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在西北地区工作了较长的时间，对丝绸之路的各种信息比较关注，工作之余，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信息和现实状况都有兴趣猎涉和观察。尽管那时身居大漠中古丝路上的一个小小的城镇，考察和吸取信息的半径很小，但也还是尽力收集有关的资料。
记得在80年代中期，新疆与陕西、甘肃的出版部门分别组织了有关丝路的研究丛书，陕西、甘肃多着眼于汉唐丝路研究，新疆则全方位地从西北的草原文化和西南的石文化与图腾文化角度，推出许多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们也出版了西方早期“探险家”的系列记述作品，如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和他在羌塘探险的自述，等等。这些书籍过去都被视为西方“探险家”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种记录，能在中国再次翻译出版，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当时西部的交通是十分不便利的，人们只能从间接得来的信息中认识西部辉煌的过去和梦想着西部新的复兴。后来我从事经济类新闻工作，范长江的经典新闻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也就成为必读之书。
阅读这些考察论文和写实作品，你可以感知一个世纪前的罗布泊的真实存在和那时的生态环境，也能够感知古丝绸之路的壮阔，而不完全是被人视为畏途的难以想象的艰难跋涉。这应当是改革开放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引起关注的一次高潮，又或是人们从历史上关注丝路的一次认识冲动，但总的概念还停留在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上，尚未脱离文化考察和历史考察的阶段。丝绸之路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即现实经济活动阶段，而这种现实经济活动的聚焦点就是西部大开发。而在西部大开发拉开大幕之前，则是对“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研究。
人们对西部的关注，必然要伴随着对丝绸之路的关注，从而关注与丝绸之路有着必然联系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西部大开发与“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延伸，为人们打开了丝绸之路研究的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野。人们不再是只从二十四史和传世的文献资料里钩沉一些尽人皆知的史实，或在历史文化的领域里兜圈子，或在历史风情中缅怀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而是开始了区域发展中文化因素的各种分析和探寻，或者把丝路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推动西部经济发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那段时间里丝路研究比较常见的形式。至于古代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曾经在昔日世界里长时间大范围跨地域广泛发生，并对世界文明发生根本影响的超地缘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现象，蕴含着什么样的历史能量，对中国的未来和对世界的未来还会产生怎样深远巨大的影响？谁也没曾想过，也很难想到。
或许可以这样说，仅就学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和认识大体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
一是古代丝路的历史学阶段。较早著有《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苏州大学教授沈福伟在其《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一文中概括：“丝路学是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学科，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化的学问。”这种研究最早起源于国际，很快影响到丝绸之路的东方故乡，出现了持续不断的高潮。丝绸之路研究中，过去更多地偏重人文和历史，偏重于历史的经济和现实的旅游经济，是无可厚非的。没有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既不能达成国内、国际上的人文共识，也难以谈到丝绸之路复兴的地缘基础和文明交流传统。但这只能找回对辉煌历史的自信，而非对现在与未来的共同发展走势的牢牢把握。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铁路交通与物流专家提出了“欧亚大陆桥”运输问题，开始跳出纯学术研究和纯文化研究的范围，进入“大陆桥”运输与物流研究阶段。这个阶段始于1990年9月12日中国北疆铁路与苏联土西铁路的接轨。中国北疆铁路与苏联土西铁路的接轨被称为“新亚欧大陆桥”贯通，也被称为“第二亚欧大陆桥”。一些学者提出“开创陆桥经济新时代”和“第三亚欧大陆桥和亚欧合作”的论点，丝路经济便以“大陆桥”的陆上运输形态开始进入区域经济学家和物流专家的视野。
所谓“大陆桥”，原是地理地貌概念，泛指连接大陆的海中岛屿与地理走廊。用“大陆桥”来描述跨洲和跨洋铁路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因为那时出现了横贯北美大陆的跨洋铁路和60年代末苏联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和陆桥经济触及了跨国物流产业发展合作的研究半径，甚至也成为西部大开发最初的一种呼声。那时我在经济日报社担任评论部主任，先后写过关于东南沿海开放的系列解释性新闻述评《大战略》和《大陆桥》，算是关注西部开发的开始。但那时对西部开发还停留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老旧理论上，认识和研究并不能直击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要求与本质，更不能直击到基于地缘经济规律基础上的丝路发展。对丝绸之路有关材料的阅读，只当作是一种文化背景，对大陆桥的思考也只能说是丝路重新进入现代国际经济生活的一个朦胧的、零碎的甚至是幻想式的模糊感知。
丝绸之路，一个在世界经济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永远闪亮的名字，究竟是辉煌的过去还是未来的繁荣？的确，丝绸之路曾经是一个历史概念，因此引起大量中外学者的探寻与研究，并由此形成了热极一时的“丝路学”。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讲，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起伏，荣辱更替，过去曾是无可替代的欧亚大陆间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是当时世界梦想的中心舞台，承载起数之不尽的历史内容和信息。研究丝路的历史，你可以说它是丝绸之路，也可以说它是彩陶之路、瓷器之路、青铜红铜冶炼技术之路、铁器之路、茶马与车骑之路、火药纸张印刷术科技传播之路、农牧业产品基因交汇之路、文化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理念交流之路，还可以说他是民族迁徙、民族融合和亚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路。在中国的历史上，丝绸、瓷器、茶和马匹是流通其间的四种大规模交易产品。交易链最长的是丝绸，处于价值链顶端的也是丝绸，这就是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丝绸是一个重要的贸易符号，而且是有生命的贸易符号。它代表着很长时期亚欧贸易的繁盛与繁荣，也会代表未来亚欧与世界贸易的进一步繁盛与繁荣，在新的生命周期里再次复兴。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他在阿斯塔纳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从古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启示里第一次明确指出，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完全可以成为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的丝绸之路。他阐明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本特质：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紧接着他又在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正在协商的交通便利化协定，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中国愿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造福沿线人民。时隔一个月后，他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进一步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发展构想作为一个极其重大的现实活体发展战略，作为一个来自世界文明发展源头深处并将对中国、对世界、对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未来世界和平发展、共同发展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战略思想，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丝路发展再次复兴，丝绸之路再次成为连接亚、欧、非和东西方经济文化联动发展的纽带，也充分体现了东方发展的战略智慧。“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想提出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引起世界沿线国家的广泛共鸣，共商、共建、共享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理念不胫而走，沿线五十多个国家响应参与，并与他们各自的发展战略积极对接，成为一种共同的战略取向，形成一种活泼的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实践，这是空前和罕见的。“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甫一问世，就成为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最有操作前景的发展战略理论，成为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发展的共同地缘经济财富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样是空前和罕见的。
这不仅是因为丝绸之路承载着文明发展的市场传统，也基于地缘经济规律的一种永恒，这种永恒并不会因为“地球村”的出现就会发生改变，相反地进一步拉近了互动的距离，拉近了人们审视过去，面向未来的视野。在这条历史悠长的丝路上印满的，不仅是对中西经济、文化和文明交流的记忆，还会印满具有巨大可逆性的现实经济发展的印辙。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中国的发展也进入经济转型的新常态，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举重若轻，熔铸古今，面向未来，对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的战略贡献。
中国有句谚语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亚洲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谁也不可能“单打独斗”“独善其身”，也不会是“零和博弈”，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深度合作，才能产生“一加一等于二的叠加效应”，甚或“二乘二等于四的乘数效应”。在这里，地缘问题其实是“地利”，而“地利”之利，不仅在于认知，更在于蓄势待发中的通盘谋划。在人们的常识里，大多都知晓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条影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丝绸之路，但未必想得到，这条丝绸之路在未来还要深刻地影响到世界的发展轨迹，影响到世界经济技术文明的继续提升。从历史认知到现实实践，是思维与思想的区别。一个经历过“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首次出现了一个全面完整和成熟的经济发展战略，看似“横空出世”，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必然结果。这是认知与实践的“常青树”上结出的果实，朴实无华，带着昔日泥土的芳香，却又像戈壁滩上千年不倒的胡杨树，根深叶茂，更像是西亚与欧洲花园里的“无花果”，在平实的思维枝干的尖端上凝结出一种跨时空的东方智慧。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不只是一个理论，而且具有深厚的内容与内涵。平等互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其灵魂，共商、共建、共享是其追求，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这五个通则是其方法论。因此，具有明白如话的可操作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经济合作布局到建立不同形式、不同合作程度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自贸谈判到项目合作，从贸易到投资，从金融合作到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筹备，成果巨大，尤其在第22次APEC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中国启动了亚太自贸区路线图，这其实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新的进展，显示了“一带一路”发展的影响力和巨大的能量。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也使“丝路学”进入现实的跨大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与地缘经济战略学阶段。围绕“一带一路”，中国全新全视角的丝路发展战略学开始出现，并成为多种国内国际发展战略中的核心战略。这个核心战略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树冠与枝叶伸向世界，视野开阔，泽被全球，打破了近代西方战略学，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地缘政治学说话语系统“霸权”的一统天下，是奠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发展话语权的重要基石。“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有三个明显继承性的传统特征，即和平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也具有三个新的特征，即通透、开放与软硬实力浑然一体、紧密结合。这些特征贯穿了发展的硬道理，统领多种战略研究，形成更明确、更具战略自信和更具普世价值的发展战略体系。
对丝绸之路的战略理论研究，目前是理论滞后于实践，有些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需要系统开展。笔者研究水平有限，对“一带一路”构想学习理解尚浅，能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出版“中国国际战略丛书”的机会拿出来与读者交流，多少有些不揣浅陋，一些观点也难免会有偏颇之处，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也欢迎批评指正。是为序。
感谢中国出版集团李岩先生，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刘海涛先生、赵卜慧女士、石松先生、刘姝宏女士，更感谢丛书主编郑必坚先生，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很快面世。在此一并致谢。
冯并
201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