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和中国谈谈
王千马
让世界和中国谈谈显然不是一件什么容易的事情。这得看中国的态度。当然，一开始中国是很拽很不乐意的。打自视“天朝”开始，中国就没把世界放在眼里。或者说，他把自身就当成了世界。至于周遍大陆的西亚、中亚、蒙古，对之的称谓都是蛮夷和化外之民。更遑论海洋上的南洋、西洋。
那个时候，中国是有骄傲的资本的。比如文化上的正统地位，以及北宋以降，其在世界率先走向“近世”，除了思想文化，还包括交通、经济、政治甚至还有工业。以焦炭冶铁之法，中国更是早于英国工业革命600年而成熟。所以，宫崎市定教授在自己的名篇《东洋的近世》，就对中国大拍马屁。知名学者韩毓海也在自己的著作里对此浓抹重彩，不无骄傲地指出，在1350-1850年这漫长的16世纪里（韩毓海关于“漫长的16世纪”的看法，主要是受两位欧美著名历史学家的影响。1977年，美国学者提出了著名的“漫长的16世纪”这个说法，在我的印象中，是沃勒斯坦率先把世界经济体系时代，即公元1500年前后到1850年代，看做“漫长的16世纪”。加州大学的彭慕兰先生在新著《近代的多元化》里说，不应该把1500年代看做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的时代，应该把1350年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开始，即把1350年到1850年这500年作为一个“漫长的16世纪”。他说，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大转变的“多元时代”——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世界性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还处于巅峰，而同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绪形康，《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85期），那时贫困的欧洲总希望攀上东方、亚洲和中国这样的富亲戚，希望跟东方拉上关系，甚至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东方杂种”。可以说，这漫长的16世纪“西方急于跟东方拉关系的历史”。但在历史的书页里，我们总能阵阵冷笑的回声。这是天朝上国所自始至终秉持的优美姿态。自明以后，中国又开始禁海，朱元璋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虽然一度松弛，但后期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而统治者们更是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郑和能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却没有带来繁盛的民间商贸，到最后将大量的蓝海领域，包括以此为隐喻的未知新兴市场，拒之国门之外。
有人就说，郑和之后，永无郑和。
这样自绝于世界的中国，也显然是不为人所喜欢的。很多人都会知道，在经过这样几次战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的天朝荣光彻底地被打残了。而且在一系列被动屈膝求和的过程中，中国紧锁的大门也逐渐被枪炮所代表的暴力推开。为什么中国在率先进入近世之后却没落成这个样子，就如富二代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到最后却靠乞讨为生，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终于被推到了世界的面前。不过，正如跷跷板，当中国开始软弱的时候，世界呈现的却是一副强势的面目。19世纪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它要是想和中国谈谈，中国已经不得不谈了。专栏作家刘原曾在《赤手空拳地对峙这个年代》里谈到中国的一幕悲壮历史，说的是当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定主权沦丧的二十一条时，袁世凯当然不服，亦不愿担卖国罪名，但打也是输，所以只好叮嘱谈判代表竭力地拖。“每日谈判一开始，中国代表便沏茶敬茶，消耗会议时间，不到一个时辰即找借口告退，理由大概是说哪个狗崽子在我茶杯里下了巴豆，然后提裤疾出，又或说我家的猫从屋顶掉下来了，又或说街坊来报说我家娘子正跟西门庆胡天胡帝，各位稍候，我去捉个奸就回来……”
只是袁世凯再不服又如何，没有力量丧失地位，最终还是丧权辱国。
不想赤手空拳，更是被自己的直线堕落所刺激的中国，想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想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被世界痛揍一番之后，中国丧失了自己的世界特权，却开始有了世界观。这个时期的中国，有人开眼望世界，也有人开始走出去。1872年到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以及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在关注“晚清变局”的学人钱钢等人看来，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留美幼童”，一如李鸿章的奏折所说，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在其背后，是中国急欲学习西洋的成功之道，效仿西洋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做“身心性命”……虽然美国的“排华”风潮，以及开放的容闳与保守的留学事务局正委员陈兰彬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留学计划的早夭，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留美幼童对旧中国所做出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他们有的在中法海战、中日海战中为国捐躯；有的成为中国铁路、电报、矿山事业的开创者，像铁路杰出工程师詹天佑曾引发袁世凯和张之洞之间的争执，双方都想把他罗入门下；有的成为清朝大臣；有的则在民国呼风唤雨，像唐绍仪除任驻朝鲜总领事、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还是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些走出去的，注定是要继续回来。除非像“天才少年”潘铭钟，在15岁进入大学后因过度刻苦，在入校一年后病逝。在今天，我们还能在哈特福德看到他的墓，草丛中，小小的墓碑已经开裂……相比这些最终风流被雨打风吹去的留美幼童，我们也许能更清楚地知道的，是这些名字：蔡元培、傅斯年、金岳霖、陈寅恪、俞大维、姚从吾、宗白华、徐志摩、罗家伦……他们在上个世纪初纷纷以官费或者自费生的身份，转战欧美，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凭借自己的天才加机遇，经过数载寒窗苦读，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皆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代人杰，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欧美系的，中国留学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留日的，有人曾估计，上个世纪初，大概至少有二、三万中国学生先后到日本留学。像大家众所周知的鲁迅——1904年9月，在东京弘文学院求学的鲁迅来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06年10月离开仙台弃医从文。虽然在仙台只有一年半时间，但他在仙台与恩师、解剖学教授藤野先生的知遇，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转机——当然，这和当时的清政府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因此积极提倡青年学生赴日本留学，并颁布奖励章程，以及1905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考试，知识分子纷纷将留学作为出路有关，所以知识分子竞相东渡。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中也讲到，当年在日本组织同盟会的时候，主要依靠的就是一万多留日学生……不管如何，这些留学生群体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的不同，更不像当下的富二代，走出去是为了混一个文凭，最后混成了留学垃圾。他们走出去，是怀抱着“救亡图存”的强烈梦想，或者是成为学术界大师的美好心愿。学者、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岳南就在自己的大部头著作《南渡北归》里，深情地描述过自己的“同道”——曾于1923年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在归国时的意气风发。“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着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
我想，正是有他们的存在，让世界和中国的谈谈，不至于那么晦涩和裹足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