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公元一三六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建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都城。同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退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在蒙古建立北元政权，对汉室江山依然虎视眈眈。彼时，大明江山初定，百废待兴，面对大漠的苍鹰的觊觎，大明仍旧把军事摆在当时朝政最重要的位置上，十几年来双方战事不断。
这一批士兵原打算放在南方抵御倭寇，不曾想北边战事告急，因此从南方急调兵马入京，哪知到军营没几日，竟争相发病，如今病情蔓延，军医束手无策，此事暂不敢禀告朝廷，主要是怕此事宣扬出去，动摇江山。
唐三娘带着舒子浵来到军营，此时，军营里把得病的士兵都送到了医庐，由于得病的人太多，病榻已然不够用，因此还特地在医庐旁边搭起了帐篷。
三娘和子浵各穿了一件灰色的大袍，脸上蒙着白纱布，身上带了些寻常驱邪气的药囊，进入了病房。三娘负责把脉，子浵拿出一本小册子挨个询问：“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觉得不舒服的？发病之前有没有吃过或者见过什么特别的？”子浵一一记录在案，然后三娘把脉的结果也让子浵记录下来。
看完病人，三娘和子浵一并去见了军医，这几日士兵接二连三地发病，军医焦头烂额，一看见三娘和子浵的打扮，听说冯将军从外寻来的名医，便猜到几分，于是态度也甚是恭敬，主动上前行礼道：“这位想必就是冯将军请回来的唐家后人，晚生这厢有理了。”
唐三娘还了个礼，说道：“先生莫要多礼，且跟我们说说此次病情罢。”
那军医道：“好，此次症状倒也颇为相似，均是头痛体痛、胸腹痞闷、腹胀痛、寒热往来、食欲不振的症状，重则突然昏仆、失语，我原以为只是水土不服，便拿藿香正气方试了一试，效果不甚明显，所以我便怀疑此乃瘟疫，但是尚且不能确定是哪种瘟疫，苦煞人也。”
三娘隐隐觉得这不是瘟疫，瘟疫致病，具有流行广泛（传染性强），发病急剧，变化迅速，病情险恶等特点，属时令之气，不分季节。与普通的外在致病因素如风、寒、湿、热相比，其病邪毒气更甚，常挟秽浊之气，故其致病作用更强，病情更加险恶。一人得病，全家相互传染，不论男女老幼，不论年龄大小，并且症状颇为相似；一家为患，全村都很容易互相感染，甚至产生灭门之灾，这些都说明瘟疫为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而军中这病，一无病因，二则病发之势与瘟疫也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并没有暴发瘟疫，这批士兵从南部各地抽调而来，进入军营以后，为了避免各地士兵结党营私，因此把所有的士兵分散重组一起训练，每个士兵都有一个编号，例如一营三零二号，相邻的士兵操练和休息都在一起，军营是个人口高密度聚集的地方，若是瘟疫，病情应该是呈片状爆发，然而此处的病情却是点状爆发，并没有波及同吃同住的士兵，这不符合瘟疫的特点。
于是三娘便说道：“依我之见，从此病爆发的情况来看，不像是瘟疫，容我再观察几日罢。”
三娘和子浵通过对士兵病历的整理，发现受伤的士兵居然全是从岭南地区调来的，如果不是瘟疫那必然是当地的地方性疾病，三娘和子浵想到这里赶紧查找相关医书，经过数日夜以继日地翻查，终于子浵问三娘：“娘，您说会不会是瘴气啊？”瘴气，指南部、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发能致病之气。
子浵指着医书说道：“娘，您看，《证治准绳？疟》和《症因脉治？卷四？外感疟疾》所提及的瘴气之症的症状与此次病情十分相似。这瘴气的发生与自然环境、气候特点密切相关，岭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瘴气形成的主要原因。此外，感染瘴气与蚊虫叮咬亦有关系。《岭南卫生方？岭表十说》中有一段论述，‘北人之来岭南，婢仆多病瘴。盖劳役之人，饮食无度，昼多冒暑，夜多寝地；又凡事不能忌慎，故先受其弊。’大致上说，瘴气产生的原因有：一、南方山林间动植物腐烂产生的气体，二、受了毒蚊的叮咬，三、饮食不慎、劳役过度、起居无时，人们体质减弱，更容易受到瘴气的毒害。这批士兵为了赶往京城备战，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受了瘴气完全正常。”
三娘接过子浵递过来的医书，细细地读了一会，道：“你说的不错，看看治疗之法，若是不妨事，我们且试它一试。”
至于治疗之法，医书上记载：如服食薏苡仁、咀嚼槟榔、悬挂菖蒲、针刺治疗、居住干栏建筑等。宋代周去非《岭南代答》中有关于针刺治瘴的记载：“南人热瘴发一、二日，以针刺其上下唇，其法卷唇之里，刺其正中，以手捻其唇血，又以楮叶擦舌。又令人并足而立，刺两足后腕横纹中青脉，血出如注，乃以青蒿和水服之，应手而愈。”
症状和病因似乎都能吻合，三娘觉得不妨一试，于是决定按照这个方法对病情最严重的几位士兵治疗。
子浵赶紧依方去煎药，三娘则悉心给士兵施针，不几日，她们成功地治愈了几例病人。冯将军将军听闻此事，欣喜不已，趁士兵们操练之时，将这个好消息对士兵们宣布，众人皆如释重负，喜形于色。
三娘将治愈之法传予军医，大家通力合作，眼见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时，唐三娘提议由舒子浵一人先行上路与舒宸汇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