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前期的铺垫，后期发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水到渠成了。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向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蓝图和国家推进改革的有关举措。《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方式，实行灵活经营。这是朱镕基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也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战略改组方针的雏形。
199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完全控制住，按照官方的解释，这是滞后效应。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经济过热现象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朱镕基开始加大财政和税制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分税制改革。
即便今天，分税制改革的利弊在专家学者当中和民间都没有定论。但在当时，分税制无疑是有效地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1992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试点办法》，决定在浙江等9个省市率先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项怀诚在评价分税制时表示：“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434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300亿元，14年平均年增3354亿元，平均年增长19.3%。这一切充分说明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它奠定了中国特色财政改革的基础。”
不管怎样，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朱镕基的经济政策无疑也是有效的。从1993年到1996年，用了将近3年时间，中国经济终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通胀率低至0.8%，经济增长率则达到8.8%。这次“着陆”无疑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后，一场让人谈之色变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而正是因为朱镕基的先见之明，击碎了中国经济中的泡沫，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在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如果不是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那么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剧烈，甚至可能蔓延到全球。
朱镕基总理在金融危机中的贡献不仅限于中国，而且辐射到全球。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认为朱镕基总理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美国人龙志安更是为朱镕基总理的领导魅力所倾倒，直到2002年的时候，还在为使朱镕基总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处游说。
事实上，朱镕基的“虎狼药”还有很多。在被外媒称为“地雷”的国企改革和机构改革以及“入世”的过程中，这位共和国总理的表现都赢得了无数喝彩。
很多时候，普通百姓对改革过程中一些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小事”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关注度。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小事”被很多人记在了心里，虽然这同样只能算是个小插曲。1994年通过、199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五天工作日”。这一规定让所有劳动者欢欣鼓舞，尤其受到了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的追捧。
4.漫漫入世路咱究竟图什么？
“在一个晚餐会上，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我们吃一遍。”
这是中国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在谈判时对欧盟代表所说的话。很直白，但却意味深长。据龙永图所言，欧盟之所以不肯让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其作为世界强大经济体的面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如此艰辛，就是因为一方面要稳定和推动国内的改革进程，另一方面还要顾及欧美对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需求。
开放和改革是作为一条政策同时提出来的，但改革远远地走在了前面。虽然深圳等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是打着“开放”的旗号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的前期，无论是经济特区还是开放城市，享受的主要还是国内改革的成果，开放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对开放政策来说，仅有几十个对外窗口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更广阔的舞台，而加入WTO无疑就是经济开放最鲜明的标志。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20个年头后，中国终于要在“开放”上发力了，加入WTO则是开放政策的中心工作。当前，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获得必要的经济保护，加入WTO无疑是捷径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在宗旨中强调：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的份额与其经济需要相称。中国便是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要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必须成为WTO的一员。
颇有戏剧色彩的是，中国原本在1971年就有机会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也就是WTO的前身。龙永图曾很遗憾地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当时认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所以中国决定不参加。”等中国想加入的时候，又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入世”过程一波三折。
1999年是“入世”极为关键的一年，4月6日，朱镕基抵达洛杉矶，开始了访美历程，准备争取与这个在世贸组织中占重要地位的大国进行谈判。当时，北约正在打击巴尔干半岛，美国国内反华的声音很高。朱镕基的行程让人担忧，但他自己却没有放在心上，凭借着他的亲切、幽默、睿智和真诚打动了美国人。
他在大雨中与迎接他的华人握手，风趣地说：“老天爷似乎不欢迎我，昨天晴天，今天下雨。”
洛杉矶市长问他对西方歌剧的兴趣，他直言不讳：“我喜欢民乐和京剧，我听了以后精神振奋。我对今天表演的莫扎特四重奏，也觉得表演得很好，我一直在鼓掌，但我也要承认，我确实听不懂。”当克林顿在白宫的记者会就此调侃时，朱镕基说：“我听歌剧时绝对没有打瞌睡，只不过是想打瞌睡。不仅没有打瞌睡，而且在一些不该鼓掌的地方鼓了掌……”
而当有记者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核技术时，朱镕基将自己的幽默和睿智发挥到了极致：“洛杉矶市市长夫人曾问我如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我告诉她说，我们今年将有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展示中国最新式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向我建议在那些武器上标明：‘中国制造，不是从美国偷来的’。”此语一出，连克林顿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美国的刁难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入世”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世界同样需要开放的中国。经过一番谈判，美国便不失时机地接受了中国的条件。
除了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谈判就简单而顺利了。龙永图介绍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场时说：“中间一个很大的咖啡厅，大家都坐在酒吧间喝啤酒、喝咖啡，周围一圈是谈判间，都是小谈判间。小谈判间是美国和欧盟在谈，日本和加拿大在谈。几个大国在谈，100多个小国家基本就坐在咖啡厅喝咖啡。”
这100多个小国家的代表其实就是看客，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当时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道：有记者见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各种场合到处散发名片，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这位代表挺幽默地回答说他们是“微的非小国”。其潜台词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微不足道的非洲小国，不发名片的话，是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
中国加入WTO虽然很晚，也很难，但再怎么说也是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的，不用在大厅里喝啤酒、喝咖啡。
在网上搜一下“中国为什么要加入WTO”，相关搜索结果高达164万个。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花费数十年时间和世贸成员国进行谈判甚至不惜放弃很多利益也要加入WTO。以中国庞大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如果没有非常必要的理由，当然没有必要向欧美等国家妥协。正因为加入WTO对我们意义重大，中国政府才会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依然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和美国谈判。
具体说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高速发展后，已经面临发展的瓶颈，如果想继续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迎接世界市场的挑战。WTO信奉的是对等原则，只有我们向别人开放，别人才会给予我们同样的慷慨。在加入WTO前，我们每年都要和欧美各国就最惠国待遇问题举行谈判，为与欧美做生意的中国企业争取优惠条件，当我们加入WTO后，就不用再为此费精劳神了。
然而，最美的玫瑰下面总是藏着棘刺，WTO同样是把双刃剑，当你伸手去碰的时候，也会受到在所难免的伤害。中国人民大学的贾根良教授就曾表示，中国甚至应该考虑退出WTO。在他看来，中国在加入WTO后的10年间，虽然GDP和外贸增长迅猛，但在通货膨胀、高CPI的影响下，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即便从GDP增长的原因上来看，似乎也不容乐观。政府和支持中国加入WTO的学者认为，外贸增长是推动GDP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外贸的层次来看，这种增长是很难持续的，对国内产业的升级也毫无利益可言。众所周知，我国的外贸是以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为主要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虽然能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增长，却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考察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了一条与中国相反的道路。当产业结构的层次和技术水平很低时，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它们通常采取产业保护的政策，让国内的高端产业尽快发展起来，形成足够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再采取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话语权。
很显然，中国在产业保护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当我们为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欢呼时，全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很多重要的产业和高端市场已经被跨国企业抢占甚至垄断了。比如说汽车产业、通信产业等，都是在签署多边协议时明确要打开的市场。当产业保护政策取消后，中国这些原本弱势的产业就将直接面对跨国巨头竞争的冲击。以中国企业的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当然无法战而胜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与对方结盟，或成为对方的加工工厂。
退出WTO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如何更好地适应WTO规则，合理地运用WTO规则，将WTO当做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