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的脚印
“预言中年轻的神”
在历史的聚光灯下由最粗糙的线条打凿出来的这一批战士本身就是预言中年轻的神——舒婷：《群雕》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在人们不经意的角落，有一些泪浸、血染的种子，悄悄地生根、绽芽、吐绿，出人不意地舒展了令人陌生、奇异的枝干，这一株株异样的艺术小树，闪烁着动人的光芒，使某些人感到惶惑、不安，甚至愤怒，也使另外一些人感到欣悦、激赏和敬佩。这一批具突破精神的文艺新人的涌现，使中国诗坛，开出一簇簇新异的鲜花。新秀中比较突出的是舒婷、北岛、顾城、江河、杨炼、芒克等等，这一批年轻的诗人，在“文革”的十年里都有痛苦的经历，他们曾呈献出一颗颗赤子的心，但在那灾难的年代，他们的真诚被愚弄了，他们的热情被利用了，他们的感情被污辱了，——他们是受伤的一代，烙印在心灵上的伤痕，使他们陷于苦思。他们忘不了昨天的苦难，掩不住深沉的叹息，他们更不愿意闭着眼睛一味地歌功颂德，所以“那纸上落下的总是苦咸的泪多于香甜的蜜”他们不安于现状，而是把触须伸入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无畏的探求，所以他们的歌唱，除了迷惘、矛盾、苦闷，也有憧憬和追求。为了表达他们从沉迷到觉醒的艰难和曲折，展示自己内心历程和探索人民的感情世界，他们在艺术表现技巧方面，也进行新的尝试，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或西方的现代派诗歌中找到借鉴，并勇敢地向过去某些僵化的艺术观念和形式宣布决裂。
正如谢冕所指出的：“痛苦的经验以及随后对它的思索，成为这一诗潮的生活和感情的基础。”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年轻诗人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却受到激烈的抨击，恍惚他们闯进诗坛，是大逆不道，他们被指为“蒙面人”，他们的诗，被指为“朦胧诗”，他们的艺术探索，被诬为“数典忘祖”，……当然持相反意见的，给予热情肯定的，也大不乏人。这场“朦胧诗的争论”，从昆明到南宁，从福州到北京，影响广泛。
为了了解这场“朦胧诗的争论”，我们且摘引最受争议的诗人之一——顾城的一首小诗：
烟囟犹如平地耸立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光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
这是顾城写于1968年的诗，时年12岁。当时武斗席卷中国大陆，口号、标语泛滥，血泪成河，年少的诗人，已开始对这一异常现象追索它的根源，那如平地耸起的烟囱，在诗人的眼中，幻成一个“仰之弥高的巨人”，而这位深藏不露的巨人，面对灾难的大地，他在思索什么？！这是令人寻思的。这首诗短小精悍，包涵深远的意义。对于这位“小诗人”，人们不能不惊佩他的才华！
求变的一代
同样善于运用象征手法的北岛，他的诗也远不如有些人所指责的朦胧，例如他的《回答》，有人觉得它晦黯，其实并不难理解，选择其中两段：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我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前一段标志中国年青一代的新觉醒，他们不再是受愚弄的轻信者，他们敢于思索、敢于挑战。后一段恰恰说明觉醒后的探索，考虑到人类的新课题。这是一首直抒胸臆的诗歌，不过是用了一些象征和隐喻，是谈不上朦胧的。当然这些诗人也写了个别较隐晦的诗，但所谓隐晦，也不过是象征味较浓而已，如果与海外流行的或台湾现代诗派相比较，前者显得明朗多了。所以诗人雁翼曾断然地说，中国不存在“朦胧诗”的问题。
拜伦曾反驳鲍尔斯的所谓“诗歌的不变的原则”，他说：“……我真恨‘不变的’这个字眼儿。凡是属于人类的，不论是诗歌，是哲学，是机智，是智慧，是科学，是权力，是荣誉，是心灵，是物质，是生，是死，哪一个是‘不变的’？”以上所举的年轻诗人，正是希望从新诗的形式到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变革的一群，对于他们所作的努力，应该给予热情的支持，就算他们在艺术的探索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也不应该一概地“骂杀”，相反地，要有适度的宽容，为他们的每一举步开放绿灯，中国新诗才有大发展的希望。
对于一种新的文艺潮流，由于表现手法与传统迥异，会使得某些人感到不习惯，这在文学史上是见惯不怪的，问题是这些不理解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诗人公刘所持的态度是值得欣赏的，他在谈到顾城等年轻诗人时指出：“是的，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坦白地说，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的愈多愈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歌谣枷着乌云之轭冉冉上升”
“人类向精神文明的进军决不是辉煌阅兵式。当口令发出‘向左转走’时，排头把步子放小，排尾把步子加大，成整齐的扇面形前进。先行者是孤独的，他们往往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为后来者签署通行证’。”作为勇于探索的年轻诗人之一的舒婷，对于那些不公允的评论，做出响亮的回答。她在《群雕》这一首诗中，就塑造一批具有自我献身精神和勇于探索的年轻战士，“没有天鹅绒沉甸甸的旗帜/垂拂在他们的双肩”，“歌谣枷着乌云之轭冉冉上升/追求不再成为一种祈愿”。这首诗宣示着他们的理想和追求的精神：告别了虚伪，以自己的独特个性，唱出属于自己的真实感情的歌。
以下我们且举舒婷为例，并对她的诗歌创作和她的创作思想进行较深入的窥探——我们如果打开舒婷的《心歌集》，是见不到“帮气”、“股气”的字眼的，相反的是一种女性的柔婉、深沉、浑厚而真挚的诗句。这些诗篇都是诗人心灵深处的颤动，所以能拨动读者心弦。她不满足于对事物表象的胪列，而是更深地向内伸探，向心灵深处找寻时代和社会影像，从而真实地呈现本质的东西，予人深刻的感受。例如她的成名作《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就是突出的例子。同样的题材很多人写过，但能如实地反应中国大陆的面貌，并融汇作者深厚的感情，颇为罕见，她为祖国的贫困、落后而感到痛苦，正如对着干瘪、孱弱的母亲，她没有一点鄙视，而是满含着热泪诉说着：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在你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呵！”
诗人正视祖国存在的种种不足和难题，没有因此感到消沉、厌弃。在新的年代，她对祖国燃起新的希望，她热情地高歌：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波的笑涡；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呵！”
这首诗曾在1979年“文代会”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由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朗诵，备受好评。在这首诗中，我们可看到，诗人不满足于平淡的铺叙，而是采用更多的意象和象征，令人更有回味的余地。
舒婷虽被称为“朦胧派”诗人，其实她的诗一点也不朦胧，特别早期的诗，明朗可喜。后来的诗风曾略有改变，从早期的鲜明的文字，渐次进入含蓄。从她的近著《会唱歌的鸢尾花》（1987年）可见一斑。
爱情诗《致橡树》
她另一首受称颂的诗《致橡树》，除了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还采用了形象的重叠和丰富的层次，令人产生言近旨远的感觉。诗人把所爱的人比为高大的橡树，把自己比作燃烧的红棉，她既“绝不像攀援的冰霄花”，也“绝不学痴情的鸟儿”，而是作为树的形象与爱人站在一起，当橡树伸出像刀、像剑、像戟的铁干，作为红棉的她，也将自豪地举起“英勇的火炬”。这种爱情是患难与共、历经考验的，既可“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也可“共享雾霭、云霞、虹霓”，最后，诗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
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诗人在这里揭示了爱情的真谛。这种爱情是有丰富的精神基础的，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爱情。笔者颇欣赏舒婷的《船》，这首诗描写一只搁浅在荒凉礁岸上的小船，与满潮的大海近在咫尺，却无法投入大海的怀抱。诗人陷入深沉的思索：
“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世纪的空间交织着万古常新的目光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
诗人在这里提出一个令人沉思的问题，认为人生的某些缺憾，是难以弥补的，甚至对“有志者事竟成”的习惯讲法，提出质疑。这首诗回荡令人寻味的理趣。
急管繁弦的铿锵
有人说舒婷的诗只能奏出竖琴的柔婉，其实她也有急管繁弦的铿锵。1980年中国发生“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有72名船上作业人员遇难，诗人激发起人道主义的精神，以万分愤慨的心情，写出了《暴风过去之后》的诗篇，诗人对那些把生命当作“一片树叶”、“一朵浪花”的当权者，提出严诘：“谁说人类现代化的未来/必须以生命做这样血淋淋的祭礼”，并自心灵的深处发出呐喊：
“我希望，汽笛召唤我时妈妈不必为我牵挂忧虑我希望，我受到的待遇不要使孩子的心灵畸曲我希望，我活着并且劳动为了别人也为了自己我希望，若是我死了再不会有人的良心为之颤栗”
诗人面对人为的灾难，呼吁给人以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希望在未来，人的尊严得到恢复，人的价值也真正得到确认，“未来的诗人们/不再有这种无力的愤怒”。这首诗层层推进，波澜起伏，荡气回肠，令人深受感染。
舒婷的诗明显地带着抑郁的情调，使得某些人颇不以为然，其实这与诗人太多不幸的经历有关，饱含历练的她，比别人想得多、想得深，她的《秋夜送友》这首诗已作了很好的注脚：“因为我们对生活想得太多/我们的心呵/我们的心才时时这么沉重。”舒婷过去所走的人生道路，与她名字的含义相反，是一条瓦砾满布、凹凸不平的路——身世的凄苦舒婷于1952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诞生于风光如画的厦门鼓浪屿。她4岁便能背诵“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唐诗。她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人。本来她在文学上的起步，是相当顺利的，但是1957年一场“反右”运动，却把她原在银行工作的父亲打成“右派”，送到遥远的山区进行劳教。这时她只有5岁，已开始尝到生活的苦果了。以后她的母亲又因生活所迫而改嫁，离开了她，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她的母亲不到40岁便离开人世。人世间的不平，身世的凄苦，使她养成独立思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三年级开始把全副精神放在阅读课外书上。1966年“文革”开始，她刚巧上初中，有一次，她的借书卡填上长长的外国小说，受到造反派的诘问，并在班会开展对她的批判，说她轻视民族文化；她有一篇记叙营火晚会的作文，因开头有“星星向我微笑”而被指为“小资产阶级情调”。
舒婷13岁以前，经常参加诗歌朗诵会，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她写了一首五言短诗，发表在校刊《万山红》上。但她的才华还未完全显露，一个蛮横而凶暴的时代来临了，那原是平静可爱的学校变成了批斗场所，她畏缩了，当她的戴着红卫兵臂章的同学，正在荷枪实弹攻击物理楼时，她却躲在另一个角落读雨果的《九三年》，以后她便沉浸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的小说世界里。
1969年秋，她被分配到闽西一座山村落户，她住在社员的谷仓楼上，过着艰苦的生活。她与知青流荡一个又一个山村，目睹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她为此曾经发誓要写一部像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书，“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她开始举起笔，写了3年日记，但在回城前，她把日记烧了。
蔡其矫介绍入诗坛
在农村里，有一次，她偶然在女伴处看到何其芳18岁时写的诗集《预言》，她把它整本抄下来。后来她还抄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诗和泰戈尔的散文诗，此外，还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作品。她在这时候已开始对诗歌有更深刻的认识。有一次，她情不自禁地给一位女朋友写一首诗，其中有“启程吧，亲爱的姑娘，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的字句，被一些文学朋友传抄。
与此同时，她还读了《美学简育》、《柏拉图对话录》、《安诺德美学评论》等理论著作。
1971年舒婷到县里参加文艺汇演，邂逅了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她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包括对人生和社会，她都有了更透辟的认识。为了记念她与他难忘的长谈，她回到乡下写了《寄杭城》这首诗：“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
1972年，她作为自己姨妈的继女，按政策获得照顾，从山区调回厦门，但却没有安排工作，她像被搁浅的一条船，深感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促使她写《船》的动机。1973年，舒婷到建筑公司做临时工，当过宣传、统计、炉前工、讲解员、泥水匠。那个时候，她曾利用午休时候，“躺在臭哄哄的土棚里，背垫几张潮湿的水泥袋，枕在砖头上看完《安诺德美学评论》”。
1975年舒婷开始在织布厂当染纱工和挡车工，这一年她认识本省一位老诗人，并在这位老诗人的引导下读了聂鲁达、波特莱尔的诗，后来舒婷也是由这位老诗人介绍到中国诗坛。他不是别人，就是抒情诗人蔡其矫。
1977年舒婷调到灯炮厂当焊锡工，这以后，她的创作热情越来越炽旺，她写《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正值上夜班，她很想走到星空下，但她又不能离开流水线的工作。
舒婷走过的生活道路，是与她的创作若符节拍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也包括泪痕、欢乐与友情），给她提供写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她因为长期做过各种辛劳的工作，并且成为底层劳动大众之一员，所以热爱劳动人民；她因为长期流徙在广阔而苦难的农村，所以更热爱自己所踏足的土地。她曾说道：“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经过现实生活巨大砺炼的舒婷，也不仅仅是止于浮露的忧伤和欢乐，在后期她已以沉重的思索，代替了早年“美丽的忧伤”，所以她写了《流水线》。
引发争论的《流水线》
《流水线》这首诗的出现，曾招致不少物议。其实舒婷是通过这首诗，对人生进行更深更细的探讨。在一个工业坺市，“流水式”的作业虽然是现代工业昌明的标志，但这种恒年重复几个单调动作的作业，刻板、枯躁，令人疲劳。诗人写这首诗是有感而发的，她刚从“流水线”的工厂下班，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上深夜的街道，仰视天上闪烁着微笑的星星，路旁受工业污染的病树，不禁使她陷入深思：
“星星一定疲倦了几千年过去它们的旅行从不更改小树都病了烟尘和单调使它们失去了线条与色彩一切我都感觉到了凭着一种共同的节拍”
诗人并不是写科学文明带给人们的弊病，而是通过流水式作业来阐释一个道理：人类生活（包括精神和政治）如果是像“流水线”那样单调、刻板，必然伴生着病害。这是对僵化的教条框框的鞭挞，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1977年春天，她在老诗人介绍下，认识北京一些富于探索精神的年青诗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庞德、桑德堡等人的作品。1979年秋，她在北京欣遇《今天》杂志主编北岛和江河、芒克等具突破性的诗人，北岛的冷隽、江河的凝重、芒克的雄奇，与她自己的抑郁深沉，同样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叛逆性格（对固有诗歌传统的冲击）。这次会面和交谈使舒婷进入新的境界，她开始用意象的技巧去呈现内心世界，《思念》、《往事二三》、《路遇》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些探索十分可喜，尽管它刚刚开始，套诗人的话是“歪歪斜斜”的脚印，但只要给予环境、土壤，舒婷与她同一辈的诗人，将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1982年5月25日脱稿
1988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