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宋代只不过是残唐五代的延续。之所以没有短命而亡，只是因为宋太祖断绝了武人专政的传统，才建立了一个国祚长久的宋代。宋代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确和唐代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又有许多可见的延续性。因此，中国近古的历史究竟是延续还是断裂，就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课题了。我们有时候拿宋代当做近代中国的开始，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①第一个正面提出宋代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在许多学术讨论会上辩论不休。
①内藤虎次郎（1866—1934年） 即内藤湖南，“湖南”为其号，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第一代教授，亦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
列国体制下的宋代
所谓现代性包括：城市化、贵族的消失和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宋代中国看做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天下国家，甚至于后来接上去的明清也不是和汉唐一样的天下国家了。这些改变，使宋以后的中国呈现另一个形态，但究竟这形态是不是可以和欧洲近代史上的特色完全等同看待，却还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
在宋代中国的外围，有辽金元，有吐蕃、南诏、西夏、高丽，还有南方许多小国家和海外的日本，这许多政治共同体并不归属于一个大的天下系统，宋代皇帝并不是天子，也不是“天可汗”。在列国环伺之中生活，宋代中国必须尊重一定的国际关系以及规律。当然，中国人自己以为是天下的共主，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想而已。反而，中国必须不断地向辽人、金人进贡，甚至于也必须向疆域很小的西夏年年送上丝帛。
宋代的经济却是十分地发达。东方和南方的海外贸易为宋人赚取无数的财富，甚至于中国和北方的西夏、辽国之间，也有转口贸易的利润—将南方海外的香料转运给北方，让它们再进一步转运到欧洲。海外贸易的兴盛刺激了中国的内部生产，宋代的冶铁数量在当时整个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其他如制造瓷器、丝绸、茶叶、酒类以及各种工艺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也是惊人的。也因为这些缘故，宋代面对强大的北方敌国可以用金钱和丝帛换取和平。而在完全失去北方以后，偏安在南边的南宋，地方小了，人口少了，生活条件居然比过去还好。
宋代政府无效率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宋代整体讲起来，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宋代的士大夫都出自民间，可是，政府的决策却不一定反映民间的实际情形。因此，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的政治体制的神经中枢和回馈系统的问题，在宋代一样存在。只是问题的所在，《注东坡先生诗》 宋嘉定六年（1213年）刻本。宋代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但他们大多陷于党争之中，苏轼就曾卷入元祐党争。不是回馈和交流的断裂，而是在多种回馈之间神经中枢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这样的现象是相当奇特的。相对而言，宋代的地方层次，包括州县甚至于乡里和家族，都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一权力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士大夫或地方豪强手里。毋宁说，宋代是一个复合体，包括许多较小的自主单位。陈寅恪曾经说“天水一朝①思想最为自由”，我想他所谓的自由，毋宁说是在这小单位层次的自主性。可是在小单位之内，不论是士大夫或地方豪强，都还是一种专断的权威，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民主自由。
相对于汉唐两个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贫，而是无效率。小民百姓在他们所属的单位之中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可是他们可能享有小群体对个人的照顾。比如说，家族有族规，小区有社约，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给小区或社群的成员一定的约束，也有一定的保护。
从唐代体制转变到宋代的确有断裂的现象，但也是经历了一段过程，才逐渐蜕变而成的。残唐五代，虽然中国解体，可是许多地方单位和族群单位却是小民百姓能够在乱世生存的依靠。五代时候，南方的小国家最多不过今天一个省份那么大，甚至还有更小的，但他们在保境护民的口号下也确实发展了经济.
①天水一朝 宋朝的代称。历史上赵姓宗族最著名的聚居地是秦汉时期的天水郡（今甘肃天水）。济，使这个小地区的老百姓有存活的机会。而当时南方海路的开通，使东南地区的小国都可以获得国际贸易的利益。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也许就使得宋代的散漫，居然变成了它的另一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