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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导论 《周易》的现代反思(3)

南宋时,程颐、张载、邵雍三家易学广为流传,而以程氏易为主导。象数易学也是通过程朱学派而得以发展的。如程颐的再传弟子朱震(1072~1138)对象数易学的整理,朱熹的好友和学生蔡元定(1135~1198)及其子蔡沈(1167~1230)对河图洛书的阐发。朱熹则集前代易学之大成,以程氏易为宗,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影响极为深远。杨万里(1127~1206)兼容程颐、张载易学,作《诚斋易传》,多以史证《易》。陆九渊(1139~1193)的大弟子杨简(1141~1226),继承程颢、陆氏易说,以心解《易》,作《杨氏易传》和《己易》,创心学派易学。功利学派的薛季宣(1134~1173)、叶适(1150~1223)等人也研究易学,提出河图、洛书为古代地图、地理志等新观点。

元明两代程朱理学立于学官,宋学终于取代了汉学。朱熹的《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成为官方易学范本,出现了大批注释这两本书的作品,如宋末元初胡一桂的《周易本义附录纂疏》和《易学启蒙翼传》,其子胡炳文(1250~1333)的《周易本义通释》,其学生董真卿的《周易会通》,都阐发朱熹易学。明朝胡广(1370~1418)奉明成袒之命编撰《周易大全》,即以胡一桂之书为蓝本。《周易大全》的颁布,使朱熹易学取得统治地位。

由于朱熹易学并不排斥象数易学,使元明两代的河洛之学和邵氏先天易学皆有所发展。元代大儒吴澄(1249~1333)多本朱熹易学,又主取象说,著有《易纂言》等。许多学者提出各种图式以解释《周易》,形成易图学。易图学是宋代图书之学的新发展。元代道教大师雷思齐(1230~1301)上承刘牧、邵雍,继宋代张行成之后,主有数而后有象,推衍出许多图式,属数学派。

俞琰(1258~1314)、张理和萧汉中等人则主有象而后有数,发展了象学传统。到了明代,象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取象说,又兼论理和数,同程朱派的取义说展开论争,来知德(1525~1604)为其代表,著有《周易集注》。其后,方孔熠、方以智(1611~1671)父子的易学对元明以来的象数易学作了一次总结,是象数易学的又一高峰。

相反,元明义理学派多因循程朱,不敢疑义,创获不多。到明代,才有薛暄(1389~1465)、蔡清(1453~1508)、罗钦顺(1465~1547)、黄佐、王廷相(1474~1544)等倾向于气学派易学,湛若水(1466~1560)、王畿(1498~1583)等倾向于心学派易学。明代中叶以后,又出现了以禅解易的风气,以方时化、徐世淳、苏溶、真可(1543~1603)、智旭(1599~1655)等为代表,以智旭的《周易禅解》为代表作。明代医学家张介宾则尊奉唐代药王孙思邈(约541~682)“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之说,依据易理阐发医道,著《医易义》等。明术清初大思想王夫之(1619~1692)则站在气学派的立场,继承宋明气学派象学派传统,修正了程朱义理易学,批判了心学派、数学派学,对宋明以来的易学成果作了一次历史性总结,写下了许多学著作,标志着宋易的巅峰和终结。后来,康熙(1655~1722)命李光地(1642~1718)编撰《周易折中》,乾隆(1711~179说,虽无创见,但说明宋易仍居官方正统。

清代在学术上是从修正宋易而走向复兴汉易的时期。在力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末清初一批学者从考证和辨伪角度清算宋易中的象数之学,揭露它与道教易学的联系,批评朱氏易宣扬图书之学的错误,黄宗羲(1610~1695)、黄宗炎使注重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的汉学再次兴起。惠栋(1697~1758)是清代汉易的倡导者,作《周易述》、《易汉学》等,唯汉易是从,未有创新。张惠言(1761~1802)专攻虞翻易学,试图恢复之。焦循(1763~1820)作《易学三书》,主张会通各家易说,试图创立自己的体系。清代易学不重义理,笃信汉易,理论思维方面极少建树,是古代易学发展的一个低谷。

及至近现代,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国人视野的开阔,使易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近现代易学可大致分为注释派、考证派、阐发派、科学派。当然,各派之间多有融会,而不是壁垒森严。

注释派偏重于注解《周易》,沈竹扔、尚秉和(1870~1950)、高亨(1900~1986)为代表。尚氏的《周易尚氏学》集象学之大成。高氏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主张经传分观,少谈象数,为此派扛鼎之作。

考证派偏于考证易学的有关问题。杨树达(1885~1956)的《周易古义》通过考察《周易》在古文献中的引用情况来显示其古义。于省吾(1896~1984)的《双剑够易经新证》、闻一多(1899~1946)的《周易义证类纂》在考证的基础上注解《周易》。余永梁、钱穆(1895~1990)、李镜池、顾颉刚、钱玄同、屈万里(1907~1979)、陆侃如、汤鹤逸、李景春、任继愈、沈瓞民、冯友兰(1895~1990)、张岱年(1909~2004)、王世舜、李汉三等,考证了《周易》的作者和时代。章太炎(1869~1936)、吴承仕(1881~1939)、刘师培(1884~1920)、黄元炳、高明、黄庆萱、王忠林、李申等,考辨了一些易学专门问题。郭沫若、胡朴安(1878~1947)、屈万里、平心、黎子耀等,则从《周易》探讨古代历史和社会风俗。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王襄、容庚、商承祚、杨树达、胡厚宣、陈梦家(1911~1966)、裘锡圭、叶玉森、胡光炜、吴其昌、丁山、饶宗颐、孙海波、李孝定、严一萍、沈之瑜(1916~1990)、王守信等,对甲骨卜辞进行了考辨。张政娘、徐锡台、丁骗、张亚初、刘雨、管燮初、徐中舒、陈全方等,考证了《周易》卦象与古代数字卦的内在关联,多认为易卦源于数字卦,殷商已有筮法和重卦,《世本》“巫咸作筮”之说并非无稽之谈,重卦非始于文王。韩仲民、严灵峰、刘大钧、于豪亮、黄沛荣、李学勤、霍斐然、张立文、廖名春、王葆珐、陈鼓应、楼宇烈、许抗生、陈来、王德有、邓球柏、魏启鹏、裘锡圭等,研究了帛书《周易》的有关问题。濮茅左、廖名春、萧汉明、何琳仪、郑万耕等,探讨了楚简《周易》的相关问题。

阐发派偏重于阐发《周易》义理及其与哲学、宗教、文化、政治、管理、文艺、中医等的内在联系。杭辛斋(1869~1924)作《易楔》、《学易笔谈》等,欲融古今中外于一炉。朱谦之(1899~1972)、周善培、苏渊雷(1908~1995)、熊十力(1885~1968)、方东美(1899~1977)、金景芳(1902~2001)、牟宗三(1909~1995)、黄寿祺(1912~1990)、程石泉、罗光、南怀瑾、刘百闵、杜而未、高怀民、朱伯嵬、宋祚胤(1918~1994)、萧蓬父、徐志锐、唐明邦、余敦康、刘纲纪、吕绍纲、周继旨、周止礼、刘长林、罗炽、张善文、戴琏璋、胡自逢、徐芹庭、龚鹏程、曾春海、朱高正、程兆熊、林丽真、唐华、陈瑞龙、吴康、于纫兰、周林静、戴君仁、林汉仕、朱维焕、傅隶朴、简博贤、何泽恒、李焕明、林政华等,在易学上各有发明。

科学派着力于探讨《周易》与现代科学的内在关系。以严(1854~1921)、沈仲涛、薛学潜、刘子华、丁超五、潘雨(1925~1991)、董光璧、王弼卿、王寒生、江公正、黄汉宗、凯旋、沈宜甲、李树菁、徐道一等为代表。他们受启于18世纪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对易卦科学中的进化论、遗传密码、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相明,但多限于以现代科学比附《周易》,而少见有以《周易》理推进科学进步之成果。这方面较好的著述当为董光璧的《易学科学史纲》和《易图的数学结构》。现代哲学家张岱年就此指出:

“《周易》的一些基本观点,对于自然的奥秘有所揭示,因而能给然科学家以重要的启迪。”

四、《周易》在国外的传播和研究

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周易》在国外也早有传播。有学者认为,早在殷商时代,中国和古印度就已经有文化交流;殷商末期,《连山》八卦图即已传到希腊一带;殷商末年,商纣王叔父箕子去了朝鲜,被周武王封为朝鲜侯,箕子在朝鲜以礼仪教导百姓;春秋战国或者更早,中国和日本已经有文化往来,如徐福东渡之说。这些说法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下面我们就分别介绍《周易》在东方和西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概况。

1.《周易》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

由于地缘关系,《周易》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和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以50万大军平定了岭南地区,设南海、桂林、象郡,象郡即涵盖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国文化随之传人越南。秦末汉初,曾经参加秦军南征的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秦末中原动乱而割据南海、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7一前112),自立为南越武王。赵佗(?~前137)在位期间,大力促进汉越交流,加快了中国文化的传人,史称“甚有文理”,“文教振乎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兵征服南越。东汉光武帝时,12岁就能明《易》的任延等汉朝派出的地方官在越南“建立学校,导之礼仪”,越南开始正式接受儒家思想。东汉末年,大量中原儒士避乱越南,其中就有著名文字学家、《释名》的作者刘熙,易学家许慈等人,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传入越南的历程。许慈由此将郑玄易学传人越南。到公元7世纪前期,越南开始大兴文教立国之风,这就大大加快了儒家经典(包括《易经》)在越南的传播进程。唐代开始,越南地区的人也可以来中国参加科举。爱州(今越南和平省一带)人姜公辅、姜公复兄弟先后考中唐朝进士后,更加激起社会各界研习儒家经典的兴趣。1010年,前黎朝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建立了李朝,1054年定国名为大越,开始走向儒学立国之路。1070年,李圣宗继位后下旨,尊奉孔子学说为国教,开展修建孔子庙、祭拜孔门圣贤等活动。1075年,李仁宗开始进行首次科举考试,次年设立国子监。1126年,以儒家五经作为越南国教。1195年,李高宗首次举办儒佛道三教考试,选拔通晓三教的人才。1227年,陈太宗又举办了三教考试。1253年,陈太宗开始设立国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1428年,黎太祖又设置五经博士,并实行科举制度。1467年,黎圣宗命颁五经官版于国子监。1472年,黎圣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科举取士,考试科目中有三道题与《易经》有关。1499年,应试者竞达五千多人。1734年,黎纯宗命印五经颁布天下,王亲制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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