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建国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培养高水平运动员，为国争光的任务都是由体委系统来承担。从1986年原国家教委和原国家体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的通知以后，学校作为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和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地，作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一个补充，也开始了培养“后备体育人才”和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任务。然而，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地方，怎么又成为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基地呢。它与体工队相比哪些有优势吗？学校培养的运动员与体工队有什么不同吗？这是我们要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一、学校与专业队培养运动员的条件比较
如前节所述，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但学校培养运动员是不是不务正业。如何理解人才的问题，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说数学家是人才，文学家是人才，企业家也是人才，教师是人才，医生是人才，律师是人才，工程师也是人才，那么，运动员是不是人才？从大教育观和大人才观的角度看问题，就不难理解学校也应该培养体育人才。学校教育是要培养各级各类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各级是指不同层次，各类是指不同行业。从这个角度看，凡是能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人都应该算做人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学校应该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和办高水平运动队。
学校既然有理由开展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工作，那么，是否具备条件呢？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培养出优秀运动员呢？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清华大学负责课余训练的吴跃建老师，他在总结了多年训练经验后认为，能否办高水平运动队主要取决于八个方面的条件：
1.有比较充足的具有运动潜能的好生源。
2.高水平的教练员队伍。
3.充足的训练经费。
4.严密科学的管理体制。
5.完善的体育场馆。
6.科学的医务监督、营养供给和恢复手段。
7.完善的竞赛制度。
8.科研水平和科技服务水平。
笔者认为上述八个方面基本概括了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条件。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在一次讲话中对高校与体工队孰优孰劣做了一番客观的比较。他认为学校的优势在于：
1.学校有比较充足的训练场馆。
2.运动员在学校通过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运动员综合文化素质，对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也十分有利。
3.在学校通过接受系统的专业教育，为今后就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这一点对于吸引更多、更好的生员创造了条件。
4.有比较强的科学研究的综合实力。可以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解决课余体育训练的问题。
5.学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学校特别是高校为培养了大量的各级各类人才，他们之中有些人成为企业家或其他成功人事，对于母校的课余体育训练可以提供赞助。
专业队的优势在于：
1.垄断竞赛市场。目前我国高水平的竞赛基本都由体育系统所控制，竞赛规程也由体委来制定。学校系统很难参加国家水平和国际水平的比赛，由于只在低水平上比赛，很不利于学校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
2.体育系统由于几十年形成的训练竞赛体系中，培养了一批优秀教练员，积累了丰富的训练和管理经验。
3.多年的训练实践，形成一定的训练传统、作风和风格。
4.几十年的训练体系为体委系统修建了比较完善的场馆设施。
5.有比较充足的专项训练经费。
另外，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管理体系与专业队也存在很大区别与不同。我国专业队管理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实行的基本是举国体制下的集中管理，军队式的封闭管理方法。不可否认，在当时生活的大环境相对简单、思想意识形态比较单纯、社会文化氛围的干扰较小形势下，这种管理形式能够排除影响训练和恢复的外在因素，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集中运动员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而完成繁重的训练任务。在世界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优势，常胜不衰的中国乒乓球队，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著称，多年称霸世界泳坛的中国跳水队，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排等等都是高度集中管理的样板。但是，这种形式的管理体系，使训练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分离造成了运动员从小接受体育专业训练，缺乏系统连贯的文化教育，形成了运动员的单一发展，这样专业运动员的未来发展和出路问题没有明确的保障，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出现训练主动性不够，敬业精神衰退，致使运动潜力难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挖掘，普遍运动寿命偏短。另外，由于运动员缺乏系统的文化教育而造成退役后的安置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负担。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生活在高等院校的大环境之中，属于开放型管理特征。他们在校园中受到其传统的人文、风土等诸方面的熏陶，而其传统的竞技运动项目是校园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校园文化对于提高运动员自身文化修养，精神面貌，文明素质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目前状况来看，二者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体育系统对竞赛市场的垄断迟早要被打破，将形成一个新的、公平的竞赛体制。学校系统通过引进体委系统的优秀教练员，学习他们的训练方法，也必将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教练员队伍。学校通过社会化和产业化，广开渠道也会解决好课余体育训练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学校系统的课余体育训练必将成为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学校成了运动员的香饽饽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竞技体育的管理中就更为突出。竞技体育的一切事物一直由体委系统负责管理。竞技体育训练网络是50年代初开始创建的，40年多来逐渐形成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三级训练体制，既体育中学、普通业余体校、业余体育学校为初级训练体制，省市体育学校和青年队为二级训练体制，省市专业队、解放军队、各行业体育协会和国家队为一级训练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运行，这种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网络和渠道。似乎要想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必须经过业余体校——省市体校——省市青年队——省市体工队（解放军队）——国家队这样一个层层上升、层层淘汰的选拔制度，才能实现。这一系统自然也就成为想成为优秀运动员的“正宗”渠道。因此，只要发现了好苗子，体育系统就理所当然的要去了，而具有一定运动潜能的孩子想成为运动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这条路已经成了运动员成材的必由之路。的确这种训练体制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然而，真正能够登上竞技体育金字塔尖的仅是凤毛麟角。这些少数尖子人才的成功，是建立在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被淘汰运动员基础上的。
据宗华敬等对5个体育水平一般的省、市优秀运动队的700名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经过统计：达到一级以上的运动员是180人，占25.71%；达到二级运动员水平的有520人，占74.29%。一级以上的运动员达到国家健将级水平的56人，占8%，达到国际健将级的为14人，占2%。700人名运动员可以认为有70人成为优秀运动人才，只占总人数的10%。而被淘汰下来这些运动员由于长期从事艰苦的运动训练，丧失了文化学习的机会，一旦离开了体育这一系统，还要重新择业，一切从零开始。在计划经济时期，择业问题由政府出面解决，还算说得过去。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从专业队退役下来的队员，很难找到与自己期望值相当的工作了。一时间运动员的出路问题已成为体育系统的一个头疼问题。曾经在国家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司任体育竞赛处处长的姜天兴同志非常形象的比喻这些运动员的结果时说：“他们是奉贤了青春、奉贤了学习、奉贤了身体、奉贤了家庭、奉贤了生命”，一语道出了这些运动员在新形势下的苦恼。
1986年《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通知的颁布为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在开展课余体育训练的初期，一些高校为了尽快实现办高水平运动队的目标，急功近利，从专业队中招收了一批退役运动员，给他们学籍，让他们学习一个合适的专业，最后发给他们学历证书，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虽然这种办高水平运动队的方式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这一形式的出现，原有单一的由体育系统垄断竞技体育人才的格局被打破了，也拆掉了要想成为优秀运动员必须走体校——体工队的独木桥。许多家长和高中生们看到了一个更有前途，更有希望的目标，进而有许多有运动潜力的孩子们以及他们的家长也都把上大学作为首选。
这是因为：“大学——是一个文化层次的概念；
大学——是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
大学——意味着国家的未来；
大学——是寻找工作的优惠卷；
大学——意味着未来的白领阶层；
大学——吸引亿万中学生，还有他（她）们的家长。”
2002年3月4日《中国体育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著名女排运动员诸韵颖退役后，走进了大学的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专业运动员的苦衷，和对知识的渴望。
《诸韵颖为何不打了？》
春节之后，诸韵颖佩带上了复旦大学校徽，走进了复旦大学法律系课堂，如愿成了大学生，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起跑。
闻讯这一消息，许多读者感到不解，24岁的年龄正是一个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完全可以在球场上有新的作为，诸韵颖为何“固执”地选择了退役？是什么原因促使她挂靴了呢？
难说再见。诸韵颖承认作出这个决定实在太不容易了，“我还是有点舍不得，毕竟排球曾是我的最爱。”确实，在同时代的选手中，小诸出道很早，13岁开始打球，15岁就进了上海队，17岁已打上了国家队。可以说，从摸上排球起，诸韵颖就显露出特有的天赋和才能，所以从少体校到上海队，到中青队，再到国家队，几乎一帆风顺。小诸说：“我那时选择排球之路的决定很果断，宁愿放弃已经录取的市重点中学。排球就是我的最爱，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排球。
最终选择了离去。……在国家队中的不如意、不顺利是她退出的主要原因。上海女排前主教练蔡斌认为，“在地方队，诸韵颖获得所有的荣誉，全国比赛五连冠，获四次最佳二传手，最有价值球员。但在国家队打不上主力，两界奥运会都是替补，而没有上场，这对她的自信心是不小的打击。”
……
诸韵颖退役计划的第一步，是选择读书。她认为，“充电”是最急需的，“我不想混个文凭，只想好好学点东西，如果说排球带给了我一时的荣誉，那么知识会使我终身受益。”
另有资料显示，基层业余体校不断萎缩，很难找到生源，据全国不完全统计，1995年比1991年业余体校减少了805所，学生减少25万人。一些有天赋的青少年运动员都争着进重点中学，他们把自己的运动技能作为进入大学的敲门砖，进入大学后，通过训练能够实现当优秀运动员的理想更好，即使攀登没有成功，被淘汰下来，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习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获得一个文凭，找一份好工作，不至于像从专业队退役后，落得个“五个奉献”的结果。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学校招收运动员苗子比体育系统有更多的优势，学校成了运动员的香饽饽。一些地方的体委主任也无奈地感慨道：“现在找个好苗子越来越难了”。
三、从帖亚娜夺冠所想到的
在乒乓球比赛中，人们习惯用世界排名去衡量一名运动员，当中国选手帖亚娜夺得21届大运会乒乓球女子团体、混合双打和女子单打3枚金牌后，不断有人在询问，这个名字不太熟悉的运动员世界排名第几？结果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她没有世界排名，帖亚娜只是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正在攻读经济管理专业四年级的学生。1997年她从河南运动技术学校考入华东理工大学，在大学里，她接触了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法律、外语等课程，丰富了文化知识，开阔了视野。
第21届世界大学生乒乓球女子决赛比赛场上是两个中国选手在争夺冠亚军，一边是牛剑峰，一边是帖亚娜，冠亚军理所当然都应该我们国家的，这对于国家利益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了。然而悬念之外有“悬念”，令观众们所关心的是以牛剑峰为代表的“专业型”与帖亚娜代表的“学生型”哪个更出色，两个选手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比赛现场的解说员是我国著名的前体委副主任、乒乓国手徐寅生同志，可能与许多观众一样，比赛初始阶段徐寅生大概判断牛剑峰一定会赢，从解说的口气中对牛剑峰的失球总要找些借口，然而比赛结果大大出乎徐寅生和观众的意料，获胜的竟是学生型的帖亚娜。在比赛结束的最后一刻，许寅生说出了一句：“帖雅娜打的是文化球”。这“文化”二字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让人深思。
赛后记者采访帖亚娜时，问：“上大学对你打球有帮助吗”？帖亚娜回答的很干脆：“很有帮助，通过进入大学学习，使我对乒乓球运动的规律有了更深的理解，比赛时可以更好地调节心态，用脑子打球”。她还说：“我非常喜欢在大学里一边学习一边训练的生活，学习和训练并不冲突，而且两者还能够互补，我觉得比每天单纯的训练要好的多。上午上课，下午练球，学校非常配合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训练条件和环境，另外，我非常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比赛机会，使我得到锻炼，也使我尽快成熟”。她说：“在上大学前，比赛时老是紧张，通过几年的大学生活，现在在比赛中的心态变得平和多了，也学会了正确地对待比赛中的输赢”。当谈到自己如何击败张怡宁和牛剑峰取得单打冠军时她说：“其实在俱乐部的超级联赛中，我们一直都在交手，也互有胜负，所以对她们并不陌生。另一个原因，可能她们是国家队的队员，而我没进过国家队，这样心理上比她们更优势一些。”帖亚娜的教练臧玉瑛老师说：“她很会调节、放松自己，使自己在比赛中达到最好状态，因此她在比赛中基本都能够发挥水平。”在评价她的文化课成绩时说：“她的各门功课平均在70分左右。”
说完了帖亚娜，再说说作为代表北京参加第九届全运会的清华大学选手梁彤。梁彤在众多专业选手中跳出2.24米的成绩，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我们知道，赛前适应性训练对运动员训练水平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北京代表队的其他专业运动员都提前半个月，在十月底就来到广州进行最后赛前适应性准备。梁彤由于即将大学毕业，又被保送上了研究生，有许多学业的事需要处理，不能像其他专业队员那样提前到广州进行适应性训练。只是在比赛的前三天才来到广州，赛前也仅训练了三次，但梁彤凭借自己在训练中对跳高运动规律的理解和比赛时良好的心理调整，最终取得自己最好成绩。赛后梁彤的教练康德周老师认为：“梁彤与其他选手相比，在于他具有高出一筹的对现场局面的把握和分析判断能力，而这种能力要完全得益于一个人平时知识的积累”。
梁彤是清华大学经管系五年级学生，今年被保送上研究生。23岁的梁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大赛中取得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高校体育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的成功。全运会为梁彤提供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也为高校能办高水平运动队、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提供了证明。同时也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当我们的专业运动队和运动员们在为退役后的安置问题发愁，为运动员文化水平不高而发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从梁彤的身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呢？从帖亚娜、梁彤、安虎等学生运动员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能够科学训练、科学管理也是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只是现在还太少太少。
虽然业余选手不能像专业选手那样以训练和比赛为职业，整天泡在运动场上，专心地瞄准金牌，有充足的资金保证，他们遇到的困难要比专业选手们多的多。他们既要完成学校的学业，还要从事运动训练，不论在时间上，还是训练的物质条件方面与专业运动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但他们在边学边练的过程中，得到了其他专业选手无法得到的东西。这些业余选手取得的成绩也充分证明了，只要掌握运动训练的规律，学生运动员也照样能培养出优秀竞技体育人才。
中国乒乓球教练张燮林在1999年曾对朱容基总理汇报时说：“今后要改革竞技体育训练体制，把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基地放在大学里”。他的愿望是：“千万不要使我们的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成为世界冠军，在知识领域里都是文盲”。这句话着实发人深省。
我们从帖亚娜和梁彤等学生运动员的身上看到学生运动员通过参加专门的体育训练，使他们根据教育规律完成学业的同时也完成了个性发展，提高其整体素质。反过来，通过学习，积奠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又可以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运动的规律，促进运动成绩进一步提高。
另外，作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美国，其培养运动员的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竞技体育的后备人才主要集中在学校，并具有完备的竞赛制度，美国许多著名体育明星出自学校，如刘易斯、格林、琼斯、乔丹等，按照体育与教育的规律，对具有运动潜质的大学生进行培养，使其成为专业运动员或职业运动员，应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
在结束本章的时候，让我们读一段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刘伟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不仅反映了大部分运动员进入大学的心声，也使我们从中找到了许多答案。
我圆了大学梦
刘伟
从小我就有两个梦想，一是能代表国家登上世界乒乓球的最高领奖台，第二个梦想就是上大学。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动会后，我退役去日本的樱花银行打球。1999年我准备回国上学时，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也向我发出邀请。但我考虑，在日本上大学，过语言关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我上大学的目的是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我认为，回中国上大学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说老实话，当初选择去北大读书，我也是下了一番决心的。当时，录取通知书都已经到了我的手上，可我突然想打退堂鼓。作为中国的名校，北大学生的素质非常高，我怕自己力不从心。幸好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走进了北大。两年过去了，我真的很庆幸当年的选择。
在北大的这两年里，我收获了很多。从乒乓球馆到教室，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运动队，想到的是为国争光，时时刻刻处在一种压力之下，在学校就相对单纯的多，但我薄弱的文化功底又使我处于另外一个需要努力的环境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能跟上就是胜利。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从世界冠军到普通学生的落地过程。我学会了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世界，看人生，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刚进北大，由于课业的压力，我一直忙于在教室和图书馆埋头苦读，没有锻炼的时间，结果常常会头晕眼花。我知道这是以往运动惯性的表现。可从下午五点到七点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换衣服，还要打球、冲凉、吃饭，真的是很紧张。不像在运动队，你的任务就是打球，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不会让人有忙乱的感觉。多年的运动习惯不容易改变。于是，我试着在锻炼和学习之间找平衡点。结果，动与静的结合使我始终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中。
今年1月1日，作为中国大学生的代表，我有幸在新西兰的梅西大学，按下了采集大运会圣火的按钮。那一刻，我真的是很高兴，也很骄傲，那感觉不亚于我获得了世界冠军。
还有两年就要毕业了，对于未来我没有太多的设计，也许届时还会留在学校里继续读书，也许会找到事情去做。不管怎样，我要感谢北大，我要感谢北大所给予我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