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人文体育研究现状
在国内，人文体育是新时期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体育的新视域，它与传统的生物体育相对提出，旨在强调体育的人文内涵，突出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和价值。其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体育理论分化期；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确立后的大讨论期；2003年北京“人文奥运”提出后的深化发展期。目前，人文体育研究非常活跃。
（一）历史回顾
中国早期由兵操、体操转变为现代体育，其实质是在不自觉中接受和认同现代体育所表达的人文内容。例如，中国近代体育的奠基人郭希汾、徐一冰、郝更生等人，都看到了新的西方体育是对中国古代贵族游戏和军事训练的完美继承。郭希汾得出“亦见中西好尚，并无二致”的结论。西方传教士格雷（Drj.h.Gray）在传播西方体育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谈到：“中国人采纳体育的热情清楚地表明，体育不是建立在国家或种族的界线上，而是建立在本能、基本的人类品质上。并且，中国像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样能宣称他本身具有这些东西。因此，体育保持着对中国人固有生活的表达方式。”【53】西方体育被接受和认可，反映出中国人对西方体育所折射出的人文精神的向往。
新中国成立，体育为人民大众服务，得到了普及，人们认识到体育具有健身、思想教育和娱乐功能。有人指出：“不能否认体育中有许多很有兴趣，但这是要使人通过对运动的兴趣，而收到有计划锻炼身体，增强劳动能力的效果，并不是单纯满足人的兴趣。”【54】在后来的实践中，“苏联体育模式”形成了体育的阶级性和技术性，“文化革命”时期体育的政治化更加严重【55】，体育为政治服务成为中国体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56】。
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文化热中，体育界也开始大讨论。有学者在体育学科属性上，提出体育应该是社会学科；也有学者认为，人对体育本质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要用马克思需要理论认识体育。“人类的野蛮时代，只有作为适应人类生存需要的人体运动。到了文明时代，体育是人类享受需要的一种活动。到了现在以至将来，体育将是满足社会发展和个性全面发展需要的一种活动。不能拘泥于旧的界说和定义来解释体育。”体育满足人的个性发展的需要被正式提了出来。“体育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57】体育是一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交叉或综合学科之下的一个门类，应该设置众多学科研究它【58】。体育的文化属性被越来越的人所认识和研究【59】。有人进一步指出，“体育担当着塑造人，更新人、完善人这一天职”，“内含着丰富的哲学和人生问题”，是一种“生命哲学（人生哲学）”【60】。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旧体育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体育人文学科的分支，如体育哲学、体育美学等。但是，由于中国体育理论本身的脆弱，这些人文学科虽然建立了，但往往很难维持下去。
（二）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确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1】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体育的变迁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其功能出现了明显转变，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确立。1999年有人在《社会发展与体育变革》一文中，运用人类学理论和资料，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阶段性来分析和认识体育的发展，提出知识经济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体育将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体育的娱乐性也将得到发展【62】，并提出中国体育将发生“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转变，前两者是体育文化从附属于政治、经济的回归，“工具到玩具”的转变则是体育在新时期文化属性的自觉显现，体育为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服务，这将是它今后的重要任务【63】。体育的休闲娱乐特征被揭示出来，新时期体育目标将转变为包括人文价值判断的“健康”上，“小康体育为健康”思想得到普遍认可【64】。中国体育“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体育要为百姓的生活服务。体育被遮蔽已久的文化属性表露了出来，体育理论研究也围绕着人的发展问题迅速展开。
当代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65】。以1999年胡小明教授《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66】一文为标志，中国体育界开始从人文角度探讨体育发生功能转变的内在机制，进而开始全面认识体育的本质和内涵。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摆脱旧理论的束缚，充分揭示和认识体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例如，《体育的人文精神》、《西方人文体育管窥》【67】等一些文章中，对体育的人文价值进行了初步论述。《新世纪——中国体育的理论创新》一文认为，体育人文精神是中国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强调应加强对体育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68】。在《竞技运动异化论》一书中，作者从竞技运动的文化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对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大大拓展了中国体育的理论视野【69】。以“人”观体育的思想得到体育界的普遍接受，特别是在2003年北京奥运会提出了“人文奥运”的口号以后，人文体育成为中国体育理论研究的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树立了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理念，其中一个主要方面是人文观念和价值的弘扬【70】。“体育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和运作方式，在促进人的全面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转化作用。”【71】21世纪，体育明显转向对人的健康、发展的关怀和服务上。“一个只有在身体健康，心里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和道德等四个方面都健全，才算是完全健康的人”【72】，健康观念已经把人文价值因素包括在内了。1999年，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思想被提了出来，强调体育增强身心健康、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获得知识和技能【73】。“小康社会体育休闲娱乐理论的研究”成果明显【74】，重视体育中人的主体地位，成为新时期中国体育观念中一个明显特征，体育人文价值观得到进一步确立【75】。“摆脱传统的身心对立体育、走向身心统一的人文体育是现代体育改革的发展方向。”【76】
（三）研究进展
一些学者较早提出的是：“人文体育观，指在对体育的认识中倾注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生物体育观，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性效果上”【77】；“体育人文价值观是指一种文明的、理性的、以人为本的体育观念······”【78】；“所谓人文体育观，其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终极关切，回到以人为本的体育世界。”【79】体育人文价值观的提出曾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以1999年《体育学刊》卷首语《评“人文体育观”》一文为代表，一系列文章对新冒出来的体育人文价值观进行了评论和驳斥【80】。其主要认为，体育的政治性、生物性都要加强，而不能够减弱；中国不需要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来指导体育发展；中国体育一直以来就有人文精神等等，认为抽象不确定的人文理念无益于中国体育的发展。随着社会和体育实践的发展，体育的人文内涵得到彰显，体育人文价值观不言自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一方面对过去中国体育缺少人文观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强调和诠释体育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的重要意义。也有试图构建中国体育人文理论之框架【81】。可以说，通过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有力地推动了人文体育研究的深入发展。期间出现了一些专著，如《体育人类学》、《竞技运动异化论》、《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人文奥运》、《体育休闲娱乐理论和实践》、《竞技体育的意义：价值理论研究探微》【82】等。
但是，在人文体育研究中，更多地表现出理解上的歧义和理论上的薄弱【83】，各种人文体育解释不一，大都泛泛而谈，空洞无力，缺乏学理支持，既缺少对西方体育人文内涵的分析，也缺少对民族体育所具有的人文思想的挖掘，很难深入下去【84】。表现最热的“人文奥运”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口号和理念的说明上【85】，在实践中遇到关于人文体育问题时，也无法做出合理的理论解释和判断。例如，对2005年全运会“疑难杂症”和存废问题的广泛讨论中，陈培德认为，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体育观、政绩观，真正把每个参与者都视为英雄，这样才能为体育松绑。刘鹏认为现体制是专业竞技和大众体育的良好结合，否认全运会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等等【86】。这些讨论实质上是中国体育如何确立人文观念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产生侈谈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体育界对人文观念长期缺失，也由于缺乏对‘人’的理性分层认识”【87】，“我国对人文体育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得很不够，需要结合实际从学理上论证人文体育观的深刻涵义”【88】，人文体育观有待进一步说明【89】。
人文体育为重新看待体育世界确立了一个立场和视角：以“人”观体育，而不是以“物”观体育。从人的存在活动中把握体育的本质，从人的立场来解释体育及其对人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价值观的转变要求体育理论研究必须以现实生活中的人为中心、为目的，为人的体育生活提供价值和意义的解释。体育服务和提升人的生活、规范和优化人的存在，是人文体育围绕的轴心。
有些学者首先对中国体育文化属性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为体育界认识人文体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在《竞技运动文化属性的昄依——从工具到玩具》、《游戏的美和美的游戏——再论SPORT文化属性的昄依》、《新时期体育生活观念的转变——三论体育文化属性的昄依》【90】等一系列文章中，全面揭示了体育的文化属性。并指出中国体育今后将为提高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服务，显示体育本应该具有的人文关怀。中国体育娱乐性研究长期欠缺和不足，新时期体育功能的转变，促使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体育娱乐性研究。例如，《游戏的美和美的游戏——再论SPORT文化属性的昄依》一文，将探讨艺术起源的游戏说理论，引入到体育理论的研究中，认为在对人的情感和理性的促进上，SPORT是理想的游戏。作者形象地提出体育的“玩具”概念【91】，这使体育界耳目一新。同时指出，体育理论需要对游戏学说进行深层次的延伸。休闲、娱乐、健康成为人文体育研究特别关注的概念和术语，并很快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以《体育人类学》（1999年）、《竞技运动异化论》（1999年）、《小康社会体育休闲娱乐理论研究》（2004年）、《体育休闲娱乐理论和实践》（2005年）等成果为代表，汇集了现阶段对人文体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学者们指出，中国体育将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追求，扩展到对人文价值的追求上，中国体育理论将围绕休闲论、游戏论、娱乐论、竞技论、健康论进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在《体育与健康新论》、《娱乐促健康》、《休闲理论与体育娱乐化》【92】等文章中，为我国体育休闲娱乐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的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93】一文中，作者对中国现有体育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中国“古代无体育，近代不科学，现代缺理论”的理论判断，并指出中国体育需要树立体育文化的主体观念，要以人为本，吸收东方文明中养生游乐观念的传承和西方文明的人文滋养，顺应世界潮流，进行理论改造。
随着人文体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进行理论论述。人文体育研究需要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家与体育成型有关的经典中和我国传统文化关于身体运动的论述中，提炼东西方文明特色的人文思想，来深刻认识现代体育。人文体育中，人文价值和审美理想是对体育的根本性和终极性认识，对重构具有中国特色体育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人文体育研究范围广阔，涉及人文学科群的发展，单线深入往往不易把握，分散的研究又使当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低水平重复，甚至学理混乱，很难发挥应有作用。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人文理论薄弱。由于历史原因，体育界对人文理论长期忽视，工具思想严重，现有理论仅仅停留在对政策的解读、宣传上，很难体现学术深度。
（2）缺乏对西方体育人文思想的梳理。现代体育深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影响，但是西方人文思想怎样影响了现代体育的形成，现代体育又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传统等，至今没有全面阐述。
（3）对奥林匹克文化分析和理解不够。“人文奥运”缺少人文理论支撑，往往是奥运加文化的表面包装，或者对中西方人文理念的简单融合、嫁接，研究无法真正深入下去。
（4）体育人文价值的研究成果少。人文体育的理论核心和终极目标是人文价值和审美理想，只有对这些关键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深刻分析，才能够真正揭示出人文体育的内涵。人文体育是一个过程的分析，而非概念上的抽象解释，目前研究还没有形成根本意义上的成果。
（5）当代人学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不够。随着中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提出，在哲学界、文化界的讨论不断深化，涌现出许多人文研究成果，人文体育的研究需要广泛吸收精华，推动自身的发展。
从以上情况看，今后应该在体育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形成过程的研究、北京“人文奥运”及以后建构“人文体育”提供理论依据的研究、体育人文价值凝聚体育发展终极目标的研究等方面得到重视和加强。
二、国外人文体育研究现状
体育是欧洲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重要性与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19世纪到20世纪，是西方体育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欧洲各种体育俱乐部和体育赛事迅猛发展，特别是二战之后，各种跨地区的体育比赛层出不穷，“研究这些数量不断增加的国际间体育赛事，人们会轻易地发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许许多多的国际间大型运动会像是已经覆灭的古代运动会和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现。这些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似乎就是现代对历史现象的注释”【94】。“从许多角度来看，人们甚至可以夸大地说，事实上按照日、星期、月、1年、2年、4年这样的日期排定的运动赛事日历，已经成为了现代世界的时间表。”【95】“从未有过像体育这样快速地积蓄起能量，它只用了60年的时间就产生了五个世纪帝国需要积累的力量。同时，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其他任何的世界力量能够消减体育的这种趋势。”【96】西方体育风靡世界，一方面是工业社会的直接产物；另外它与西方人文思想和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体育成为西方社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受到广泛研究。
西方学者围绕着身体形成了这样一条认识线索：身体在古希腊是形式与欲望（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之间斗争的焦点；基督教则把身体贬损为肉体，“人类身体从罪过的场所变成了罪过的原因”；中世纪出现抑制身体而歌颂精神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在16世纪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得到理性化的表述。经过18世纪费尔巴哈、尼采、福柯等人的层层推进，身体对理性的抗拒全面展开。伴随着西方社会世俗化的进程，身体对精神作为生存根基的抗拒，成为步入现代以来自隐而显的一根思想经脉，身体永远低于精神。西方哲学主流基本上把身体界定为机悈性或情欲化的肉躯，处于心灵、精神、灵魂的反面，情欲身与理智心分裂极为突出。这些观点深刻影响着西方体育的发展。
20世纪，西方学者开始批判理性的局限性，从人本意识来看待体育，人文价值角度思考现代体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新趋势。他们认为过去形成的一种传统工具思维是把身体运动作为一种手段，来为人的肉体和精神服务，现在更多地从人本上思考体育，突出体育中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和尊严。这种转变明显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上，把人的身体和精神看成一种超越的整体，强调体育人文价值的重要作用，开始赋予体育新的意义和价值，确立新的标准。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伍德、威廉姆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新体育”学派流行，美国体育成为20世纪欧洲的表率。
西方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程度明显，体育娱乐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与金钱、人权、民族主义等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毫不夸张的说，体育是国际、社区、男子和女子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体育有时反映光明，有时反映黑暗，有时被歪曲，有时被放大。这面隐喻的镜子是反映愉快和沮丧、安全和不安、羞耻和荣耀、疏远与团结的根源。”【97】体育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重要体验，被西方众多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他们普遍认为，现代体育所蕴涵的人文理念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发生作用；未来体育会更加民主、公平，更加拥有丰富的价值观和经验，影响人们的未来生活【98】。西方体育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同时，西方哲学的形而上思辨，转向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体育社会学成果丰富。例如，《体育与现代社会理论家》（Sport and Modem Social Theorists（2004年））、《社会中的体育》（Sport in Society（1990年））【99】等重要著作论述的各种问题，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体育社会作用的深刻思考。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北美兴起。体育人类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西方学者对体育的认识，提升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层次。其中，以美国人类学者肯德尔·布兰查德（Kendall Blanchard A）和艾莉斯·切斯卡（lyce Cheska）的《体育人类学》（1985年），罗伯特·桑兹（Robert Bush）的《人类学、体育与文化》等著作集中反映了西方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成果，为体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鲜的理论和丰富祥实的田野材料【100】。
西方学者关于人文体育研究中，特别集中于对奥林匹克文化的研究，这不仅与奥林匹克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关，也与奥林匹克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奥林匹克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重要的学术地位，成为西方体育人文研究中最为光彩的亮点。在关于奥林匹克的研究中，既有如库伯廷·皮尔勒·德（Coubertin.Pierre de）的《奥林匹克》（Olympism：Editing director.Norbert memler（2000年））【101】等这样历史资源祥实珍贵的重要著作；也有如拉马定.P.达科斯塔（Lamartine P.DaCosta）的《奥林匹克研究——当今智慧的十字路口》（Olympic Studies Current Intellectual Crossroads（2002年））、海伦·杰佛逊·兰斯基（Helen Jefferson Lenskyj）的《奥林匹克产业内幕——权力、政治与激进主义》（Review Inside the Olympic Industry power，politics，and activism（2000年）【102】等强烈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西方体育发展的历史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传统是相伴发展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结果，也是前者的重要表现。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理性的张扬。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社会发展快速，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的体育学术组织。例如，1972年成立的国际体育哲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hilosophy of Sport（IAPS）），发行自己的刊物《体育哲学研究》（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并定期举行学术会议。目前，它是体育哲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机构和刊物【103】。同时，也活跃着一大批学者。例如，保罗·维斯（Paul Weiss）的《竞技运动：一个哲学的探究》（Sport：A Philosophical inquiry（1969年））、斯拉施（Slusher）的《人：竞技运动与存在》（Man.Sport and Existence：A Critical Analysis（1967年））、荷伊津哈（Huizinga）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A Study of the PIay-Elememt in Culture（1938年））等，这些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体育的人文研究【104】。特别是国际体育哲学协会创始人保罗·维斯（Paul Weiss）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竞技运动：一个哲学的探究》（Sport：A Philosophical inquiry（1969年）年）中提出“运动卓越”（Sporting Excellence）的概念及其在体育审美中的重要性【105】，并认为，年轻人被竞技运动所吸引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运动提供给他们成就卓越、造就杰出的机会，竞技运动是最有可能使人们达到“自我完满”（Self-completion）的手段。维斯还认为，成就卓越是竞技运动的内在特征，是从根本上确立竞技运动的本质的特征。而人的身体体验与精神体验的和谐统一则是“运动卓越”（Sporting Excellence）的终极表现，身体的影响处于主导位置，竞技运动所代表的是人类所共有的身体冲动的理想化，运动卓越，与艺术卓越、宗教卓越、科学卓越一样，将人的存在的本质涵义与个人理想结合在了一起【106】。同样，罗伯特·G·奥斯特豪特（Robert G.Osterhoudt）所著的《体育哲学概述》（The Philosophy of Sport：An Overview（1991年））也是一部重要学术著作。他认为，体育哲学位于体育知识体系中的最高层次（人文科学），人们只有充分重视并经过基础性深耕细作，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体育的认知与实践，才能确保体育的发展更契合人性并与人性的发展紧密同步【107】。
人文主义是西方思想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巨大的思想体系几乎包括了各种人文思想内容，是西方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思想力量。西方人文科学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提炼，已经深深融入其日常生活之中，西方学者很少专门对体育文化问题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但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学者掀起对“宏大叙事”的建构潮流，在追溯历史和日常细微事件中，在历史叙事中重新建构。他们认为，对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研究是提升理念的质量，因此，必须更好地仔细检查产生新认知、新观念的过程。其提出从3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在研究中运用更广泛的研究范例和方法；其次，运用多样的后现代观念表述和理解现实，更好理解一些体育的社会和个人意义，了解影响思潮形成的过程；最后，通过一贯的后现代视角，认识体育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研究者必须寻找体育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内容和对象，并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寻找，如性别、种族、社会经济状况、身体能力、赛事等【108】。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基考夫（Robert A.Mechikoff 1949—）所著《体育史与体育哲学——从古代文明到现代世界》（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From Ancient Civilization to the Modern World（2002年）），则建立起一个西方体育思想发展的“宏大叙事”【109】。过去国内对西方体育思想的认识往往是从思想到思想，从流派到流派，纯哲学研究，忽视现实生活与哲学思想之间紧密的联系，西方学者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方法很值得国内学者借鉴。
西方人的体育意识根深蒂固，“注重体育也一直被认为是有教养的高雅品位。这种看法延续了上自古希腊哲人，下至启蒙思想家的西方传统观念”【110】。相比较，中国体育既缺少现代体育的人文意识，又缺少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沿用工具思维，抱残守缺，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体育发展的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