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新思潮的影响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丰岛海面，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击沉中国去朝鲜的运兵船“高升”号，并击伤中国北洋舰队为之护航的“济远舰”和“广乙舰”，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发动的这场蓄谋已久的对华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企图割断朝鲜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以完全控制朝鲜，进而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历时8个多月，经历了3个阶段，最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赔款2万万两白银。后来辽东半岛在俄国、法国、德国的联合干涉下，清政府再用3千两白银赎回。而台湾和澎湖则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达半个世纪之久。
甲午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耻辱，而且也导致了西方列强后来迅速在中国强占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如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山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接着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以长城以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强租广州湾，以两广和云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以长江流域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民族危机，也彻底暴露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中国国力的孱弱。严酷的现实迫使先进的人们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认识和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方面的优越性，并以经过明治维新得以打败清朝的日本为榜样，发出“改弦易辙”、“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呼声，从而出现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是的，如果说甲午战争前的中国人还陶醉于“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的话，那么，甲午惨败的严酷事实，则彻底打破了许多中国人良好的自我感觉。一个从不被看得起的小日本，竟然打败了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震惊、愤慨和忧伤。所以它给中国人敲起了最后的警钟，也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亦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41】从此，长期受农业宗法社会观念束缚的忠孝思想，真正受到了冲击；以纲常名教为立国之本的理念，真正遭到了彻底怀疑。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开始为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维新派人士所接受。特别是严复发表的《天演论》，不仅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指出了“弱肉强食”乃是发生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强烈地告诉人们：如果中国再不努力奋起，亡国灭种的悲剧也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中国的积弱不仅有政治、经济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一直是限于“器物”不如人和“制度”不如人方面。例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以及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只是从物质的表层上，找到了自己同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但甲午战争以及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得不让人们反复思考这样的问题：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打败中国？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能变法成功走上自强之路？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由此，人们开始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反省以往的失败，开始探讨文化、意识形态等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进而把目光集中到了中国“人”的问题上。尽管研究中国“人”的问题，其道路充满了苦涩与艰辛，但一些有识之士终于还是坚定地拿起了“自我解剖”的手术刀。指出：中国固然有“器物”、“制度”不如人的一面，但是，中国“人”更落后。而“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所以他们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造就一代新民。因为“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便是1902年梁启超明确提出的《新民说》。1903年，又有壮游提出了《国民新灵魂》。【42】
从此，一个关于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被明确提出，中国人在思想文化认识上实行了一次重大的历史飞跃。而这一飞跃又恰好为近代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不断传入与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1.维新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与洋务运动相比较，维新运动所表现出的主要是从注重器用的改革，而上升到注重制度的改革；从关心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现代化，而上升到关心人的现代化，关心人的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因此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确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就社会思潮发展的脉络来看，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新思潮就是脱胎于洋务思潮。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和考察维新思潮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时候，首先可以从一些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身上，去寻觅维新思潮的早期表现。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通常被认为是维新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维新思潮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第一，明确地提出了要实行变法的问题。如王韬在《易言、跋》中说：“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43】陈虬也在《世经博议》中说：“欲图自强，首在变法。”【44】汤震则认为：中国已处于“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年未有之奇局”，因而必须抓紧变法。否则“及宜变之时而不变，时有不得变者矣。储能变之力而不变，力将有不能变者矣”。【45】强调了时代在改变，环境在改变，因而必须因时制宜，抓住机遇，变法自强。第二，提出要发展民族工商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和“崇本抑末”的思想观念不同，早期的维新思潮中已明确提出了要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问题。他们从“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的现象中，【46】得出了为救亡图存，必须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结论。他们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47】甚至将商务的兴衰与否，提到了与国家兴亡相关联的认识高度上，“商务盛衰之枢，即邦国兴亡之卷也”。【48】“商务不兴，则不能与敌国并立”。【49】第三，提出君民共主的议院制度。在蒋智由的《风俗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之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这应是早期维新思潮中又一个闪光的理论亮点。郑观应说得清楚：“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人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50】他们甚至对具体的议院制度进行了设计。例如：汤震就曾建议由四品以上官吏组成上议院，由四品以下官吏组成下议院。国家大政方针，上下议院论其得失。【51】当然，由于他们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还缺乏深入的了解，由于他们受数千年忠君爱国思想传统的影响，他们的君民共主的理论和议院制度的设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但他们的这种主张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大致可理解为维新思潮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维新思潮发展的顶峰时期。这一阶段维新思潮的理论贡献主要有：第一，充分肯定了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曾在《日本变政考》中说：“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立法官，论议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纠谬者也。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52】第二，提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新经济政策。例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应该得到国家的承认和维护，与洋务派压制民族工商业不同，康有为提出，国家对任何企业的态度都是“宜纵民为之”。严复甚至补充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皆得自由始。”【53】这分明就是在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分明就是在要求国家能放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接受西方的进化论学说，抨击传统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论。以严复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注意对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广泛介绍，并在其改造和扬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用以抨击传统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论。他们还对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和封建等级观念进行批判，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弥天大谎，显露出早期的民权思想。所以他们在改革社会习俗方面坚决主张废缠足、禁食鸦片、设立女学，提倡男女平等，极力宣扬要“鼓民力”，要“开民智”。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20世纪初，可理解为维新思潮发展的第三阶段，这是维新思潮发展的深入期。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的理由是：第一，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始终以救亡图存，争取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富强为己任，大声疾呼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以对抗列强侵略，自立于民族之林。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说：“凡百年来种种之壮剧，岂有他哉？亦由民族主义磅礴冲激于人人之胸中。宁粉身碎骨，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因而指出，“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54】第二，主张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革除封建弊端和落后的文化习俗，力图开民智、兴民权、新民德，大力引进西学以救亡启蒙，从而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如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说：“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认为，“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55】所以他所撰《新民说》、《新民义》等论著，均是针对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而畅说新民要遵守社会公德，确立国家意识，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做到自由、自尊、自爱，讲究协作和合群等等。他是力主以资产阶级面貌造就一代新的国民，从而通过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进而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2.维新思潮影响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理论提出了关于社会制度建设的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涉及中国社会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建设，因此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进行国家政治和政体改革的问题，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有关政治和政体改革的呼声，早在王韬那里我们就隐隐约约有所耳闻。“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56】接着在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公》中，已经明确地请求光绪皇帝能开武英殿，分州县，约十万户公举一名议郎。其对议郎的要求应该是“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的“方正直言之士”。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57】后来在《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呈》中，康有为又提出了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三条政治和政体改革措施：一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审定，并交由十二局施行。这十二局就是国家成立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形成一套完整的权力机构。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58】这些政治和政体改革的主张，虽然在维新运动中并没有能得到全部的体现，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但维新思潮促进了晚清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也推动着维新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这恐怕是我们在讨论维新思潮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时所不得不给予充分注意的地方。特别是戊戌年间，维新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达到了最高点，他们大胆地在政治行动上进行了一次变法革新的尝试。虽然103天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其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力却是巨大的，它彻底动摇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时间的封建专制制度，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
提出了关于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与人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人的现代化问题，要求进行文化和教育改革，以培养一代新民。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维新思潮的主要理念是大量输入西方文明，在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抨击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政治意识和伦理标准，尝试构建一种适宜中国国情并能服务于“救亡图存”要求的新文化。所以他们在教育措施上首先提出了要改革科举的废除八股要求，认为这种封建统治者长期实施的最为有效的愚民政策和措施应该予以否定。即如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所说：国家改革的当务之急莫胜于人才的需求，而得到人才的道路有多种，其中最要紧的“莫先于改科举”；而科举的改革又“莫先于废弃八股”。【59】后来光绪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并下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几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从而使全国上下“顿有豁然开朗之一日也”。【60】
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还注意到，教育不仅局限在精英层次，而且还应扩展到大众层次。“然富而不教，非为善经；愚而不学，无以广才。是在教民。”“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61】所以康有为在1895年的《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欲富强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认为，“必使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实行全民普及教育。否则，“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62】而实行教育普及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国家要广设各类新式学堂，所以“百日维新”中不仅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而且命令各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也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在学校的级别上则规定为：省会城市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厅郡城一级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小书院，为小学堂。此外还要示，凡地方上自行捐办的义学、社学等，也一律改为学堂，实行中、西学并举的教育。甚至要求当时民间的一些宗庙神祠堂，也一律由地方官员晓谕百姓，改为学堂。
这种全民普及教育，除通过兴办学堂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办报刊。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由于传播迅速、信息容量大、知识结构层次多等特点，因而容易做到“同时传播统一及标准的政治信息给众多的人民”，而它的这种“标准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63】在1895～1898年间，我们看到了由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报刊已达到40种之多。代表性的就有1895年梁启超等创办的《中外纪闻》，严复创办的《直报》；1896年徐勤等创办的《强学报》，胡璋创办的《苏报》，黄遵宪等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康广仁等创办的《知新报》，章太炎等创办的《经世报》，叶耀元创办的《新学报》，陈季同等创办的《求是报》，严复等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韩文举创办的《东亚报》，康同薇等创办的《女学报》，裘延樑创办的《无锡白话报》，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和《国闻报》。
在社会文化方面，维新派认为，社会习俗是支配人们思想、左右人们行为的无形的社会力量。因此提出要对传统的社会陋习恶习进行改造，以营造一个适宜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良好环境。中国最严重的陋习恶习是什么呢？“沿袭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所以严复说“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胥于此焉阶之厉耶”。【64】废除女子缠足，禁止吸食鸦片，成为当时进行社会习俗改造的主要课题。总之，他们主张通过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培养，而首先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维新运动也是中国近代中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主张启迪民智，伸张民权，大力输入西方文明，赋予中国人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用西方文明理性之光，冲破中国中世纪的蒙昧落后。它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抨击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和纲常名教。它运用科学对抗迷信，通过普及教育、集会办报、改良社会习俗等措施，以改变中国人原有落后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精神、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它使中国社会迈出了走向现代化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3.维新思潮对体育发展的影响
维新思潮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表现在它使中国人在体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洋务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体育的认识主要是侧重于强兵的作用，而导致了对西方近代体育的最初引进，那么，维新思潮影响下的变化则是近代中国人开始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到：近代体育不仅有军事上的强兵作用，更有在国家与民族长远利益上的强种、强国作用。而能否实现强种强国又直接与以下因素相关：一是教育；一是女子。所以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出现了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和向女子体育发展的趋势。
首先是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导致了中国学校体育的产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继续肯定西洋体操在提高军队战斗力作用的同时，开始把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讲学时，已经作过关于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尝试。这在《梁启超·康有为传》中有具体的描述：“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康有为的体育要求是重视军事体操，注意学生的课外活动。所以规定“每间一日”，课以体操。【65】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维新派人士严复，已经能从全面教育的角度论述了体育是强兵之本，是富国之基的道理。他在《原强》中说，大凡国民素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存亡强弱，莫不以此为基础。如果具备了这三者，民族就优秀、国家就强大。他说，在西方国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但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于教育的正确实施。因此他提出：我们的教育应和西方国家的学校一样，“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纲”。
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这种体育观念也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晰。他曾说：要成为新时代的人才，就必须接受新时代的教育。而新时代教育的特点就是通过“德教、智教、体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所以他说：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他的具体设计就是：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院，除德育智育外，都要“注意卫生体育的设备及环境布置”，使小学生“以动荡其气血，发扬其身体”；中学和大学生，则是“重视体操，以行气血而强筋骨”。
康有为的这种体育观念不仅得到他的学生梁启超的认同，而且被梁启超所继承和发展。例如：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学校执教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他在《中国之武士道》的文章中公开承认，他推崇古希腊斯巴达人“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专务操练躯体，使之强壮”的措施；他欣赏西方学校教育中“注重于德育体育，锻炼强民之体魄”的做法。所以他主张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应该是多彩的，少年儿童在学习之余，“或游苑圃以观生物，或习体操以强筋骨，或演音乐以调神魂。”他提出中国教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新民。在当时中国社会羸弱的条件下，他特别强调“学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而使人人可为兵也”。
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所以将西洋体操引进学校教育，那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外国教育必有体操，所以强其体魄，壮其胆气。养成不畏强敌，不慑雷霆之志。然后内之以靖国难，外之以拒强敌，驰骋于炮光爆毁、肉震血气之际而不惧。”故体操者，强体魄、实精神也。所以他们第一次提出了要“研究体育之学”，并扩大了西洋体操在近代中国的实施范围。由于维新派的做法符合当时社会变革的要求，所以被当时的社会先进分子所普遍接受，使当时的中国社会曾一度出现“有志之士，乃汇集同志，聘请豪勇军师，以研究体育之学”的新景象。【66】
进入20世纪后，晚清政府在学校体育方面的措施则是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章程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1906年，清廷学部又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之体操专修科。所以它带来的社会变化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出现了即使许多寺庙办的学校，也不能不开设体操课的倾向。
其次是促进了中国女子体育的出现。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女子体育的最早出现和妇女教育的出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近代妇女教育的最早出现是传教士所开办的一些女学。据有关史料记载：由英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阿尔德赛1844在浙江宁波开办的女塾，当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女子学校。此后，在沿海和内地的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一些同类的教会女子学校。在这些教会办的女塾中，主要以西方学校教育为模式，课程设置不仅有发展智力的近代科学知识，而且有促进女子身心健康的舞蹈和游戏教育。例如：1844年美以会在江苏镇江开办的女塾中，其课程设置除《圣经》、《三字经》外，还有体操和游戏。【67】
到了戊戌变法时期，随着欧风美雨的不断东渐和妇女解放呼声的日渐高涨，在上海出现了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女子学校——经正女塾，亦称“中国女子学堂”。它是1898年5月，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创办的。学校分算学、医学、法学、师范等科，专门招收8～15岁的女子入校学习。作为维新派人士开办的经正女塾，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高度关心和全力支持。据说梁启超曾专为该女塾起草了章程。这所以西学为主的女子学校，在一开始筹办时，就确立了“以发展女子身心健康”为主旨的办学思想。他们曾特邀中西女客120余人举行座谈会，议论办学之方法。其中特别指出：学堂功课繁密，听文诵读之外，必设小花园一所，藉习灌溉培种之法，以资游息而舒畅其志气。再设体操之课，以杜单弱。认为东西学校，无不有体操者，此培体却病之要义，未可忽也。
在经正女塾的示范下，1902年上海邑绅吴馨又在上海创办了“务本女塾”，这同样是一所风气开通并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女子学校，它亦将体操列为正课教学。著名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先生就曾在该校任过体育教员。同年，蔡元培先生也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学。这所学校同样“以增进女子智、德、体力，使之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它们的体操课和唱歌课教学，曾被时人视为“最精美之处。”除上海以外，当时的南京、常州、广东等地也都陆续开办了一批女子学校。特别是1908年，在中国的上海，由汤剑娥等人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专门人才的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