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对称性是总体对称和文明价值的对称
历史上的陆路贸易和海路贸易都具有转手和中转的特点，贸易中心的两端，在汉代主要是长安和西罗马，在隋唐则是长安和东罗马即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在元代是大都与大不里士。两端也有经济沟通来往，但多数时候是通过中间环节实现的。在汉代是中亚的古粟特商人和南亚的古印度商人，隋唐以后是阿拉伯商人。海上丝路贸易则主要是阿拉伯商船开创的厄立特里亚贸易也即印度洋沿岸贸易，并具有海陆相接的特点。明代的郑和航海达到了古代海上贸易的顶峰。
郑和航海的落幕并不是中国航海贸易的落幕，而仅仅意味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告一段落，民间贸易还在继续，这就是福建商人开创的“下南洋”和“马尼拉——盖普贸易”。这个“马尼拉——盖普贸易”一直到西方列强打开对华“五口通商”才逐渐式微，但同样没有完全停顿。在陆路丝路贸易和海上中转贸易中，两端并没有从丝绸贸易活动中得到直接巨大的经济利益，贸易产生的超级利润几乎全被流通环节拿去，但不能由此低估丝路贸易带来的直接的、间接的经济拉动效应。
在中国汉唐，长安城与罗马、君士坦丁堡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这与丝路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的频繁发生有着直接的关系。罗马帝国商业传统和商业机制相对成熟，只是苦于找不到足以对冲的商品，只能拿出大量的黄金，不得不处于长期出超状态，以致国库空虚国力降低。但对汉代特别是唐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来讲，商品交换的因素并没有对经济基础产生冲击性的变化，而依旧以农业立国，依旧在农民上缴赋税和农民担负沉重徭役的基础上维持帝国的统治。假设盛唐一代当时能够认识并抓住丝路贸易的机遇，历史就会重写。因此，即使那时已经出现了以广州和东部城市为起点的海上丝路贸易，向东抵日本，向南到东南亚、南亚和向西走向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也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内生因素，倒是出现了长安、扬州、凉州一线城市畸形的繁华，但这边是轻裘肥马胡姬酒，那边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而这也是许多经济历史学者已经看到的，在中国历史的中后期已经产生了那么多的商业因素，却没有发生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原因之一。
但是，丝绸之路毕竟打开了通向外域的广阔天地，造就了一代繁华，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人流、物流、信息流和文化流，并推动了古代经济产业的某种分化，促进了古代商业城市的发育，完善了以绿洲经济为特征的一系列跨国贸易城镇的影响深远的布局。这些城市有的后来衰落了，有的依然是现今的商业和商品交流重镇，前者如已经消失了的楼兰、中亚的图兰、马雷和西亚的泰西封等，甚至还有中国的敦煌和古凉州武威；后者如扬州、洛阳、西安、伊犁、喀什，中亚和西亚的撒马尔罕、赫拉特、伊斯法罕、巴格达、大马士革和现在的伊斯坦布尔以及罗马等。这都是拜丝路所赐的欧亚古代城市格局的布局与滥觞，都是早期商品贸易发展奠定的重要基石。
古长安以丝绸交易为代表的丝路贸易，既有规模，也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在唐代，有形市场分为东市和西市，东市相当于当时的内需市场，并以上层人士消费为主，西市却有外需市场的一些特征，设有六品长官管理的“市署”和七品级的“平准署”，前者负责物价、度量、质量、交易时间和禁止非法交易方面的管理。西市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胡商”云集，在唐太宗时期，东突厥内附，长安一次迁入突厥人口近万家，占长安万年县人口的近1/10。这些内附的居民已经融入长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经历“安史之乱”后也“安居不欲归”。
长安居民来源多元，宗教信仰多元，除佛道之外，基督教的教派景教和摩尼教、拜火教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在广州常住的阿拉伯民族的人口约20万人，这在古代是一个很大的比例。长安和广州不仅是丝绸交易的国际市场，瓷器和茶叶也先后在这里集散，西亚的香料、珠宝和中亚传来的原生农产品也在这里流转，因此长安西市居然有“百二十”行的说法。“行头”“牙子”“估客”“居停主人”“肆长”这样的贸易服务行业出现了，“质库”“金店”“柜房”乃至类似后代票据的“飞钱”的“金融服务”出现了，类似货栈的“邸店”“波斯店”“波斯邸”也出现了。
据有关史料转引的唐代人韦述的《东西京记》记载，西市在隋代叫“利民市”，是“置都立市，至是时百余年矣”，后来避李世民讳，改称“利人市”和“金市”。后朱温代唐，西市尽毁，到了元代，长安西市只剩“故市坡”的地名。西市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文化交流中心和时尚娱乐中心，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因此也是彼时的商贾与文人游玩的去处。李白的《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直接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生活。
唐代西市的遗址已被探掘并经考古确认，一些街道和桥梁、排水沟也在商业文化层里陆续被发现。陕西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建设古西市博物馆，就地保护遗存的同时，开发了一个古丝路商业文化再现的成功项目“大唐西市”，再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支撑丝绸之路贸易走向繁荣的枢纽市场的历史风貌。隋唐时代规定，凡交易必入市，为的是管理与征税，这也是中国古代有形市场包括农村集市的源头。东市和西市贸易制度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市场的一般设置格局，《木兰辞》里“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的描述，也反映了古代市场分工的一般情况。唐代东市是国内市场，或者说是与宫廷官员消费有关的高级市场，西市则是大众化的国际市场。那时的丝绸品类众多，锦、绣、绫、绮、罗、绢、缬、绸等，可以作为货币流通。这与砖茶曾经作为货币单位参与交换活动的道理是一样的。
丝路贸易直接影响到商业经营人才的养成和跨国商业活动的形成，中国历史上有一批商业人才，如汉代的卓文君父女、巴寡妇清，唐代的大贾窦乂、宋清，还有入籍长安由“兴贩”而家资巨富“比王侯”的粟特史氏大贾，这都是司马迁《史记》里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韩愈、温庭筠笔下的人物。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地区，粟特“昭武九姓”有不少融入中国姓氏。粟特商人群体和后来的阿拉伯商人群体，长期从事国际丝路中转贸易，都是丝绸之路贸易成就的一代商业人才。
在丝绸之路的舞台上，中国扮演着商品“批发集散”和东方市场管理者的角色，同时也是那时候的高档商品制造业大国，是那时候的“世界工厂”，处在技术的高端又处在贸易产业链的低端。从一开始就是投入付出大于收益，贡献大于所得，而这种“不对称”或者说“双峰驼式”的曲线收益贸易，也是历史形成的一幕。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会成为货物与服务商品、技术商品和资本密集流转的通道，由于经济带里双边与多边稳定的长期经济合作，也由于流通技术手段也即基础设施的提升与完善，对称贸易成为新丝路贸易新的特征。新丝路贸易有着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广泛丰富的内涵，也有着平等互利的各种协议与共同规则，平等贸易经济互补既是新丝路贸易的基本准则，也是丝路沿线国家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比较利益中的综合平衡，新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
海上丝路其实也具有从不对称贸易到对称贸易的历史特征。在中国宋、元前后，阿拉伯商人主导的厄里特利亚中转贸易虽然也具有不对称性，但后来的“马尼拉——盖普贸易”是中国福建商人入超，西方商人出超，但西方用来交换的白银是从新大陆廉价得来的，因此从成本上还是总体平衡的。但在海上列强殖民时期，贸易的不对称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掠夺性的贸易与征服性的战争如影随形，不胜枚举，以致形成一些西方贸易大国在近代出现的贸易的变异基因，留下了难以根除的思维惯性。比如，他们把“鸦片战争”视为“白银战争”，认为是中国在茶叶贸易中白银入超引起的，这是一种完全的强词夺理。在银本位时代，白银就是国际贸易中用来支付的“硬通货”，除了用它来计算交换价值，难道还有用毒品为单位进行计算的道理？殖民经济的终结，迎来了真正的经济全球化而不是他们曾经想谋取的“全球化”，平等贸易开始成为一种可能与现实，对称贸易成为主要的取向和新的贸易特征，也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特点。
文化与贸易发展的包容性
丝路贸易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包容性是丝路贸易的又一个历史特征。古代丝路贸易连接的是古代几大文明圈，最直接的是中国的华夏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文明、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和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此外还有中亚文明和东南亚、东北亚文明和刚刚从蛮族状态摆脱出来的西欧北欧文明等。有趣的是，除了埃及，多数文明都有自己的流向一致的两河发展舞台，如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南亚的印度河与恒河；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甚至欧洲的多瑙河、第聂伯河、伏尔加河和顿河等。这其实说明，陆上的陆路贸易和水路贸易是循着那时的水陆通道展开的，水路和陆路通道相互连接，而彼时的各色水旱码头往往是较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的贸易坐标，不同肤色和不同文明背景的商者在这里集散和交易，构成了有声有色的丝路贸易图。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引得赫赫有名的威尼斯商人都要冒险东来，父辈来了不过瘾，儿子随父二次来华追寻丝路的源头。透过丝路巨大的商业吸引力，人们看到的是多民族的交易图和多文明的交流图。正像参阅了6种语言资料并亲自重走了马可·波罗当年走过的路线，写出几十年来有关马可·波罗话题最完美的作品并还原了马可游记真实性的美国传记作家贝尔格林所言，马可的行程“完全超越了时空界限。沿着位于遥远的帕米尔高原边际的丝绸之路”，“来到一个原始的世界，那里他接触到一些似乎还停留在史前时期，没有任何发展变化的人和社会。但到了中国，历史似乎推进了数百年，马可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有着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理想社会”。“马可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地方，虽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专门从事织物、宝石、香料贸易的商人，但实际上，他可以算得上是文艺复兴前乃至以后一段时期内，传播世界各民族文化与知识的使者。他通过对自己经历的记述引领东西方不断向未来迈进。”“马可·波罗心目中的未来要通过人们的不断旅行、永不中断的贸易往来以及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沟通和交流来实现，而不应该像在中世纪那样彼此隔绝。在这个世界里，基督徒可以和穆斯林、佛教徒以及任何一个掌握贸易要领的人做生意。在这个世界里，即便是强大统一的元朝政府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进行接触和融合，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理想。”“作为商人，马可认为商业贸易是各国交往的核心内容，它能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限制。”
那么，为什么另一个美国作家在1995年要否认马可的存在呢？问题不在于几个存疑的细节，而是因为马可·波罗是第一个站在东方立场、带有东方文化思维、从东方的视角叙述东方繁荣的西方人。西方反对文化歧视，但对一些人来说是有限度的，你弱，他会发出居高临下的几声怜悯，但如果你曾经和现在的他一样强，就是非偷即盗。那么，对于这个有美化东方之嫌、在外漂泊24年连家乡话都说不好的游子，最好的办法是把他说成是“骗子”和“百万先生”。这就是某些人的道德与评价底线。
从古代商业链发育的角度考量，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更加无法计算。就以丝绸这个具体的产品和商品来讲，大约在唐代早期，已经传到小亚半岛，伊斯坦布尔东南200公里处至今还有一座又名“丝绸城”的古城布尔萨，那里是中国古代丝绸西传的重要节点，也是小亚和欧洲最早引进技术生产丝绸的地方和养蚕缫丝织造丝绸的“高技术”西传的节点。另外，诸如烧瓷制茶等技术同样也有传播的节点城市。当人们走进这些城市，回顾这段横跨亚欧的丝绸贸易历史，无论是当时的西方还是东方，在最大限度满足贸易需求和推动物流和人文的交流中，最终惠及的都是生活在不同文明之中的制造者与消费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6月初举行的阿拉伯合作论坛上，曾经提出了丝路精神。什么是丝路精神？从丝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看，至少要有几个统一的概念，那就是：和平协商的精神，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精神，包容互鉴的精神，自由贸易的精神，互惠互利的精神，贸易投资便利深度合作的精神。在这诸多的精神里，包容是最基本的，也就是一切文明传统都是平等的、有价值的，一切国家都有基于自身传统和国情的发展模式，一切经济合作都要遵循平等交换的商业规律、市场规律。包容发展是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一种丝路文化，体现了文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商业运行规律的重要内涵与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