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风始作俑者是三国魏尚书何晏，据《三国志》载：“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魏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用今日的眼光来看，这个何晏自恋异常，还有着“易装癖”。除了爱做女人打扮，当时的文人还有“熏香”的风尚，如《郭子》一书载陈骞女与韩寿私通：“骞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是外国所贡，一着衣，历日不歇。骞计武帝唯赐己及贾充，他家理无此香；嫌寿与己女通，考问左右，婢具以实对，骞即以女妻寿。”一国之君竟然赐异香与其最器重的大臣，而其女又将其私赠情郎，可见“熏香”风尚在当时的贵族子弟中盛行的程度。这种风尚在《颜氏家训》中也有提及：“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可见当时社会风气的颓靡。
魏晋时期是一个崇尚个性、强调特立独行的时期，加上何晏等的名人效应和相书的影响，这种病态审美观很快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继而影响到了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观，“男色”在整个魏晋时期受到异于其他时代的尊敬和礼遇。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诔之文。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裴子语林》亦云：“王仲祖有好仪形，每揽镜自照曰：‘王文开那生如馨儿？’时人谓之达也。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妪戏，乃得新帽。”自恋至此仍能得到时人的赞誉，当时世人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可见一斑。《世说新语》甚至专设了“容止”一节，记载貌美的名人，如言嵇康行如“玉山”、潘安“美似璧玉”、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戎眼若“岩下电”等。更能说明时人风尚的是所谓“看杀卫玠”的典故：卫玠“总角乘羊车入市，风神秀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因为“观之者倾都”，而卫玠又“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之‘看杀卫玠’”。
凡事皆有两极，在整个社会对外在美的过分追求之下，对外在丑之人的厌恶自然更深。与潘岳同样文才飘逸的张载就因其相貌丑陋，而受到与潘岳截然相反的“礼遇”：潘岳回家载的是满车果品，而张载则拉回一车向他投来的瓦砾。更不幸的是左思，史传他“绝丑，亦复效（潘）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左思仿效潘岳出游，竟因为长得难看而被吐了满身满脸的口水，真是何苦来由。“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为人放浪形骸、行迹洒脱，但因其丑陋而被叱为“土木形骸”。同为饱学名士，只因相貌的差异，却有着如此截然相反的际遇，不禁令人惊异。
唐朝盛行的女易男装
与魏晋崇尚“女装”相反，唐朝时女子做男装打扮曾一度蔚然成风。在《木兰辞》中，花木兰是为了替父从军才女扮男装以期掩人耳目，唐朝女子则完全是出于追捧风尚而为之的。
据《新唐书·五行志》载，在唐高宗与武则天举行的一次家宴中，他们的爱女太平公主即以一袭男装示人。她身穿紫衫，腰围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还佩戴着边官和五品以上武官的饰物，并以赳赳男子的仪态歌舞至高宗面前。高宗、武后笑着对她说：“女子不能做武官，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打扮？”可以看出当时对女扮男装这一做法的宽容。其实就是武则天自己，在小时候也曾做过男装打扮的。《新唐书·后妃传》还记载道，武宗妃子王氏善于歌舞，又曾助武宗获得帝位，是以深得君王的宠爱，武宗甚至一度要册封其为后，因其出身寒门且未有子嗣才作罢。王妃体长纤瘦，与武宗的身段相似，当武宗打猎时她便穿着男子的袍服陪同，两人并骑而行，人们常分不出来哪个是皇帝，哪个是妃子。另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唐玄宗时的宫人“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即宫内宫外、贵族民间，多有女子身穿男式衣衫，足蹬男人皮靴，可见这一风尚已在民间流传。
关于唐朝女子做男装打扮风行的原因，学界说法不一，而这种与2000多年封建礼制相悖的现象，的确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如果从社会因素来看，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从高宗到玄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的参政，几乎给社会造成一个“女人国”的假象。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女性把持朝政的例子不在少数，但唯一改号称帝的却只有武氏一人，由此可见有唐一朝，女性的地位相较其他朝代为高。另外，李唐统治者具有胡人血统，性格粗犷开放，与礼仪法度相比更注重实力与武力，比如在夺取隋朝政权时，唐太宗的三女平阳公主就曾亲自组织过“娘子军”参战。另外唐朝人的物质条件较为充裕，在稳定和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女子更爱表现自己，更有武后以女身称帝，使妇女的主观意识增强，易突破常规，做出惊人之举。
其实女扮男装并非唐人首创，只是在唐朝更为兴盛。据说暴君夏桀的宠妃妹喜也爱做男人打扮，曾戴男人帽子。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做男子装扮，于是命媵妾侍婢穿男人衣服，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纷纷效法，都城满目皆是男装女子，一时天下大乱，于是灵公不得不下令禁止民间女子穿着男服，唯独宫女照常是男子打扮。民间女子对灵公的做法不满，仍然喜穿男装，灵公大怒，下令凡见男装女子就撕裂她的衣服，剪断衣带，使其难堪。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女子不怕凌辱，照旧穿男装。齐相晏婴深知强迫改装行不通，便向灵公建议，若要禁令通行，最好先从宫内做起，如果宫中妇人都穿女子的服装，民间女子的男子打扮便不禁自绝了。灵公采纳了晏婴的建议，女子好男装的风潮果然过去了，其事载于《晏子春秋》。
唐朝之后，女扮男装开始被否定，礼教对妇女的压力再次加重起来。一般正史《五行志》中多设“服妖”一节，内容为对女扮男装的谴责。由宋祁、欧阳修等撰的《新唐书》成于北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在记载了太平公主女扮男装的事情后，已然用“近服妖也”对其加以贬损了。
链接一：巾帼不让须眉——略谈几位古代女英雄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流行过一部革命电影，名为《红色娘子军》，故事讲的是贫农的女儿吴琼花为反抗地主南霸天而参加解放军，最后终于得报仇怨，据说吴琼花的形象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为原型塑造的。
那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奇女子们，常被称为“巾帼英雄”。古时候的贵族妇女在举行祭拜大典时，要戴一种用丝织品或发丝制成的头饰，上面缀有金珠玉翠，这种头巾式的头饰即称“巾帼”，其后成为女性的雅称。
据《尚书》记载，早在周朝时我国就有了“娘子军”。当时她们从事的一般是后勤工作——“采集果实以佐军食，且缝纫之事亦令为之”。战国时期的女兵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防守城池，二是运输辎重粮秣，即军需物资，这种制度一直从战国沿袭到秦代。《墨子·备穴》记载：“诸作备穴，五十人，男女各半。”此处“五十人”为一个单位，用来说明男女兵的比例，并非守城士兵仅50人。那时不仅一般平民百姓家的女子要服兵役，就连一些达官贵人家的闺秀也要编入军中，《史记·田单列传》中就记载了田单让自己的妻女也参军的故事：“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建筑用具），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史记》中还有女侦察兵的记载：“陈平乃库出女子二千入阳城东门。”窥探敌情竟用上2000名女兵的侦察队，其阵容可谓不小。
在民间流传的文学作品、讲古平话中常会见到这类巾帼英雄，有薛家将中的樊梨花，更有杨家将中的满门英烈——大破天门阵、大名鼎鼎的穆桂英，老太君佘赛花，烧火丫头杨排风等，为刀光剑影的铁血战场注入了不少柔美之力。
纵观中国历史，真实存在的女英雄也不在少数，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商王武丁的元配夫人，从其墓中挖掘出的资料推断，她的名字应该是“好”，“妇”则是一种亲属的敬称。她还有另一个称号是“母辛”。商朝的武功以高宗武丁时代最盛，他通过一连串战争将帝国疆域扩大了数倍，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甲骨文中记载，有一年夏天商朝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妇好从此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独立的小国。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又任占卜之官。商朝是个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妇好委以如此重职，可见妇好的能力之强及武丁对她的信任。除了妇好，武丁手下还有好几位女武将，有名字记载的还有一位妇妌，她的地位仅次于妇好，也曾多次率军征战，还兼理农业和内政，后被封在井方，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
号称“乐府双璧”之一的北朝民歌《木兰辞》，描写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经好莱坞拍成动画片后更是全球闻名。真正的花木兰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西汉谯城（今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东魏村人，魏氏女，生卒年不详，其父名应，乃汉初材官骑士。木兰秉承父志，自幼习武，尤工剑术。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大举入塞，杀掠甚众，文帝大征天下民众御敌，木兰父当往从军，而年老难行，弟弟尚且年幼，木兰悯其父老，便替父从征。木兰初为普通兵卒，既而为小校，后累功升为将军，守燕山南麓之曲逆。她驰骋沙场，断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单于不敌而退。木兰从军凡12年，战功赫赫，但人终不知她为女子。凯旋而还后，天子嘉奖她的功劳，封为尚书郎，花木兰不受，恳奏回家省亲。及至衣锦还乡，换上女装，人们才知道她原来是女子。木兰墓位于亳州城东魏村北，冢丘高大，苍松环护，乡人又为她立祠，每年四月初八为木兰生日致祭。唐朝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偕武则天泰山封禅还朝，路经亳州，朝拜亳州老君庙和木兰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追封木兰为“孝烈将军”。
吕母（？—18年）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她是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人，儿子吕育曾任县游徼，掌管一乡巡察缉捕。王莽新朝天凤元年（14年），吕育因没有按县宰吩咐去惩罚那些交不起捐税的百姓，以至于被县宰所杀。吕母满怀悲愤，发誓为儿子报仇。她把家产全部拿出来，经过一番周密策划，很快拉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演练兵马，等待时机。天凤四年（17年），吕母登上奎山西麓的土台祭天，自称“将军”，率领起义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海曲城，经过一番激战后活捉县宰，将其处死。从此吕母声名大振，远近贫苦农民纷纷投奔于她，不久起义军发展到上万人。“吕母起义”掀起了反抗王莽统治的星火，并很快形成席卷全国的燎原之势。天凤五年（18年），吕母病故，其部卒大部分参加了赤眉军，其余分别投奔到青犊和铜马等农民起义军中。
冼夫人（约520—601年）是岭南俚族（百越的一支）杰出的政治领袖，周恩来总理曾称颂她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她出身于首领世家，“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卓越不凡的领袖人物，在乡里很有威信，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进军岭南，遭到陈朝旧臣和部分少数民族的抵抗，冼夫人获悉后立即派其孙冯魂前往迎接隋军，并以自己所辖八州归附隋朝，使隋军得以进至广州，最后完成岭南地区的统一，冼夫人也因此受封为谯国夫人。冼夫人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具备称雄割据的条件，但她始终拥护封建朝廷，维护祖国统一，成为支持南朝梁、陈两代和隋与唐初稳定珠江流域政治局面的主要支柱。此外，由于梁朝采纳了冼夫人的建议，在海南岛俚人地区重新恢复了郡县制度，使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利于祖国统一和俚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冼夫人教子有方，后来她的孙子冯盎坚决不割据称王，并归附唐朝，对唐朝统一岭南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为了纪念她的丰功伟业、高风亮节，在两广的高、雷、化、钦、廉等州建造了很多庙宇，其中茂名、电白等地往往一县就有一二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