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MBA时，老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64年的一个夜晚，一场大火焚烧了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哈佛牧师赠送给图书馆的249本珍贵的图书被付之一炬。这场大火也改变了一名学生的命运。火灾发生前他把哈佛牧师捐赠的一本书（哈佛牧师共捐赠250本）带出图书馆，准备细心阅读领会，火灾后，这唯一幸存的珍本使他思想斗争再三，最后还是忐忑不安地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房门，将书郑重地还给学校。霍立阿克校长在收下了书的同时也表示了感谢，但还是把学生开除了，因为哈佛的理念是：用制度管理哈佛，比用其他东西经营哈佛更安全有效。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民越来越注重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广大体育工作者有必要从制度框架的角度来追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轨迹，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路径。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6】实际上，人类文明史证明，如果没有制度的产生、制度的变迁和制度的创新，整个人类的历史将呈现混乱与无序状态。正如邹东涛指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也并未引起生产力的任何革命：发明火药，曾只是用来做花炮、放焰火，供消遣之用。而别的国家却学会了去开矿山、修隧道、造枪炮、发展经济与国力，最后使中国饱受人家枪火的‘洗礼’；发明指南针，曾主要用来看风水，光宗耀祖，而人家却学了去开辟新航道，发现新大陆，发展世界贸易，最后用廉价商品这门重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在14世纪已发明了焦炭炼铁等，据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证，这在科技上已具有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但这份潜在的革命却无疾而终。同一蒸汽机，在市场经济的英国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而在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却湮没无闻。在当代世界上，同样一套高科技的现代化设备，安装在A国具有很高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安装在B国则可能是低效率、低质量的生产，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低效使用例子比比皆是。”【7】
制度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首要因素。
李斯特1814年考察了西方诸国经济史后指出：“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的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出来的。”【8】林毅夫把他的农业研究文集取名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9】，在这个书名中，特意把“制度”放在“技术”前面。樊纲在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指出：“制度其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决定经济效率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因素。”【10】一个国家的落后，如经济落后、科技落后、文化落后，其实质与根源是制度落后。一个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体育的崛起归根结底在于制度安排。改造国民性、改良国民体质、强国强种，曾是民主革命先行者们的夙愿，也是他们提倡、鼓吹发展体育的初衷，虽然在引进并推动竞技体育在中国开展方面做出了努力，由于没有先进的制度安排和保证，收效甚微。他们的夙愿只能成为旧中国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遗产。今天，当我们回首50多年前历史留给新中国竞技体育工作的艰巨任务时，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基石，我们可以自豪而幸福地告慰为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竞技体育崛起而前赴后继的前辈们，经过50多年来的矢志不渝地努力，我国竞技体育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成为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一点绝不是我们自吹自擂，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国际体育界的共识。
制度决定国家、社会强弱贫富。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是决定国家、社会强弱贫富的基础设计。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的竞争，不同的制度下社会经济总有不同的绩效。国家和社会只有通过有效地解决制度问题——因为那些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因其效率上的优势最终要战胜束缚和抵制生产力的制度桎梏——才能达到由弱转强，由贫变富，由不发达到发达的目的。由于国家和社会的繁荣富强才是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因此生产力状况成为衡量社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中国的农业，西汉时期就发明了牛拉双铧犁，一拉就是两千多年，没有多大变化，其深刻原因，就是没有建立一套有效地激励和保护创新的制度。“就现代各国经济发展来说，亚洲‘四小龙’、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崛起以及目前许多国家的振兴，与其说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的结果；中国广大的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仅仅一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甚至是在科技退步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短短三五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改革开放前30年‘全党大办’、‘全国大办’也未能解决的长期使党和政府焦虑的人民吃饭问题，继而又形成了农民卖粮难的丰收局面，而且还腾出了上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军非农产业。又如越南，1988年开始对农业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变革，便由一个稻米入超的国家很快发展为稻米供过于求的国家。20世界90年代稻米输出量居世界第二位。”【11】
中国的竞技体育何尝不是如此呢？1908年，《天津青年》发表文章向国人提出三个问题：中国何时才能派一位选手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队伍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才能举办奥运会？【12】这样一种民族的奥运情结、20世纪中国人的由衷企盼，在旧中国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其深层的原因是既没有制度保障，更谈不上制度创新，真是一种制度一重天。1900年八国联军还在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200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实现了“翻两番”，初步实现了小康，而且在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进军世界竞技体育三强，为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投下重要的砝码，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又连续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我们国家竞技体育在2008北京奥运会上续写辉煌、创造佳绩筑牢根基。从1908年《天津青年》的企盼，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高水平、有特色的实现，这是一个100年沧桑巨变，也是一个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