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
故事从此越说越长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自己所拍摄的电影，还在于它为当时的小型独立电影公司提供了技术、场地等方便。1921年出现的三部中国最早的故事长片中，有两部得到了商务的帮助。
与之前《难夫难妻》等影片相比，这一年出现的《阎瑞生》、《海誓》与《红粉骷髅》三部影片不仅在长度上与当时国外故事片已无差别，而且情节上也复杂了很多，尤其是还原社会热点事件的《阎瑞生》一片赢得了巨大的成功。通常认为，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探索期的结束。
需要的不仅仅是热爱中国最早拍摄电影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玩票”的心理进入这个行业，他们拍摄电影的动机可能仅仅是因为喜欢，或者热爱。但谁都知道，想做好一件非个人化的事情，仅仅热爱是远远不够的。
1921年《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三部影片，后来经常地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情节长片，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它们也被视为中国类型片的滥觞，这应该也没有问题——《阎瑞生》是第一部情节长片，《海誓》是爱情片的开端，《红粉骷髅》是侦探片的鼻祖。但在更大的意义上，三部影片中，最早被拍摄的《阎瑞生》是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发轫之作，从它开始，电影的拍摄已经成了一种自觉的商业行为。所以在后世为这部电影定性时，会有这样的言语：几个投机商人看到有利可图。便投资拍摄了《阎瑞生》。
类似的评论在20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史著作中出现过不止一次．在那之前，商业化似乎是一种罪过。人们似乎相信仅仅依靠热爱或者行政命令就能让一个产业健康地发展，无论是电影还是博客——到了现在，甚至还有人对这种新兴玩意的发展充满非商业的预期，可见非良好状态之意识形态流毒深远。
《阎瑞生》的故事来源一桩真实的凶杀案，此案在上海轰动一时，这才使投资者发生浓厚兴趣，决定将其用电影的方式记录下来。从现存资料看来，《阎瑞生》出现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并不亚于案件本身，投资者的回报自然十分丰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投资回报率高，对投资者的心理刺激和信心建立都是好事。
《阎瑞生》当然不是最早使拍摄者赚钱的影片，事实上，从电影诞生那一天起，就和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拍摄电影都需要相对较大的投入，没有良好的产出支撑，“电影”这一行当估计早就烟消云散了。《阎瑞生》的意义还在于其“独立制片”的姿态——出资拍摄《阎瑞生》的几个人并不属于任何影业公司，他们的操作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次完美的商业策划。
有论者认为：《阎瑞生》、《海誓》和《红粉骷髅》，从叙事动机看，都注意到取材的商业价值，所以采用所谓的爱情片和侦探片样式。尤其是影片故事的结局，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阎瑞生》的结案伏法处斩，《红粉骷髅》和《海誓》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阎瑞生》的编剧杨小仲与《红粉骷髅》的作者管海峰更模仿美国侦探片，讲究剧情的紧张、新奇和场面的热闹、刺激，调动多种剧作元素吸引观众的好奇心理。
很多年后，音乐人李宗盛说：“听歌的人喜欢什么，现在社会流行什么，我就写什么。”意识形态产品的所谓商业化，说白了无非就是这样，即在世人可接受的道德标准及律令的框架内尽量去迎合使用者(观众)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即使在20年代，这样的尺度也不是人人都把握得住，在《阎瑞生》后不久的《张欣生》，就因为开棺验尸的镜头过于血腥而遭到禁演的命运。过犹不及，就是这个意思吧。
1922年明星电影公司
“明星”既出，谁与争锋中国人兴办电影制片业始于“一战”前夕，不过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才出现了创办民营电影公司的热潮。掀起这波热潮的还是当年拍摄《难夫难妻》的先驱者。
1922年3月，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在上海建立了明星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火烧红莲寺》、《十字街头》等著名影片。至1937年因“抗战”而停止营业，“明星”公司在近16年时间里推出了200多部影片，是当时中国营业时间最长的电影公司．也是中国电影业最早出现的“霸主”。
是热爱，而不是投机说起明星电影公司，不能不提到张石川这个传奇人物。套用一句老话。张石川是“典型时代的典型人物”。张石川属于那种没有什么宏图大志，但是敢想敢干，往往根据一时的直觉和粗略的分析就能做出决定的人。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注定是他的舞台。
张石川一生中办砸的事业比办成的要多得多。他1913年成立“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片公司”，次年公司随着一战爆发而倒掉；1916年，成立了“幻仙电影公司”，同年就倒掉了；后来又经手“新新世界”游乐场，在分隔“新世界游艺场”和“新新世界”的马路下修了地道，这个巨大的工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蜂拥而来，结果造成了很多踩踏事故和刑事案件，加上地道渗水，不但地下通道赔本，连“新世界游艺场”和“新新世界”都先后赔了进去；1920年。他创办的“和平新剧社”一年内又倒掉了；1920年前后，任“瑞慎洋行”经理，组办“大同交易所”，但上海突然刮起了交易所倒闭之风，便立即决定收手；之后利用交易所1万元的资金(对外号称5万)，组建了明星电影公司。
有趣的是，张石川不但是个商业上的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颇有建树的电影导演。在亚细亚电影公司时，他完全出于兴趣拍摄了《难夫难妻》，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拍摄了十多部短片，其中的《一夜不安》运用了特写镜头和动画特技，而《横冲直撞》中使用了多机位剪接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张石川之所以在屡遭挫败后最终决定回到电影的怀抱，恐怕还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好。
在明星影业公司期间，张石川不但任总经理，而且还亲自导演了《孤儿救祖记》、《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等几十部影片，据同事讲，张石川“日里晒在太阳下指挥，力竭声嘶了不算，到了夜里终是叙集了五虎将研究到深夜；有时甚而至于直到天明”。
作为“明星”的总经理，张石川非常重视影片的娱乐性和商业价值，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然而他也并非只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张石川前五个孩子分别起名为“张敏吾”、“张敏求”、“张敏知”、“张敏华”、“张敏书”，连系起来就是“吾求知华书”，从中可以知道他对知识的尊重；而在辛亥革命时，他曾经率领商团出防，表现出爱国热情。
明星影业公司的编剧郑正秋和他是“心志同和情逾骨肉的朋友”。
郑正秋更强调电影的教化功能，提倡“有主义”之影片。郑正秋的影响使“明星”制作的影片多数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和教化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明星”的成功证明了社会教化功能和商业性绝非矛盾。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下，针砭时弊、教化人心的作品更容易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可，从而获得可观的商业价值。关于影片的思想性和商业价值关系的一个佐证是，1932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张石川感到形势发展，如影片内容不改变，怕赚不了钱，于是聘请了几位左翼作家进入公司。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要表明，“明星”的成功经验今天仍然有效——中国影业需要有商业头脑，同时热爱电影的企业，需要不打一枪就走，精诚创业的实干家，同时需要摆正娱乐性和社会教化的关系。做到了这些，在上世纪20年代能成功，在现在或许也能成为中国影业上空的“明星”。
中国电影第一人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先驱者张石川先生，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但现代人知之甚少，就连很多从事影视工作的人也了解得不多，甚至在他们的影视作品里涉及到张石川先生的形象，也被描绘成油头粉面、一副流氓气的“张老板”。知识的残缺，不求甚解的学风，真令人汗颜。
张石川先生幼时丧父，家境贫寒，13岁即随舅父赴上海赚钱养家。
由于他的聪慧、好学，17岁就学得一口英语，当了买办和经理。从1913年23岁开始从事电影事业至1953年去世，他为了中国电影献出了毕生的精力。35年的历程，他编导了156部影片，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导演艺术家，第一个电影事业家，第一个电影企业家非他莫属。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蓬寺》，第一部反帝片《黑藉冤魂》，第一部劳工片《劳工之爱隋》，第一部体育片《二对一》等等。
作为一个电影事业家，他把自己创办的“明星影片公司”办成了赫赫有名的影业公司；他创办《明星月刊》以求加强电影宣传；他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演艺训练班，着力培养、发现新人。
作为一个电影企业家，他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以娱乐片为主，寓教于乐。他对公司的管理以及与同事的合作也非常人性化，每筹拍一部新片，他必将全厂演职员召集一起，宣读、研讨剧本，全体通过即投入拍摄；他又十分重友情，倡仁义，非常关怀演职员工。除了影片摄制外，他也重视发行，着力发展院线。他还改进拍摄设备，与国际接轨。
1937年“八一三”日军攻打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张石川先生的心血也毁于一旦。他曾力图恢复“明星影片公司”，但时局的变化，人事的变动，财力的枯竭，他也没有回天之力，之后只好在其他影业公司从事导演工作，以求生存。
1922年《劳工之爱情》
眼见为实的爱情喜剧
明星影片公司成立之后，把摄制滑稽短片作为最初的尝试。1922年，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推出了《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大闹怪剧场》等三部影片。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劳工之爱情》，因为在经历了80多年的岁月风霜之后，此片的胶片得以保存至今。
不讲“劳工”，只讲“爱情”从电影史的纸面记录跳跃到银幕上可见的黑白影像，作为我们能够看到的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中国电影，尽管《劳工之爱情》短得只有22分钟，尽管这22分钟是无声中度过，但也是一种“亲临”的幸福。因为中国电影从此跨越了一道鸿沟，从此活生生地摆在了你的面前，而那些远逝的形象也将在各种放映机器的旋转中得以生还。
正像现有的研究中所发掘的一样：影片所体现的早期喜剧形式显得朴素而成熟，电影语言的多样和基本分镜头都有着直觉的表现，同时，郑正秋作为戏剧舞台实践和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把多年的舞台经验圆熟地应用在影片的场景设置之中，这一切都使得本片在中国电影批评领域不断被重新定位和阐释。
1922年，正是“五四”运动由北向南，影响逐渐普及，势力逐渐巩固的时期。“劳工”、“爱情”都是当时的时髦观念，郑正秋与张石川抛出这样一部影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呼应之势。不言而明。然而“劳工”这个拥有特定阶级内涵的主体在片中却是似是而非。如果说卖水果的郑木匠，原来还有做“劳工”的可能，却主动转化成了小业主；他所追求的姑娘的父亲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但他却是个高度近视“连触霉头”的江湖郎中；对门的茶水店老板以及三个无赖混混，还有常泡俱乐部的游客无一是“劳工”，也不见挥汗如雨的劳作，更没有受压迫和反压迫，影片倒像是一幅混杂的城市“市井图“。其中祝郎中的女儿祝小姐倒是行为颇为大胆，身为小家碧玉，又是未出嫁的姑娘，不仅光天化日下大胆地与郑木匠眉来眼去常来常往，而且在郑木匠唐突地向父亲征求婚事时不但不回避，更是笑嘻嘻地接收并清点“聘礼”，甚至还引来茶水店里的一场争斗。
当“劳工”身份被有意无意消解掉的同时，“爱情”一词便具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五四”运动不仅带来了“德先生”和“塞先生”，更带来了一位曼妙的“罗曼蒂克”小姐。不同于以往的套路模式或者陈规戒律，爱情开始与一种内在的心灵沟通和完整的自我实现有关。《劳工之爱情》也把着力点放在了郑木匠获得“爱情”胜利的实践过程中。
如果说《劳工之爱情》还有点名不符实，那么本片的另一个名字《掷果缘》便来得自然而美妙。“掷果缘”所谓的“掷果”一词缘自《世说新语》，而在刘孝标注引《语林》中注到：“晋潘岳，美姿容，每出门，老妪以果掷之满车”，“掷果”拥有了“爱慕”之意。关于西方宗教所述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所获“原罪”，到中国历史掌故中“掷果盈车”的要义，似乎有点殊途同归的意味。
电影胶片保存——为电影找到家《劳工之爱隋》被誉为“尝试时期中国短故事片创作的压卷之作，也是中国短故事片艺术经验的集大成者”，或许因为它是现在能够看到的中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电影作品，所以，由此引出中国电影胶片的保存现状问题也成为了比较有价值的一次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