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在中国诗坛沉寂了很久，他自1958年以来，便没有写过新诗、潜心搞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在中国现存的20世纪30年代诗人之中，他是与中国诗坛阔别最久的老一辈诗人之一。
1978年秋在北京曾经与他有一面之缘，戴着一副塑料眼镜、身材瘦削而精神矍铄的他，仍然是富有诗人气质的一派潇洒风度，从他的举止言谈，断料不到他已是年届68岁的高龄了。当时与这位在海外久享盛誉的诗人，只是一次匆匆的聚晤，来不及细谈。
后来笔者与卞老曾保持了通讯，从中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与徐志摩夫妇的关系在卞之琳早期的创作活动中，有三个人与他关系最密切，他们是徐志摩、沈从文和闻一多。
徐志摩是最早发现卞之琳富有诗才的人。1931年初，徐志摩到卞之琳就读的北京大学教英诗，在课外看到卞之琳的诗作，后来他带回上海与沈从文一起读了，大加赞赏，不由分说，分交一些刊物发表，还亮出了卞之琳的真姓名。
徐志摩当年经常仆仆平沪道中，11月19日乘机失事之前，据卞之琳的回忆，徐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曾提到“昏闷度日”的一句话。
曾去信卞老，探询他与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交往，卞老答复道：
“我和徐志摩相识，只是在他逝世前的不足一年时间，而和陆小曼更从没有见过一面。”
问到卞老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意见，他回答道：“徐诗我看主要是和闻一多诗一样，用熟练的口语写诗，能融化一些文言和欧化的遣词造句，引进西诗的一些格式，使我国新诗达到一个较成熟的阶段，功不可没。而徐诗本身到今天还是大有耐读的，虽然即按西诗角度看，本来写（得）已不够‘现代’化，还是可供借鉴以至艺术享受的。”
编选《徐志摩诗选》
卞之琳是现存中国作家中，与徐志摩有较密切关系的一个，所以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已受出版社约编《徐志摩诗选》，并为之写序，这是卞老在1979年4月8日的来信中透露的。
在这封信中他指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左右就曾约我编一本《徐志摩诗选》并为写序，现在旧事重提，我又答应了，只是年内还不可能上马，因为我的本职工作首先就忙不过来。”
在6月10日一封谈到同样问题的信里又指出：
“《徐志摩诗选》，1957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曾约我编选写序，并转我信去上海文史馆陆小曼征询有关资料，得到过她的回信，以后搁起来了，直到今年才旧事重提，我又答应了，只是我本职工作都忙不过来，说好今年还不能‘上马’。而陆小曼却已经在60年代初期病逝了（我当时也不知道），终未能见到这本书的出版，真是憾事！”（卞1982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审订了《徐志摩选集》，并为序）由卞之琳的信可知，《徐志摩诗选》的编辑，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只是时间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知道一个不大为人知的事，沉寂30年的徐志摩妻子陆小曼，后来一直是在上海文史馆工作的。
与沈从文的关系
如果说徐志摩是第一个把卞之琳带进文坛的，那么沈从文则是第一个确立卞之琳诗人地位的人。
1931年，徐志摩把卞之琳的诗作发表在他主编的《诗刊》上，而沈从文更迳自把卞在1930年秋冬间写的这些诗，编为一集，并代拟书名《群鸦集》，还写了一篇《附记》，在《创作》月刊上披露，新月书店接着也登出了出书预告。后来终因徐志摩横遭空难，时局转变，诗集的出版终于搁置。
1933年，卞之琳到青岛度假，见到沈从文和孙大雨，旧事重提，获得沈从文的大力支持，愿意出钱印他1932年秋天3个月写的一些诗。这就是《三秋草》，在1933年5月，只印了300本，由新月书店代售。这本诗集虽然印数不多，但在读书界确立了卞之琳诗人的地位。
与闻一多的关系
闻一多是新月派诗人的主将，由于徐志摩的早夭，闻一多更是新月派具关键性的大员。闻一多虽然没有直接教过卞之琳，但卞之琳的诗是直接受到他的新格律的影响的，这是卞之琳一直提起的事。
关于新诗的格律，最近卞之琳曾经指出，我们说诗要写得大体整齐（包括匀称），也就可以说一首诗念起来能显出内在的像音乐一样的节拍和节奏。跟着他从汉语说话的“顿”或“音组”，谈到押韵，引出不少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值得注意。
是新月派还是现代派？
卞之琳既然曾经师法闻一多的新格律体，那么他应是属于新月派的诗人，为什么又有人将他列为现代派的诗人？由于这个问题，他在回信中解释道：“我自己写诗最初是发表在被称为‘新月派’的徐、闻等人编的《诗刊》上，后来又跟‘现代派’首要人物戴望舒相熟，并曾被他挂名列入他所编《新诗》这本刊物的编委会，难怪人家有的把我归入‘新月派’，有的把我归入‘现代派’，其实，就诗论诗，我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不是吗？”
“两派都是又两派都不是”，这句话好像很难理解，其实并不。所谓“两派都是”，是说卞之琳曾与这两派发生过关系，所谓“两派都不是”，是卞之琳又能脱出两派的窠臼，走自己的道路，在诗歌的创作上，突出了自己的风格。
对于新诗发展的见解
卞之琳的写“新诗”，既写自由体，更多写格律体，与“新月派”及后起的“现代派”都有缘，既直接受过西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式“现代主义”诗（包括后期象征主义诗）的若干影响，也保持了我国古典诗的主要特点。
卞之琳深谙化古、化欧之道，知道如何承继传统诗，借鉴西诗，以探索中国新诗的进一步建立。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次诗歌问题的讨论会上指出，中国古典诗词只有吟唱的传统，而五四以来的白话诗受到外国诗的影响，才有“为了念”的传统。他说：“这种新传统到今天也不能说不属于我国的民族传统。而照这种新传统写出来的新诗形式也就不能不是我国的民族形式。”
他在《〈雕虫纪历〉自序》一文，就更明确地指出：“我写白话新体诗，要说是‘欧化’（其实写诗分行，就是从西方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那么也未尝不‘古化’。一则主要在外形上，影响容易看得出，一则完全在内涵上，影响不易着痕迹。一方面，文学具有民族风格才有世界意义。另一方面，欧洲中世纪以后的文学，已成‘世界的文学’，现在这个‘世界’当然也早已包括了中国。就我自己论，问题是看写诗能否‘化古’，‘化欧’。”
卞之琳这段话，意即中国新诗的道路，除了要有纵的继承，也要有横的移植，并且将继承和移植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化古”和“化欧”之道；此外，还说明了只有将自己的民族传统与世界文学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到将来我国新诗发展的方向。
卞之琳这段话是很科学和辩证的。
卞之琳诗风格的特色
卞之琳早在20世纪30年代，对新诗创作上的“化欧”和“化古”，已进行了探索。他的《鱼目集》的第一首——《圆宝盒》，可看成他在这方面的力作之一。
这首诗寄意深远，可意会而不可言明，可概括卞之琳早期诗的风格：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骨董牌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也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
这首诗既运用西方流行的象征手法，也侧重于表现中国古典诗的意境。诗的含意隐晦，粗读很难看出其中的玄妙，细味多次，才可以洞悉“玄机”，但这“玄”，也难以一下子说得清楚，这也是卞之琳所说的：“我以为纯粹的诗只能‘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了。”
这首诗的中心意象是圆，而天河之星、宝盒、珍珠、水银、雨点、钟表、宝石……，无不归结于圆，这个圆宝盒似乎无所不包，大小皆兼容，套卞之琳的话说“我以为‘圆’是最完整的形相，最基本的形相……”，这便近乎中国的“道”了。
诗中深含人生哲理，在于说明世界上的得与失、新与旧、大与小，都是相对的，圆宝盒可以是小如一颗珍珠，而一颗小水银却可以掩有全世界的色相；新鲜的雨点，却含有昨夜的叹气……。诗人认为一切有限的东西，都无需留恋。钟表和古董都在表达一个时间和一个年代，这都是有限的，“别上什么钟表店”、“别上什么古董铺”，就是劝喻世人，凡是对于人生来说是欠缺永恒价值的东西，毋须耿耿于怀。“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可视作永远带有理想的人，而这些人也离不了与圆宝盒的关系。
圆宝盒也可以解释为作者理想的世界——这世界是有限的，也是无穷的。
诗人在早期的一个阶段便表现了对于哲理的探索，和对知性的追求，而且诗风奇特。他的《鱼目集》的一部分就集中表现了这方面的倾向，这些诗也表现出作者对丑恶现实的不满以及看不见出路的苦闷。
诗风的转变
卞之琳诗风的转变，是在开始写《慰劳信集》的时候，这是作者1938年暑假访问延安，在太行山区随八路军生活期间和以后写下的诗，《慰劳信集》1940年由香港明日社出版，这些诗，在作者诗创作上又进了一步，风格、表现方式、语言和主题比过去也较鲜明了许多。
《慰劳信集》里的诗，用的都是普通的字眼，不着意在华丽、奇僻的字汇花上功夫，但在平易的字里行间，却寄寓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意象。自有一股鲜奇的力量，这正是卞之琳之所以是卞之琳了。他在新诗的表现技巧，已经达到圆熟之境。李广田曾在《诗的艺术》一文中，对卞之琳作了极中肯的评价：“作为一个诗人，作者在其思维方式上，感觉方式上，不仅承受了中国的，而且也承受了外国的，不但是今日的，而且还有那昨日的，所以，在作品内容上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
卞之琳的诗集
卞之琳的诗集，除了《三秋草》、《鱼目集》、《慰劳信集》，还有与李广田、何其芳合出的《汉园集》，后来基本上都收入了《十年诗草1930—1939》（1942年桂林明日社出版）。
有些人以为卞之琳踏入20世纪50年代便没有诗作发表，其实并非如此，卞之琳之停笔了11年之后，从1950年11月开始，也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诗。在抗美援朝时，他写了一些应时的诗，大多收入《翻一个浪》诗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卞之琳在江浙一带参加农业合作化试点工作，写了《秋收》5首诗，1958年写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但他对这一时期最初阶段的诗，似乎不大满意，他觉得“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1味”。其实，卞之琳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例如《采菱》和《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还是受到好评的。1958年以后，就再没有看到卞之琳的新诗作了。曾问起他近期有什么新诗作问世，他在回信中答道：“我目前有些忙，连我个人在本单位的专业计划工作，都顾不上，再写诗可能还得等几年以后了……”
虽然卞之琳近年没有写诗的打算，但一本包括他个人各个时期诗作的诗选，已于1979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雕虫纪历（1930—1958）》，他在来信中指出：“第1辑是1930至1931年夏所作，有几首就是最初给徐志摩看过的，却是当初都未发表过，而当初发表过的，有些这次编集子却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这本诗集的，还包括他那一首最受争议的《圆宝盒》。
至于书名为什么叫《雕虫纪历》，他自己有解释：“……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结果当然只能出产一些小玩艺儿。……”其实，这些“小玩艺儿”正因是经过诗人精心锤炼，宛如一颗剔透浑亮的珍珠，直令读者玩赏再三，爱不释手呢！
这本卞之琳自认是“诗汇集”的受人瞩目的部分，是压卷的《英文自译诗十一首》，其中除了《灯虫》从未发表过，《无题五》在1949年1月份英国《生活与文学》杂志发表过以外，都曾收入白英（Robert Payne）编的《当代中国诗选》，作者对一些错处，并作了订正。这些译诗数量虽不多，由于译笔练达流畅，受到翻译界的重视。
卞之琳也写小说
很多人知道卞之琳写诗、翻译卓然成家，而不知道他也写小说和报告文学等等。其实，他发表小说，还在发表诗之前，1927年卞之琳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的时候，“悄悄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夜正深》，大约在1931年修改后署名‘季陵’，发表在北平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
在延安客居期间，他还“写过一二篇听来的小故事”，发表在刘白羽编的小刊物《文艺突击》上，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石门阵》，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1938年底他跟吴伯箫在总司令部停留一阵的时候，写了若干连贯性的报告文学，总名《晋东南麦色青青》，寄回延安，在1939年《文艺阵线》上连载了三期。1939年初，卞之琳在太行山东南一个农家的磨石上，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红裤子》，发表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今日评论》上（这个短篇，先是叶公超译成英文，发表在英国《生活与文学》杂志上，其后又被收入英、美出版的两种中国短篇小说集中）。
此外，卞之琳曾在前方陈赓旅第七七二团随军生活了几个月，卞回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临时任教时，写出了著名的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的头二章，1939年9月初回到成都，随四川大学搬去了峨嵋山，在山内雷音寺写完了这部报告文学。
卞之琳除了写短篇小说，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卞自己说：“皖南事变后，我妄以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什么好谈了，就从1941年暑假起不问外事，课余一心埋头写我的一部定名为《山山水水》的长篇小说，自以为我只有写出它，才对国家和人民会有点用处。”1943年8、9月，卞之琳完成小说的全部草稿，后来用英文译改，1946年夏秋，西南联大解散，三大学复员北返期间，他先后在无锡太湖边的古庙和朋友钱学熙的西乡老家，完成了上篇的英文初稿。1945年，他原已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赴英做“旅居研究员”一年，后将行期推迟到1947年暑假，卞之琳在那里继续修改这后半部小说的英文稿。一年期满后，卞之琳迁居至牛津以西几十公里外具有中世纪风味的一个山村中，继续埋头写作。淮海战役后，卞之琳自认“如梦初醒”，于年底乘船返国，他途经香港等船期间，把《山山水水》上卷抽出两章，发表在周而复在香港主编的《小说》月刊上，这部小说，卞之琳自己觉得不满意，回国后不久，自行销毁，则是颇为可惜的事！
翻译卓然成家
卞之琳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在1933年大学毕业后，迄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为止，主要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工作，1934年上半年，他在北平为天津《大公报》等翻译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后来大部分收入1936年出版的《西窗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上半年，卞之琳在日本东京居住5个月期间，应约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完《维多利亚女王传》（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奇所撰，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译了纪德、阿左林的一些作品。1936年秋后，卞之琳赴青岛，住了三四个月，并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特约翻译了纪德长篇小说《货币制造者》（按：据卞称，这部译作在北平交了稿，以后下落不明。）1937年春天，卞之琳南下，在上海、杭州等地，翻译了贡思当小说《阿道尔夫》（文化生活出版社）和阿左林的一些作品（后编成《阿左林小集》，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此外，还有纪德的《新的粮食》（桂林明日社）、《〈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同年夏天还译了纪德的《窄门》（文化生活出版社）。抗日战争期间，卞之琳以在大学教书为职业，只有在1945年翻译了艾什伍德的《紫罗兰姑娘》。1949年后，卞之琳译了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是为译者的力作之一，也是卞之琳自己感到较满意的一部。1978年作者还译完悲剧《里亚王》。
解放后，卞之琳对莎士比亚曾作过专题研究，他精心写成的几篇有关莎翁的论文，都是深具学术价值的。这些论文主要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文学研究集刊》第2册，1956年）、《莎士比亚的悲剧〈奥瑟罗〉》（同上第4册，1956年）、《〈里亚王〉的社会意义和莎士比亚的人道主义》（同上，新第1册，1964年）、《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文学评论》，1964年）。其他论文有《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思想表现》（《文学评论》，1960年）、《布莱希特戏剧印象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卞之琳于1910年生在江苏海门的一个江边乡镇。1929年北上进北平北京大学英文系，1933年毕业。卞之琳说：“我在高级中学的时候，在读《思想》杂志和一些进步文艺论著的译本感到难懂的同时，开始从原文读了一些英国诗。……”正因为卞之琳在中学已经接触到外国的文学，所以西洋文学根底是十分深厚的。
自从1949年3月，卞之琳和戴望舒同船从香港返北京后，就在北京大学任西语系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后，成立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卞为该所的研究员；1964年另外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卞迄今即一直为该所的研究员（按：外国文学研究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9年7月2日完稿
1979年8月15日修订
1987年2月3日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