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者，屈原向天之所问也①。综其内容，实乃屈原关于宇宙历史人生之问也。
屈原生当战国末季历史大变革天下多故之际，天崩地解，不宁方来；于是而有大困惑，于是而发宇宙之问。问即是答，问中已寓答矣。唐柳宗元多事而作“天对”，画蛇添足、多事之举也！
惜乎《天问》原文，历战乱颠沛，简错颠倒，加以史事失传，遂极难卒读。幸赖一千多年来，历代学者稽陈考索，解疑释谜，今日已可为之作一总结。余新编新注及解译此篇，立意正在于此。在我的新注中，对前人所辑之神话史事，尽量择要集取，同时绝不泥之，力求出以新意。
寻绎《天问》全篇，固有其内在逻辑：先问宇宙洪荒，由天而地，由神话而人文及远方异物，最后乃落笔于楚国当时政治，问中常寓微言大义焉。故我将《天问》分为五部：
1.问天地（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及远方异物），
2.问三代（尧/舜/禹）及夏史，
3.问商史，
4.问周史，
5.问楚史。
寻此逻辑重新编次，可发现《天问》全篇实乃是一森严有序，结构井然之整体，而作者深密之寓意亦昭然在其中矣。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天问》之谜的勘破，使之不仅可与《尚书》、《逸周书》、《诗经》、《左传》、《国语》、《史记》、《山海经》等典籍及诸子书中的历史记载多相印证，而且有些史事竟可以与甲骨卜辞及金文的史料相参证，从而彻底打破了上世纪初胡、顾一系“疑古派”对上述典籍所散布的疑古烟雾。
20世纪以来，政治思潮中民粹主义风行，学术文化界流行着一种诬蔑古华夏文明为所谓“萨满”文化，以至乃以楚文化为蛮夷文化及所谓沅湘民间巫术文化的谬说。
实际上，楚文化上承重黎、祝融、颛顼、夏商之后，乃正是炎黄文明的正宗和本根所在。《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神（朕）皇考曰伯庸（祝融）”，就是自豪地强调楚人对于华夏始祖主流文明承继的这一正统性。
《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阳者，日也。称者，衡也，北斗也。卷章者，云也。重黎者，雷电也。皆为天神之名②。又据《左传》、《国语》，重黎者，即司天司地之南北（北一作火）正（政长）也。这一记述，实际就是楚民族的创世起源神话。楚民族自认为是太阳、龙、凤、雷、电等神祇之后，故楚族乃夏商主流精英文明的承继者，具有古老悠久强大的文明传统。
在战国时代的角逐中，秦以强大的武力和政治制度的高效率及决策机制的统一，制胜了列国，也制胜了楚。但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楚南公的这一神秘预言中，蕴涵着对于楚所具有的强大文化优势的不屈信念。
不久，暴秦果然被灭亡于楚人的反抗和起义。“汉承秦制”，那只是在政治制度上，而在文化上，却是汉承楚风，且承楚言，楚歌，楚舞，楚艺，楚俗③。黄老之学原出楚学。汉文明是楚人精英文化遗产的伟大继承者和传递者。郭沫若说，中国文化之分为南北两系，自商周秦汉以来即然。信哉斯言也！
殷商亡政周朝开国后，楚族一度受到周人的歧视，暂时衰落而降处蛮夷，但是这个民族的骄傲与自豪却从来没有丢失过。从楚先王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至通过春秋的争霸角逐，到宣威时代，楚文明得到了复兴。它借助位居华中的地理交通及资源之便，兼并一系列小国，在春秋之末乃多次问鼎中原，重新上升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非常强盛的新兴大国。
威王与怀王前期的楚国，即屈原盛年的时代，楚在经济、文化方面之国力已远远超越于当时北方中原齐、晋、鲁、卫诸国而与新兴的强秦可相比肩。
只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作为一位伟大精神文化代表人物的屈原的诞生，才能理解屈原之骄傲与悲怆感之所由来。
南宋洪兴祖著《天问补注》序云：
“《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逆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能究哉？天高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之所为作也。
“太史公读《天问》，悲其志者以此。柳宗元作《天对》，失其旨矣。王逸以为不次序。夫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岂可以次序陈哉？”
洪氏以为天不可问，“天问”失序。但通过对本书的解读，我们惊讶地发现，《天问》实际是有序的。不仅有序，而且可以认为，《天问》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惊世奇书，而且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伟大的神话诗，伟大的哲学诗。
千古疑谜，一朝为破，快何如之？！是为序。
何新
2001年11月20日
记于松江古莘地春申塘畔竹园
注释：
①此所言天，非自然之天，而乃哲学与宗教之天。“天者，万物之祖”，《春秋繁露·顺命》“天者，统理万物”。（郑玄）“天者，万物之总名也。”《齐物论·郭璞注》
②顼即朱相、朱明音转，朱明高阳，即太阳之神。称，古语通衡。衡即玉衡，北斗七星也。卷章即云神龙星，重黎即钟雷氏，雷电之神也。太阳生北斗（玉衡），北斗生龙星（卷章），龙星生雷电。雷神（南正重，郭沫若说即钟正）司南以主神，电神（火正黎）司地（地中有火曰贲，灿也）以立民。
③可参阅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