这个救命的医保体系不能全部执行到位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走了形，就很难达到人们预期的结果。
药方之三是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重医轻防，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公众也是病倒了才想着去医院，没有病的时候很少到医院去检查。有关机构对于疾病防控的力度也远没有达到实际所需，这就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公众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公众的医疗负担。突出的看病就医问题就现实地摆在这里，想全面地解决问题，就需要我们转变医疗健康保障模式，就是要坚持以预防为主，健全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扩大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范围，向公众提～供疾病防控、计划免疫、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各种基本性的公共卫生服务。不能只考虑到如何治病，更要考虑好如何防病。
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得没错，陈竺说：“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群众的健康问题不能光靠打针吃药来解决，必须强调预防为主。”
药方之四是严格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这是一个难题，毕竟各种利益放在那里，你想一下子就快刀斩乱麻，立即就把公众就医费用降下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政府对于医药价格的监管是不能有任何放松的，你一松他就涨，你在医改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甚至可能会因为他的涨价而被抵消干净，过一段时间一算账，公众不仅没得到医改的实惠，相反还要吃大亏，这就出笑话了。所以我们对于医疗费用的控制必须严格，必须要把漏洞封住，把自身和形形色色的人等身上的不良欲望关进铁笼之中，这样才可保住医改的每一个阶段性成果，最后真正地让百姓少花钱，不再得不起病和吃不起药。
看病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药价虚高所导致的，这是人们的共识，也一直都是公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与药品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上存在的混乱，以及与医药领域的腐败有密切关_系，控制这种混乱和腐败是个长期的事，不是紧一紧、松一松就能处理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