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何其芳曾这样写道：“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的，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延河，是一条诗意盎然的河流。延河畔，歌声缭绕。在延安男人们的眼里，延安的歌声刚健而雄浑。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员刘明学称，他们天天唱的“都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要不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到处都是一片歌声”。[8]
在延河的姑娘们眼里，延安的歌声革命而浪漫。鲁艺音乐系学员李一非认为在延安的岁月，是一段青春多姿多彩的浪漫旅程。
还有那延河，不仅有春天山花烂漫、冬天银装素裹的美景，更是歌声的海洋。清晨，大家纷纷跑到河边去洗漱，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了，“延水浊，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太阳光从东山坡上洒向大地，就响起了“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晚饭后，你就会听到“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延安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歌咏城”了。歌声飘荡着的还有延安的窑洞，尤其是我们女生宿舍。[9]
何其芳（1912—1977），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与卞之琳、李广田一起，被称为“汉园三诗人”。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诗集《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并发表多篇政论，对国民党消极抗战表示极大愤慨。1938年到达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写作实习”“古典文学和诗歌鉴赏”等课程，并在1939年《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发表诗歌《我歌唱延安》。
李一非，1920年出生，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夏天到延安入鲁艺音乐系第二期学习。后一直在核工业部下属单位工作。在延安，李一非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因为扮演《国际玩具店》中的“洋娃娃”角色，而获得“洋娃娃”的绰号。朱德总司令见到李一非，都开玩笑叫她“洋娃娃”。
黄土连着黄土，山挨着山的塬上，还有人们活泼、快乐的舞步。虽然舞池是朴实甚至是简陋的，只是经过平整的土地，没有炫目的霓虹灯光，更没有摇曳的奢华裙裾，但有拿床单当大裙子、拿纸做花的女孩子们，也有由衷开怀的笑声。舞池里翩翩起舞的影子，有艺术家的、学生的、普通战士的，还有领导的……
胡仁智，1920年出生，延安鲁艺戏剧系学员，曾是周立波、何其芳、茅盾等人的学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离开鲁艺，曾任宣传队队长，随部队到达东北，边演话剧边搜集城市地图，为战斗做准备。
延安流行的舞蹈，有交谊舞、踢踏舞，还有秧歌。
在延安，有一座天主教堂，它被人们称作“跳舞的天堂”。每周六，鲁艺的师生都会在这里举办化装舞会。至今，胡仁智回忆起这段岁月，幸福溢于言表：
艺术家们把作为舞场的教堂布置得很优雅，为舞会伴奏的以音乐系为主力的乐队在延安也是一流的。当时延安男多女少，所以在舞会上，鲁艺的女学生是最受欢迎的女舞伴。主席和总理也时常来鲁艺跳舞。[10]
没有酒吧，没有舞厅，没有歌剧院，没有公园的延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日子是充实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举办新年干部晚会的时候，大家可以起哄求毛泽东唱歌，主席最爱唱的歌是《国际歌》。放映听不懂的英文原版电影时，能够请“恩来同志做翻译”。机灵的“小鬼们”把领导人的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把现场的人包括被模仿者逗得哈哈大笑。延安的知识分子，摆上一张桌子就能开展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气氛热烈。延安学校学习氛围浓烈，各种研究与学习组织层出不穷，人们敢想敢说……
愉悦的情绪，在延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悄无声息地渗透着。
延安的女孩子们，或许不够性感，但她们绝不邋遢憔悴，她们以含蓄并有着别样的美，来诠释她们在延安的这段青春岁月。
她们将肥大的军装裁剪得合体，领口缝上一条白布，仿佛穿了一件整洁的白衬衣；长头发从帽子底下露出来；草鞋的鞋面上镶嵌一朵红绒球；每人一块镜子碎片……这些爱美的姑娘们，明眸善睐，秀发飞扬。当她们步履轻快地走过延河，她们的笑声，她们所显露出的不动声色的美，成为黄土高原一道特别美丽的“风景”。
年轻的战士们，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闭塞和土气，他们也有摩登的一面。他们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有人想别一支沃特曼牌的，有人想别一支派克牌的。当他们运动或演练时，也喜欢换上白色运动短裤和印有图案的鲜红色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服上还印着胖胖的滑稽的米老鼠图案。不过，在美国记者海伦·斯诺看来，那的确是只米老鼠，还是一只上了年纪的米老鼠。
暮色四合时，与天边点点星光遥遥辉映的窑洞烛光，见证了人们的浪漫爱情和婚姻。
八年，青春的季节，
爱情一直在两颗火热的心中激荡，
说不尽的甜蜜的往事，
一辈子咀嚼不完的袭人的味儿，
延河边上的冬天多么冷，
大风刮着，有一双温存的手
……[11]
1943年2月3日与杜惠在延安恋爱并结婚的郭小川，其诗歌《八年》成为延安爱情的集体表达。
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妻，《续西行漫记》一书作者。1937年4月下旬，海伦离开北平到达陕北延安，在延安采访观察和生活近5个月。
延安，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人们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赶来。许多有远大志向的青年背起行囊，行走在这块温热的土地上，追寻着生命与思想的高度。
鲁艺音乐系教员李焕之几经辗转，才来到延安：
从香港经过广州、武汉再到西安，经过沿路几站，都是八路军办事处给我们办手续。从西安到延安那个时候也还比较容易走，坐了三天汽车，又走了三天路就到了延安了。
这些冒着风险长途跋涉而来的年轻人，一见到延安的宝塔山，便觉得像一脚踏进了天堂，难抑激动与欣喜。
李焕之（1919—2000），著名作曲家、指挥家、音乐理论家，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员。福建晋江人，生于香港。1938年8月到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团团长、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等职务，代表作有《春节组曲》《社会主义好》等。
孟于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也碰见了几批从晋西北、晋东南来投奔延安的青年，大家一起唱着歌走到了延安城。在延安城，首先看见了宝塔山：
宝塔山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它就是光明的象征，所以看到宝塔山激动得不得了，很多同志都哭了，流下了热泪。因为千里迢迢，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投奔党——母亲的怀抱里，所以特别激动，跳啊，蹦啊。[12]
苏菲一看见城门，就从车上站起来，兴奋地喊道：
孟于，1922年出生，四川成都人。上学时，因为与一位从延安回来的同志交流而向往延安。1940年初至延安，入中国女子大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参加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因独唱《黄水谣》，被冼星海鼓励参加鲁艺音乐系入学考试。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艺音乐系第四期。1945年，曾参与《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的演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歌舞团独唱演员、副团长、党委副书记。代表作有《平汉路小唱》《慰问志愿军小唱》等。
苏菲，1920年出生，浙江舟山人，原名周素珍。1935年曾逃婚到上海，在上海天一影业公司当演员，与聂耳等人合作。1939年初到达延安，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学习文学和戏剧。在鲁艺学习期间，曾出演《带枪的人》《日出》等剧目，并与鲁艺校医、来自美国的医学博士马海德结婚。1949年后，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副导演、导演。参加《中华儿女》《孔雀公主》等影片的拍摄。现为马海德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太阳西斜，一片云彩把黄土地照得金黄金黄的，真漂亮。[13]
盛婕到延安，恰是6月的收获季节，她看到：
盛婕，1917年出生，江苏武进人，丈夫为著名舞蹈家吴晓邦。1938年进入中法戏剧学校学习。曾任上海剧艺社特约演员，广东艺术专科学校、重庆育才学校教师。在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下，1945年与吴晓邦一起到达延安鲁艺任教，后赴东北鲁艺任舞蹈教师。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团副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二、三届秘书长，第四届副主席。
人们的精气神都很高，年轻人红光满面的，黄土地上的空气又好，从心里感觉到一种舒服。[14]
在那段烽烟滚滚的日子里，先后来到陕北的著名文化人，有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周扬、徐懋庸、田间、何其芳、柯仲平、张庚、萧军、艾青、高长虹，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力群、江丰、王式廓等，还有留法博士何穆、陈学昭夫妇，留美博士、科普作家高士其等。延安，成为他们的理想高地与信仰圣地，他们跨过千山万水，追逐这个在世人眼中闪耀着神秘且迷人光泽的天堂。
在延安，还有大量的移民到边区开荒垦地。埃德加·斯诺在《大河彼岸》中描述过这样一幅情景：一位农民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边区，“因为，那里有另外一个世界”。
很多外国人，也同样为延安所吸引。1937年秋天，海伦·斯诺结束红区之行，准备从西安赶赴北平。在西安火车站，一路护送她从延安到西安的小警卫员，眼泪从他黝黑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多年后，海伦写道：
这是一个中国人在流眼泪，好像送别他最亲近的亲戚。这是中美友谊的根基。
海伦还说过这样动情的话：
我愿在墓中面向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海伦去世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讣闻中说，斯诺夫人研究中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为中国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因为引领这一社会主义的，是中国历史性的高尚道德观念。
另外一名与中国结下深厚友谊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同样对中国、对延安念念不忘：
史沫特莱（1892—1950），全名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投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1928年底，作为外国驻华记者来到中国。1937年1月初，受共产党邀请来到延安，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她积极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延安争取国际援助，并推荐加拿大医生白求恩来到中国。在延安，她不局限于采访和写作，还参与主持延安鲁艺外语部工作，担任八路军总部随军外国记者，吸引更多外国记者到延安来。
我一直忘不掉我并不是一个中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不知是什么缘故，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的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
再惨烈的战争也不能剥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延安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面孔在延安聚集，他们在这里感受到精神的富足、尊严、自由、民主，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延安的存在，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慰藉。
“理想社会”基因
延安的精神气质和气氛，与国民党统治区大不相同。这里充满朝气，看不到炫耀、虚饰。领导、军民信心满怀，到处都强调民主和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
——谢伟思 美军观察组成员
几乎所有前来延安的访问者，都被延安迷住了。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生机勃勃的“另一国家”，是遗世独立的理想国，先行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真实的。
荷兰人布朗基称赞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中国！他们没有奢谈“新生活运动”，但是他们却有了新生活！
而刚到延安3个月的美军观察组，便似乎很快被延安所征服。成员谢伟思发回国内的第一份报告里就充满感情地写道：我们全组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我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同的人。延安的神秘就像世界政治角力场上的“百慕大三角”，曾经使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陷落。
当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先生造访延安后也发表感言说，在延安，听到最多的词是：人民（People）。到人民中向人民学习，这其中饱含着极深的感情，反映着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的信念。
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收到乔丹和魏尔曼来自延安的报告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断言道：“延安政府是未来取代国民政府的唯一政府”，是“中国的希望”。
大洋彼岸对共产主义充满偏见的人们，也由衷地赞美延安，为延安所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