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有一部电影《异域》，讲的是一九四九年后一支流落缅北的国民党军孤军的故事。电影里的主题曲用的是罗大佑早期的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曲意似乎就在描述这群孤军爹不疼娘不爱，被丢在热带丛林中自生自灭的故事。
那时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和这首歌真是绝配，以致后来很多人都将“亚细亚的孤儿”与泰北孤军画上等号。
直到长大一点，我读了一些作家的书，才知道这《亚细亚的孤儿》最早是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不只是我，在那个“重新发现台湾”的时代潮流下，很多人赫然发现，台湾本土过去竟然也有这些“高尚的玩意”。
这个名列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23名的作品，描写了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以及二战期间的处境与身份认同。故事里的主人公胡太明是日据时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当他自认是“日本人”时，受到日本殖民者的歧视欺压；当他自认是中国人时，又被认为是受过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人而瞧不起，他的自我身份认同一步步走向错乱，经历各种挫折打击而导致悲剧性的结果。
到现在为止，《亚细亚的孤儿》都被认为是描述台湾人自身处境的最好作品，没有之一，到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里面读到一些当代台湾人寻找自我认同的影子。
从我家坐公交车大约十分钟车程的阳明山半山腰，有很多大众温泉浴池，天气冷时去泡温泉简直就是一种销魂的享受，有一阵子，我天天在晚上九点多准时报到，跟一些“浴友”混得也挺熟。
这些“浴友”大多是上了年纪退休后，整天过着闲云野鹤生活的老头，一天结束，他们就到这里洗澡，在生烟袅袅中聊天瞎扯淡。说起来，这大众浴池也算是“交际场所”。
我在浴池里认识了一个不太正经的搞笑老头，已经八十好几，如果年轻人像他一样不正经通常会被骂“轻浮”，就是因为他老了，还能如此不正经搞笑，大家都觉得他有“赤子之心”，可爱有趣。
经常听他泡在那里讲些低俗下流的笑话，然后一群老头无厘头地哈哈大笑，尽管我常常也不争气地跟着呵呵呵笑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仍然只是个讲话没营养兼没卫生，老不修的糟老头而已。
直到有一次，他突然有感而发用闽南语吟了一首诗：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妈呀！这不是李白的《将进酒》吗？我当时就震惊了，这糟老头不仅仅只会讲黄色笑话，竟然还如此风雅，会吟诗朗诵。
后来有次，老头拿了萨克斯管进来浴池，说跟朋友聚会刚结束。浴友见他拿着乐器一起起哄，他就在众浴友的起哄下演奏一曲。
那是个神奇又魔幻的夜晚，只见一身材足以警惕后人的老头赤裸裸，露着鸟，手持萨克斯管，在白烟缭绕的石砌浴室里现场吹起了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那一刻，我彻底在风中凌乱，再暖的温泉水都融不了我瞬间冻结的心。
我跟这老头聊了起来，才知他传奇性的过去。
叫他昆伯好了，他说他家是台湾中部的望族，从小他的父母，就像大部分的父母一样，要他学很多才艺，不过跟现在稍微不同的是，他学的是汉文、书法、武术等。当时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小孩不得不接受日本教育，而有些大户人家民族观念深重，会请以前的老秀才来家里教汉文；至于武术，也是请过去一些乡里团练的拳师来教。
昆伯的父母让他去日本读书，本来要他学医光宗耀祖，没想到叛逆的昆伯竟然跑去学音乐，学成后索性不回台湾了，坐船到了大连，在夜总会里当乐师。
在日本的时候，他不是“本岛人”，而是殖民地台湾人的身份，这多少会受到一些歧视。等他到了大连，以为这是中国的地方，应该会对他好一点吧！没想到当时大部分的大连人也跟台湾人一样，搞不清楚这些关系。
等到日本打败仗，昆伯的身份一下又从“日本人”变为战胜国的中国人，这次他心想，总算是扬眉吐气了吧！没料到，认识的很多中国人只把他当作“二鬼子”来同情，这让他很懊恼。
大约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昆伯从大连到了上海，又在上海的舞厅找到一个乐师的工作。在上海，大部分人对他的身份倒不是那么在乎，那时候他觉得上海真是机会无穷的一个城市，只要好好干，肯定可以闯出个名堂。
“我就住在静安寺万国公墓的旁边，因为便宜，哈哈。”一听到他这么讲，我就囧了，那是我天天都会经过的地方，现在都变成环境优美的公园了，每次坐在那儿喝茶，都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没被挖出来的……总之，昆伯在公墓旁的弄堂，跟他同事一起合租了一间房。说起这同事，身材瘦弱，斯斯文文，一派书生样。昆伯记得这同事人老实，上班没太多出色表现，却也不会让人失望，爱看书，书架上满满的书，都是一些啥理论的，但他常常晚上不回来睡觉，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样的人跟开朗豪爽的昆伯怎么会混在一起呢？原来是有次昆伯下班后，见这位同事被小流氓包围，他自恃练过武，路见不平拔拳相助；没想到猛虎难敌众猴拳，只好拉着同事快溜，因为有这战斗友谊，从此这两人交情也特别好，无话不谈。
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大举南下，局势越来越混沌不清，昆伯收到家人寄给他的一本书，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几片薄薄的金条，原来是家里要他快点回家，别留在大陆。
“他跟我说‘你真想要走的话现在就快走，不然来不及了’。”有天晚上，昆伯的同事对举棋不定的他说。
这时，同事跟他承认，他是个共产党，解放军就要打到上海，到时候想走都没机会了。
昆伯吓得差点屁滚尿流，他不敢相信那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同事竟然是共产党员，在一夜长谈后，第二天就连滚带爬地想办法买到船票回到台湾。
“要是没有他，我的人生完全就改变了。”昆伯说，“我算是很幸运，那时很多台湾人真的就在大陆回不来，连死在哪里家人都不知道。”闯荡大陆多年，昆伯是当年极少数去过大陆的台湾人，毕竟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人很难到大陆，一九四九年之后又根本去不了大陆，这六十多年来，台湾跟大陆真正产生联系的也只有这短短四年。短短几年，根本还不够台湾人去认识。
我就问他了，那时候台湾人到底是怎么看大陆的，在从“日本人”变成“中国人”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身份认同的障碍，大陆人对台湾人又是什么态度、反应，杂七杂八聊了一堆问题。我也忘记他到底是怎么回答我的，只记得他要我有空时去找找“台籍老兵”的故事，说不定可以从这些故事中找到某个侧面的答案，他说“当年很多台湾人死在大陆回不来”就是这回事。
来到高雄的旗津岛，比起台北吹着北风阴冷的天气，高雄蓝天白云，阳光普照，海风和煦，只需穿单衣就可。
在岛上一角，有一个“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就是纪念台籍老兵的主题公园，公园内有一主题馆，介绍台籍老兵的故事。
这里游人不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里有间纪念馆，就跟很多台湾人压根儿不知道有“台籍老兵”这回事一样。在台湾，一般说到“老兵”，通常指的就是一九四九年时跟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那些人。但是在那个年代，看似远离烽火的台湾，也有一大批年轻人参了军，被卷进这乱离的洪流当中。
主题馆的外墙有一幅石刻画，画上有三人，分别身穿日本军、国民党军、解放军制服。
看了馆内的介绍，再看看这幅画，越想越觉得这些台籍老兵的故事真是具有传奇性，只是，所谓的“传奇性”“波澜壮阔”，通常都是荒谬时代下的一个小缩影而已，悲哀与壮阔常是一体两面，越荒谬，就越传奇。
我现在还无法很清楚地回答那所谓“台湾人自我认同”的问题，只好试着用“台籍老兵”这个题材，用几个人当原型，试着把他们几句话带过、看似云淡风轻的回忆丰润成为一简单的故事，当作这本书的开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