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锐小说家张抗抗
一股追索的浪潮
中国大陆的文坛，近年激起一股追索的浪潮，这是继“伤痕小说”之后涌现的一股新的创作潮。
如果说“伤痕小说”作家们善于捕捉社会上某些“现象”，从而横向进行推广，那么现在这追索、沉思的作家群，则善于向纵的深度去发掘，所以前者大都是仅仅停留于社会层面的刻画，着墨于暴露和鞭挞，而后者则潜入社会层面的中部或底部去寻根探源，对生活进行更大容量地吸纳和提炼，因此更能开拓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在迷惘、惶惑中，也有所憧憬和追求，不仅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看到解决问题的亮光。
这些作品的作者，有很大部分属于今天的年青一代，他们过去怀着一腔热情和理想，响应号召，奋不顾身地参加运动，并且曾经因此而做过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被一伙野心家所利用，当他们从受骗后惊醒时，感到无名的愤懑和痛苦，徘徊在沉沦和进取的十字路口，“少数人在生活的中流里像泥沙一样沉没了，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却相继扬起了思考与求索的风帆”。
年青小说家张抗抗便是作为这思索一代突出的一位，活跃于中国文坛的。
提出人的价值和爱的权利
张抗抗自1979年以来，发表了《爱的权利》、《悠远的钟声》、《夏》、《淡淡的晨雾》、《白罂粟》、《北极光》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地下森林断想》、《天鹅故乡琐话》、《橄榄》等，无论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她大胆地探足于现实社会和生活的底层。在作品中，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人的价值、人性及其异化的问题，她通过作品的主角表明她对人生、对社会的观点：“我总认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就应该为人的个性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改进社会的目的全为了人。”她说：“十多年中，我曾多次体验到被扭曲的社会对人的个性的禁锢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她写《爱的权利》，就是唤醒那些十几年动乱忍痛抛弃自己的爱好、愿望、理想的人，他们作为一个个人，是有爱生活、爱事业、爱人的权利的。
作者在《爱的权利》（收入《夏》，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也有对“四人帮”的罪行和极左路线的揭露和控诉，但她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一个悲剧家庭的遭遇和矛盾，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提出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主角舒贝、舒莫姐弟的父母因是专业的艺术家，在那个动乱年代，被打成走“白专道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动艺术权威”，被关押之外，复遭受种种侮辱，舒贝的父母亲含冤而死。舒贝的父亲在临终前，出于对儿女的爱护和对于他们前途的担忧，绝望地摔掉自己心爱的小提琴，并且悲愤地告诫自己儿女：“不要学琴”，“不要牵涉政治”，“不要爱”！意喻在这是非颠倒的年代，连自己做人的美德，也不能表露，只能深深地埋葬心间。作为姐姐的舒贝由于在恋爱和招工返城等问题上横遭打击，深深体会到父亲的苦衷，实行了她父亲的遗训，拒绝了具有“叛逆性格”的男友的爱情，冷酷地阻拦弟弟进音乐学院。但作为弟弟的舒莫，在席卷中国的解放思想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却自愿加入“异教徒”的行列，并且大声疾呼道：“……你想用与世无争的办法，来保全自己的一生，避免我们父母的那种不幸，实际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只有斗争。当千千万万人民掌握了科学与民主的武器，他们爱的权利才从此不会再被剥夺！”作者通过舒莫的这一番慷慨陈词，申明了只有人们奋起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才有积极的意义。
中篇《淡淡的晨雾》
继《爱的权利》之后，张抗抗发表了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
（原载《收获》杂志1980年第3期），不论是在时代背景或社会影响上，这篇作品比以前写的都更广阔而深远。作者通过荆原一家的悲剧，透视产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并且指出“文革”后遗症对今天社会和青年的影响。22年前被错划“右派”的荆原，虽然恢复了名誉，但是他所失的一切，是无法弥补的：他的爱人罗阡携着两个儿子，为生活所迫改嫁了，但心灵的缺憾却难以填补，她变成俯仰随人、灵魂孤僻的“无脊椎动物”；他的两个儿子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大儿子郭立柽因搞技术革新，“文革”期间被指为走“白专道路”，迭受打击，在恋爱的道路上又历经波折，精神上深受创伤，最后变成性格古怪、与世无争的“软体动物”；二儿子郭立枢从“当年那个耳朵大大、眼睛圆圆的”天真无邪的小孩，在“文革”中学成了弄虚作假、看风使舵，扶摇直上，以伺机整人为专业的“两栖动物”。……这些被扭曲了的“非人化”的人，是那个长期被扭曲的生活的畸型产物，而且这种时代的“怪胎”，还保留了下来，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文革”后遗症产物——郭立枢
郭立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荆原被打成“右派”后，他随着母亲来到了原任省商业局副局长的继父家里，他把继父当作自己的榜样，以商人的眼光对待公家的利益和职权，“他学会了观察和等待，学会了不动声色”，鼻子伸得特别长，对“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具有高度的敏感，一有风吹草动，便蠢蠢欲动，以图混水摸鱼。他在公开场合偶尔也骂几句“极左”思潮、拥护“科学与民主”装装门楣，但一旦荆原到学校做解放思想、重用人才的报告，他又如临大敌，以特务手段搞材料，找破绽，向上级通风报信，妄图把荆原再次打倒。当他的母亲告诉他，他想方设法陷害和打击的对象是他的生父后，他很快地从慌乱中镇静下来，并且以一种带讥讽的口吻道：“不要弄错，我从来也没有承认过这样一个父亲，无论是戴帽的或是改正的。”最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个奸狡成性的郭立枢却是学校团委副书记，未来科学家的档案最终仍依靠像他这样的人来掌握。
对于荆原，这是可悲的事实，他失去的，不仅仅是22个悠长的岁月，还有他的爱人、儿子和那一份美好的感情，后者永远不能夺回来了！结束了22年苦难生活的他，“旧伤结痂了，那新戳的刀痕，却再也难以愈合”。
荆原的悲剧，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悲剧。在现实社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正义并未泯灭，所以作者还塑造了梅玫和郭立楠这两个人物，着重刻画了梅玫冲破令人窒息的家庭，痛苦地追求真理，和郭立楠对正义事业的爱戴和高洁形象。作者借荆原的话来申述这一旨意：“不，历史并没有简单地在重复两代人的悲剧，一种本质的变异已经开始深入到人们难以觉察到的日常生活的领域中去了，他们是在朝前探索着新时代的生命……”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它的内容深具爆炸性，作者的万钧笔力，震撼着人们的心弦，特别在人物刻画方面，有着超卓的表现，作者像造物者一样，不仅给予人物以生命，还给予性格和灵魂。因此人物的形象玲珑凸现，跃然纸上，使人掩卷之余，仍历历在前，形影不散。
《北极光》有新的突破
张抗抗的另一篇力作，是中篇小说《北极光》（1981，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的主题思想仍然是反映中国青年一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但在艺术的技巧上有新锐的突破。张抗抗这篇小说运用了意识流小说的独白（solioquy），有许多章节是表现一个人物心灵内容和活动过程，作者通过时空颠倒交插叙述陆芩芩的意识活动。但是，张抗抗显然深谙“意识流”只是现代小说家用以描写人物心理世界的一种有效手段，而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恰恰是本身所载负的内容的道理，所以她没有过分地卖弄意识流的作用，而是借“意识流”供主题利用，所以全篇小说虽然时空的跨度很大，人物的交错纷繁，但端的是一气呵成，天衣无缝。这是值得一赞的。
张抗抗善于通过人物性格的鲜明描写和突出对比，展开富于戏剧冲突的情节，例如在《爱的权利》里的舒贝和舒莫、李欣之间；在《淡淡的晨雾》里郭立枢与荆原、郭立楠、梅玫之间；《夏》里的吕宏和岑朗之间就是；如果说这些矛盾冲突略嫌戏剧化和表面化，则《北极光》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运用，则更巧妙和不着痕迹，而且更显得有深度。
《北极光》女主角陆芩芩与她未婚夫的结婚日期越来越近，她的反叛心理越来越强烈。但她的反叛是基于一种心理活动，矛盾本身并没有诉诸表面化，直到最终才激化，变成具体的行动。
小说的女主角陆芩芩，她的未婚夫与现实中的青年一样，懂得走后门，他巴结轻工业研究所的小赵，以购买进口产品；巴结肉联厂推销员以购买好猪肉，他懂得打牌、吸名牌烟、喝威士忌、喜欢听洋歌……她的未婚夫与其周围的朋友一样，除了讲饮讲吃讲享受外，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似乎失去了意义，这些青年也是时代的产物，套他们的话说“不是这十年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青年们何以落得这个下场：该发芽的时候是干旱；该扬花的时候又遇暴雨。善良、纯真的感情被摧残，而人世间几乎一切卑鄙丑恶却都赤裸裸展示在眼前。即使长大了，多少人愚昧无知；即使活过来了，多少人神经折磨得不健全……”
现实虽然如此，但陆芩芩却不满足于现状，不愿意与世俗观念合流，她的潜意识却在追求一种圣洁、晶莹、透明的美好的人生。这种人生在现实中，有如北极光和冰凌花那样虚渺。小说中一再出现北极光的幻觉：一种很美很美的光，在自然界很难找出能和北极光媲美的现象，在这里，不妨把“北极光”看作是象征着女主角的理想之光，同样地那由遥远的北极带来的冰凌花，恍如浑金璞玉，也一再勾起她联翩的遐想。为什么陆芩芩痴恋着那虚幻的冰凌花？费渊一语道破：“……在这人心被毁坏得太多的当今世界上，还会有什么人欣赏那圣洁而又虚幻的冰凌花？可是你在看它，在叹息它的纯洁，由于它，你感慨自己内心的孤独……”正由于陆芩芩不甘于沉沦，苦苦追求那种虽是渺遥、却是美好的人生，她宁愿孤独，但在孤独中，在她的生活中却闯进了另两个男人。一个是费渊——一个愤世疾俗的青年，他曾是一个“誓死捍卫”的红卫兵，但他的原是驻东欧国家大使的父亲在“文革”中却死于监狱，他从一个形同虚设的“真理的空中楼阁”，一下跌到地上，摔个遍体鳞伤，他觉得人生如一盘棋子，受到命运的播弄，所以他对一切抱着怀疑的态度，只相信自己，埋头书堆里，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另一个闯进陆芩芩的生活的，是曾储——一个水喉暖气工，在“文革”期间他也写过“誓死捍卫”的血书，有过迷信，有过受骗，有过痛苦，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歧视，但他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熄灭，为了维护正义，他不惜挺身而出，不畏强暴，甚至“原来单位的领导”买凶要把他打成脑震荡，他也毫无畏惧，在他的身上始终体现了一种美好、圣洁的人生，最后陆芩芩终于摆脱世俗的羁绊，奔向这个地位卑微、灵魂崇美的水喉暖气工。在这里作者想宣示一个道理，这与《淡淡的晨雾》的题旨是一致的：生活中具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个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人的精神品格。
此外，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想通过陆芩芩的转变，说明在中国年青一代生活中，正发生着的这一切——破裂或是离异，很难认为具有一种悲剧意义，相反地，这具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意义。
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张抗抗另一个短篇小说《白罂粟》（收入《夏》），也是难得的佳作之一，她对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老司头的刻画很立体，“他那黄瘦的脸、干枯的皮肤、瘪塌的嘴、僵硬的下巴”，“弓着腰一直低头瞅着地上……”，他每次的出现，恍如幽魂晃兮荡兮，摄人心魄。但就是这样像幽魂一般、外表肮脏的“二劳改”，他的心灵却比起那些开口闭口“阶级斗争新动向”，背后耍阴谋的人，要纯良得多，他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借给急用的人，而这个人却克扣他汇给唯一可怜的儿子的钱去赌博，他比别人早上班两小时，晚下班一个半小时，他不偷不抢，勤勤苦苦，最后却招致杀身之祸。
张抗抗敢于开拓心灵的处女地，描写一个获释“劳改犯”的心灵美，在创作题材上这是一个突破。有人对此横加指责。说张抗抗“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在追寻一种抽象人性，仿佛一个有过‘恶’的烙印的人，内心也本来是美的”。这种提法，未免有点强词夺理，难道一个犯过错而改过自新的人，永远都要错下去？！况且这篇小说从来没有说过有过“恶”的烙印的人，内心也本来是美的，恰恰相反，作者只是想说明一个人所皆知的道理：一个改过自新的人的心灵也可以是美的，何况这正是发生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
饱经沧桑的张抗抗
读张抗抗的小说，人们感受不到她是一个单纯、稚气未除的青年，相反地，人们感到的是一种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的历炼，这与她个人的生活历程是相一致的。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儿子，它的诞生就像产妇生孩子一样。一篇成功的作品，必然是作家的血肉孕育的生命。张抗抗的作品也可以这样看，套张抗抗的话说：“我是带着搞文学的志向走向生活的。”即使这样，张抗抗的文学道路也是坎坷曲折的——张抗抗于1950年7月3日诞生于杭州，她的父亲解放前是《当代日报》总编辑，在1952年“审干”时，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历史问题”被下放。幼小的张抗抗生活在一个受不公平待遇的家庭，养成她倔强的性格。但她家庭浓厚的文化气息，却培养了她对文学的兴趣。幼年的时候她的父母便教她背诵普希金的诗，小学五年级她的处女作《我们学做医生》，在《少年文艺》发表，对她鼓励很大，并确立她走文学创作的道路。自此后她开始涉猎中外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罗曼·罗兰等作家的作品。
远走“北大荒”农场
1966年张抗抗在杭州卅一中初中毕业，刚刚“文革”开始，赋闲在家达3年，1969年自愿报名去黑龙江北大荒农场。在农场艰苦的条件下，她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兴趣，她后来曾说：“……我在科研田看管成熟的小麦，一边绕着小麦赶麻雀，一边拿着唐诗卡片背诵。宿舍漏雨，我在铺面上支起塑料的顶蓬，坐在里面写，后来顶蓬也漏了，雨水掉在摇晃的小木桌上，钻进贴在尼龙纸下的《鲁迅先生》的头发里去了。”
张抗抗在回忆她这段生活时说：“……对吃过的那些苦我已经很淡漠了，难以忘记的是那种精神上的苦闷，和那个毫不理解青年人热爱文学事业的心情的环境。”但对文学的热爱使张抗抗挣扎过来，她后来发表的散文《地下森林断想》（原载上海《文汇报》1980年7月），可作为她言志的作品：“我景仰你那些在黑暗中追寻光明地下的‘种子’。愿你们创造更多的奇迹！”张抗抗正如一颗寂寂无闻的地下“种子”，“尽管阳光一千次对它背过脸去，它却终于把粗壮的双臂伸向光明的天顶”，创造出奇迹来。她1972年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灯》，翌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大森林的主人》、《小鹿》，1975年出版反映知识青年建设边疆的长篇小说《分界线》（30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
陷入沉思时期
但张抗抗后来对这一时期发表的东西不感到满意，认为《分界线》尽管小说的许多细节也许是真实的，但整个大的社会矛盾冲突却是不真实的。继此之后，张抗抗陷入痛苦的沉思期，形势急转直下，张抗抗从一个相信“伪善的说教”的红卫兵，跌入到现实泥淖，她的思想发生激烈的抗争，引起她的反刍，她说道：“但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诚的，所以我们的痛苦也越发深重；正因为我们的脚印歪歪斜斜，所以我们才对生活有了深切的感受。”
1976年到1979年之间，张抗抗离开了农场，进入黑龙江艺术学校戏剧编剧班学习两年，1979年毕业后，调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写作。这时的张抗抗，思想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了，她对文学的理解已比前更深刻了，并力图挣脱旧的枷锁，“去叩击人的心灵”。她沉默了两年，终于在1979年秋季开始写出一部与她原来风格迥异的作品——《爱的权利》。
至今七八年过去了，张抗抗努力不懈，除出版短篇小说集《红罂粟》外，亦发表不少中篇小说，如《塔》（1983年）、《潮锋出现之前》（1984年）、《因陀罗的网》（1987年）、《永不叫悔》（1987年）等；新的短篇已发表的有《流行病》（1988年）、《黄罂粟》（1988年）等。张抗抗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都不断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98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家出版社）。小说主要描述北大荒的一群知识青年。隐形伴侣是意喻人的灵魂中不能表现出来的自我的另一面，“生命自我”与“社会自我”的纠缠和冲突。在小说中张抗抗突出的主题是“特定时期中的人性与社会的错位，社会对人性的扭曲，人性对社会的抗拒”。小说颇获好评，均视为张抗抗写作中一个新里程。
张抗抗的青少年，充满了苦斗和追求，她对于已取得的文学成就，并不满足，她说：“一个文学工作者为寻觅生活中的珍珠，必须潜入大海的深处，而珍珠并不是老远就闪着耀眼的光芒，而常无声无息地躲藏在蚌壳里，要人去挖掘，去发现……”如今，她以一个潜水能手的姿态，正在向文学海洋进行更深的探索。
1982年4月2日脱稿
1988年8月30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