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
我有一位四川朋友，他的年纪今年快七十了。年纪虽有了这么大，他的心还是年青。因此他倒欢喜同青年人玩在一起。谈风月，谈电影，谈女人，他同我们年青人一样谈得有劲。他虽是四川人，在外面奔波了几十年，中了举人，做过多年的官，教过书，最近才回到成都。我同他认识，是五年前在安徽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那时也寄居在安庆。他在文学上的表现，是词和曲，在学问上的研究，是金石学。他的嗜好真是不少，却不是饮酒打牌那一类的普通嗜好。他欢喜的，是刻图章，买印泥，收集古本书，和古代的砖瓦。一个砚台，一条墨，一只磁瓶，到了他的手里，必得要费他一点多钟的工夫。摸来摸去，有时候用口呵着气，有时候用他的指甲敲着，尖着耳朵听声音。弄了半天，他说这是什么时代的什么地方的东西，可以值多少钱。所以我们在小古董店里找到一件东西想买的时候，必得找这一位老先生去鉴定一番。对于这件工作，他从不辞劳苦，总是高高兴兴地同你一路去。不管路程有多远，不管这件事于他本身有没有好处。
我有四年多没有见他了。但我也常想起他。因为他的人生趣味，不容易使我忘记。这一次突然在成都遇面，“他乡遇故人”，真是充溢着欢喜之情了。
成都并不是他的故乡，他的家在川南的一个小县里，因此他在成都的朋友也就很少。下了课没有事的时候，我们时常会面，一谈便是几点钟。他的脑袋，真好像一部辞典，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记得那么多的东西，无论古代的或是近代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不知怎的，忽然谈到《老残游记》这一本书，他忽然叹息地说：
“我这位朋友，实在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想不到他是那样结果的。”
我听了一惊，便抢着问他：
“老残同你是朋友吗？”
“老朋友哩！”
我听了真是高兴极了。刘铁云先生我一向就欢喜他，他的见解和文章我都欢喜。平日我在旧书店里跑来跑去，总想找着一点关于老残的作品，可是从没有发现过。这次听见他同老残是朋友，想从他的谈话里，知道一点老残的生平事迹。
“老先生！你这位朋友我很欢喜，请把你和他的关系，讲点给我听听。”
他高兴得很，饮了一口茶，便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我同他认识，是我中了举人，预备到北京去会试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上海一个朋友的家里。没有事，便时常到旧书店里去看书。那时南京路的后面有一条街，叫做铁马路（不知是不是现在的北京路），有一个书店叫做慎记书庄，便是刘铁云开的。我是在慎记书庄里了认识他的。因为我常常到他店里去看看，渐渐地熟识起来。便成了好朋友。
“他是一个圆脸，眉毛浓得不得了，两只眼睛很有力。就是耳朵太小。他自己懂得看相，说他的耳朵太小，晚年一定要遭祸的。他当时最欢喜收藏古板书和那些考古学的材料，他的钱大半耗费在这一方面。当时我有一位老师收集了不少的龟甲文的材料，由我从中介绍，全部卖给他，他那时对于研究龟甲文，正发生着浓厚的兴趣。他后来出了一本书，便是《铁云藏龟》。我同他在上海相熟的时候，慎记书庄已经是不能维持了。后来他把这书庄顶给旁人，只得到两百银子。以后他丢开书生意不做，便摇着串铃做医生。他由江苏到山东，一路走到北京，便在北京住下了。他在山东的生活，在《老残游记》里写得很清楚。
“我在北京同他住了三年。是从戊戌到庚子。他的房子在半壁街，是一栋有两个大院子的七重房子。这房子就在大刀王五的隔壁。大刀王五这人你恐怕不大清楚。在北京住过的人，都会知道他的。他是当时的一个大侠客，飞檐走壁，本事真是好得很。他并没有正式的职业，开一个镖房，专替人保镖。同时他很有一点武松、林冲们的气概，喜欢打抱不平。他的宗旨，是除暴安良。刘铁云的思想，实实在在是一个维新派。他提到满清的政治，就愤慨得很。对于当时维新派的六君子，他是满口称赞的。
“铁云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几个人最相好。我们一见面，便同着到元兴堂去吃饭。元兴堂是一个回教馆子。因为大刀王五的女人是回教徒，所以我们总喜欢到这个教门馆子里去吃饮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同刘铁云来往。我有时也问他同洋鬼子们干些什么。他说是替他们买古董。在他住的那一栋七重的大房子里，每一间房子都摆满了佛像。高的有五尺，小的小到一寸两寸，有木的有铁的有铜的也有玉石的，有清代的，也有明代的或是明代以上的，大大小小他收集了五千多个。这些都是很值钱的东西，我当时曾替他那栋屋子题过一个名字，叫做万佛堂。可惜到义和团起事的时候，那栋房子和那些佛像，都被火烧光了。大刀王五也在那一次事变丧了身。大刀王五的死，刘铁云伤痛到了极点。
“铁云无论到什么地方，身畔总要带几部宋板书。有一部宋板的《南华经》，他最欢喜，是他的随身宝。这本书他读得最熟，他一生的人生观，也受了这部书很大的影响。他的书上都有他的图章，有时也加圈点，有时也加眉批，字体写得端端正正的，不知道那些好书，现在都流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很欢喜同寡妇讲交情。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住到半年一载，他必得筹办一个秘密的小公馆。这小公馆必得是他的好朋友才可以出进。他在北京的小公馆，我去过好几次。他同普通人应酬，是在他自己住的那栋公开的房子里。这一点秘密，就是他的家庭，也无从知道。他高兴的时候，便向朋友宣传他的寡妇哲学。他还写过咏寡妇的诗，不过他一写下来，随即把稿子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两句：‘雨后梨花最可怜，飘零心事倩谁传。’这两句诗当时朋友们都说他好，所以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也欢喜叫姑娘，可是他自己说他从没有同姑娘们睡过。他叫起姑娘来，一次总是十几个，莺莺燕燕，坐满一房，唱的唱，闹的闹，到后来每人赏些钱就走了。
“我是庚子年离开北京的。临走时我们约了在南边会，但是以后我就没有同他见过面。他从庚子年以后的生活，我也就不大清楚了……”
我这位老朋友说到这里，便停住了。他仰着头望着窗外的梧桐叶，好像是在思索什么的样子，我望着他头上那些全白的头发和胡须，不知怎的感到了一种轻微的伤感。
载《宇宙风》第11期（1936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