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i York，李孜记得自己看到过这个名字，公诉书上被害人的名字。去年九月十日凌晨，Eli在西四十二街一栋高层公寓的第四十九层中毒身亡，根据大楼监控显示，Han Yuan那天晚上也去过那里，而且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跟Eli接触的人。李孜不明白那个寻找Ballerina的过程与这场谋杀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听Han的叙述，却不觉得冗长。
“能说说去年九月九日夜里到九月十日凌晨发生的事吗？”她问，想要把谈话拉回主题。
Han看着她没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好像根本没听懂她的问题，两秒钟之后才回答：“对不起，恐怕不行，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李孜不明白他的意思。
“事实上，我一直试着回想那天的事情，但每次想起来的事情都不一样。”他自嘲地笑了一下。在身陷囹圄时，那是个不同寻常的表情，让李孜不禁在心里打了个冷战。
“无论你想起了什么，都可以对我说。”她说道。
“Ward之前的那个律师告诉我，如果我不能肯定，就什么都不要说。”
“你可以告诉我，我不是警察。”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有时候，我记得是我把胶囊拆开融进酒里，有时候又看到是他自己吃了那些药。”
“药是谁的？”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会在那儿？”
“我不记得了，好像是因为她。”
“她是谁？”
“Ballerina。”
“她有名字吗？”
“当然，她叫G。”
“当时她也在场？”
“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他低下头，似乎被逼到记忆的绝境。
李孜换了一个话题，“你怎么认识他们的，York，还有那个G？”
他沉吟了片刻才回答：“大约六年前，我住在康涅狄格一所医院里，她去那里看一个朋友，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她是个模特，Eli是她的经纪人。”
“你跟G交往过？”
“对，有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大概四个月。”
“后来呢？”
“后来她去了别的地方，欧洲。工作上的原因，我们就分开了。”他一字一句地回答，十分简略。
“去年八月份之前，你没再见过她？”
“见过一次，我婚礼前夜的派对，她也来了。”
就在这时，Ward从外面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李孜站起来对Han说了声对不起，又跟Ward说：“我跟你说句话。”伸手把胖子推去了门外走廊里，关上门。
她透过铁门上手掌大小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坐在桌边的Han，把Ward拉到一边，说：“他应该接受精神鉴定。”
跟她料想的不同，Ward一点也不惊讶，只笑了笑，回答：“两次，他受过两次司法精神鉴定，两次的结果都是正常的。”
“这不可能。”李孜肯定，任何一个哪怕受过一点点心理专业教育的人都能看出来他叙述当中出现的问题。
“这不是没有可能，在你之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过这段经历。”
李孜不解地看着Ward。
“案发之前，有证人看见Han在巴黎一家商店里打了Eli，并威胁要杀了他，两个人打碎了大约价值一万五千欧元的瓷器。”Ward停顿了一下，似乎肯定李孜会发出惊叹，但却什么都没等到。他笑了一下继续说下去，“纽约这里有Han在案发当天尾随Eli进入公寓的监控录像，公寓里有他的指纹，但没有口供——Eli死了，而他什么都不说。”
李孜很容易想象出Han面对警方的样子，因为，在她面前，他仍旧保持着那样的态度——不急于辩白也没有反抗，带着一种旁观者般释然的态度，仿佛灵魂出壳，飘在房间一角的半空，对着自己的耳朵幸灾乐祸地低语轻笑：这下你要怎么收场？
“那他怎么接受的精神鉴定？”她又问。
“他很配合，各种各样的测试都很配合，只是拒绝谈发生的事，他说全忘了。”
李孜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Ward点名要她来——她是事务所里唯一的华裔，Ward想当然地觉得她能问出点什么来。想到这里，她不禁有些气恼，却还是尽职尽责地回答：“他也是这么告诉我的，但多少还是说了一些。不过，那些记忆，尤其是关于那个G的事情很混乱，其中有一些细节又很真实，很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不能接受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他篡改了自己的记忆，拼凑出一段新的。”
“那个G？”Ward特别挑出这三个字来问她。
“他反复提到的一个女人，模特，或者Ballerina，还说Eli York死的时候，她可能也在场。”
Ward低头想了一下，说：“警方的调查记录里并没有第三个人。他说过更多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吗？”
“他说他婚礼前夜的派对，那个G也来了。”
Ward看着李孜，突然说：“你总在她名字前面加个定冠词，好像不肯定她是否真实存在似的。”
李孜不得不承认，潜意识里她确实是这么想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试着找到她。”Ward说道，表情变得有些严肃，转而又笑起来，问李孜，“想见见他妻子吗？”
从“坟墓”出来，Ward给Han的妻子打了个电话，约好下午三点钟在她工作的地方见面。
时间已过中午，他提议在附近一家咖啡馆吃午饭。李孜只简单吃了点东西，便把刚才记下的东西拿给Ward看。胖子一边吃一边窝在卡座的角落里读她的笔记，看到最后，突然问：“关于那家商店里发生的事情，他没有详细讲？”
李孜摇摇头，回答：“Han只说他看到Eli走进那家商店，他追进去问Eli，G在哪儿？之后两人发生了口角，他打了Eli，几个店员和他芭蕾舞团的同事Lance Osler把他们拉开了。”
'Lance Osler。'Ward摸了摸下巴，感叹道，“这个Lance Osler也是个奇怪的角色。”
“为什么这么说？”李孜问。
“Han的妻子告诉我，Osler和Han曾是同学，后来又做了同事，Han结婚的时候，他是伴郎。”Ward说，“但在这桩案子里，他是检方最有力的人证，几乎可以说是他亲手把自己的朋友送进了监狱。”
“证人是宣了誓要说实话的。”李孜提醒他。
“即使一样是实话，也有好多种方式去讲。”Ward强调，“如果没有他，这案子会简单许多，那几个法国店员未必能出庭作证，就算来了，随便放一段奥普拉的脱口秀，他们至多只能听懂一半，而Han和Eli吵架一定是说英文的，这样的证言很可能不被采信，没有了死亡威胁，也就不存在谋杀。但现在，就是有这个Osler……”
“可能他和Han有过矛盾。”李孜胡乱猜想。
“可能，只可惜没证据。”Ward点点头，摊开手傻笑了一下，合上笔记本还给李孜，对她说，“做得不错，我早说过我看人很准。”
这话把李孜气得够戗，她回了一句，“其实你根本不用费心夸我，我心里很清楚为什么突然要我接手这个案子。”
“为什么？”Ward脸上带着些笑意，看着她问。
“为了把我从那个制药公司的大案子里踢出来。”李孜耸耸肩回答，在Ward面前她总是懒得去掩饰，“我辞职了，他们不想让我继续接触那些保密文件，所以就把我塞到你这儿来，做这件无关紧要的Pro Bono①。”
“如果你觉得一条人命和四十年监禁都是无关紧要的，那我也无话可说了。”Ward打断她，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我不是那个意思……”李孜试图辩解。
但Ward却只是露出一个嘲弄的笑，纠正道：“这案子不是Pro Bono，被告的妻子可是花了大价钱请我的。”然后就不由分说地站起来，付了饭钱，走出去了。
从餐馆出来，他们拦下一辆出租车去切尔西见Han Yuan的妻子。一路上，Ward尽量简略地为李孜叙述了一下案情。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三日，Han Yuan随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根据他同事的说法，他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就有些不正常，独自一个人外出，排练时迟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他一直就是行事古怪的人，所以也没人去追究。
八月二十九日晚，Han登台演出，当天的剧目是乔治·巴兰钦的作品《珠宝》。据那场演出的导演回忆，Han在第二幕红宝石主题中错了三个拍子的舞步。台下的观众未必能看出其中的不同，但剧团里的人都知道出了纰漏。演出结束之后，导演曾找Han谈话，他只说了抱歉，没做任何解释。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八月三十日，Han仍旧没能准时参加彩排。他的同事Lance Osler去旅馆房间找他，但他并没有跟Osler去剧场，而是朝和平路走过去。他在路上遇到Eli York，并尾随其进了一家婚礼用品商店。在那家店里，Han和Eli发生了争执。Osler赶到的时候，看到Han把Eli打倒在地，并威胁说：“如果她有什么事，我会杀了你。”商店的店员报了警，警察到场之后，Eli表示不想追究，所以两人只是做了笔录，并赔偿了商店的损失，就离开了。
离开那里之后，Han告诉Osler，那几天他一直在找一个人，他从前的女友，Eli York知道她在哪里，所以他会一直跟着Eli，直到找到她。
①Pro Bono， 拉丁语，意为“为了公共福利”，此处意为在册的执业律师必须履行的义务性法律服务工作。
九月七日，芭蕾舞团按原定的计划搭乘美联航的航班返回纽约，但Han没去机场，也不在酒店，错过了那班飞机。根据法国航空公司的记录，他在当天下午另外购买了一张九月九日晚上飞纽约的机票，而Eli York早在八月三十日就预订了这个航班。
九月九日晚七点十分，Han和Eli乘坐的班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整个飞行时间约八小时，因为时差的关系，在纽约落地的时间是美国东海岸时间晚上九点十分。
约五十分钟之后，Eli York回到曼哈顿中城的住所。物业的监控录像显示，Eli进入大堂的时间是十点零五分，Han就跟在他身后。
九月十日凌晨一点三十五分，也就是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之后，Han一个人离开了那里。
九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女佣从工作通道进入四十九楼E室做例行打扫，发现Eli York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已经死了，身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打开的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