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带阿尔萨斯人口音的法国话请旅客下车，语气很不礼貌：“先生和代代（太太）们，里（你）们还扑（不）下车吗？”两位修女首先惟命是从，她们是惯于依从所有指示的圣洁女子，因此特别听话。伯爵和伯爵夫人也都下了车，后面跟着的是棉纺厂厂主及其妻子，然后就走出来鸟先生和被他从后面推着的他的大个子老婆。他脚刚沾地就对那军官说了句问候话。与其说是表示礼貌，倒不如说是出于谨慎起见。有权势的人总是无礼傲慢的，对方也是如此，瞅了他一眼并不回礼。
高尼德和羊脂球尽管坐在车门却最后下来；大敌当前时，他们显示出端庄高傲的气概。那位胖姑娘努力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保持冷静；那位民主党人不停地捻着自己那宝贝胡子，手有点颤抖，似乎带着悲剧性色彩。他们两人的目的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他们知道在这样场合下，每个人或多或少代表了自己的祖国；看见旅伴们的那种恭顺的表情，他们内心产生同样的反感；她呢，努力要比那些同行的正经妇人显得更有仪态；他呢，觉得自己应该树立楷模，于是在整个态度中都显出他仍在坚持当初大路上挖洞刨沟时所进行的抗敌任务。
他们进了旅馆，德国军官验证了他们的离境准许证。每人的姓名、相貌、职业，证件上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个德国人于是一边看证件，一边看本人，将这批人仔细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他突然说道：“行了。”而后转身离去。
大家这才舒了口气，因为饿得很厉害，赶忙叫旅馆准备伙食。准备晚餐，肯定得等半个小时，于是，那两个女服务员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去看一下住所。他们的卧室都集中在一起，走廊的尽头有一扇门，标着“100号”的字样。
该吃饭的时候，旅馆的老板来了。他从前是马贩子，后来改了行做这个了。他是个有哮喘病的大胖子，喉咙里就好像有痰似的发着嘶嘶声。他问道：
“哪位是伊丽莎白·鲁塞小姐？”羊脂球吓了一跳，转身答道：“我就是。”“小姐，长官要见您。”“见我？”
“是的，就是你。”她先是犹豫了半天，但考虑了一会，就断然地回答：“也许吧，可我不会去的。”别的人喧哗了起来。大家议论纷纷，讨论为什么要找她呢。伯爵走了过来：
“您不能这样做，夫人；因为您如果这样做，可能会引起很大祸事的，不但你完蛋，我们也跟着遭殃。遇到比你更厉害的人只有顺从。他叫你不会有什么事的，一定是有什么事给忘办了。”
大家也都帮着起哄，因为她们自己都很自私，大家都害怕她这种行为会引起灾难。最后她被说服了，她说：
“好，可以，可是我这是为了大家啊。”
伯爵夫人上前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所以我们不会忘记你的。”她走了出去。大家都在家里等着她。每人心里都有点不是滋味，那是为了为什么请她不请自己，都暗暗在准备一些解释，以便请自己的时候不至于手足无策。
可是过了一会，她气乎乎地回来了，气得要死，义愤填膺，嘴里不停地嘟哝：“噢，这个浑蛋！这个浑蛋！”
大家都急于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她被气得说不出话了；伯爵再三追问，她于是庄严地回答：“不，这不关你们的事，我不能说。”
大家围在桌子边准备吃饭。尽管经过了那场惊慌，这顿饭吃得很愉快。鸟先生夫妇和两位修女为了不花钱都喝苹果酒。其他的人都要了葡萄酒；高尼德要了啤酒；他喝啤酒，却有着自己独到之处，处处透着怪异，和别人都不同；最后他仔细观察了这杯子以后，这才喝下去。喝的时候，他那部黄色的大胡子仿佛也会感动得振动起来；他的一双眼睛紧紧注视着啤酒杯一时也不肯放松；他生在世上唯一的任务就是如此，而他现在正在履行着这个职责。总而言之，他认为啤酒和他的革命是他的两大爱好，已经融为了一体，他在想了这个的同时也想到了那个。
弗朗维夫妇俩在另一边吃饭。他像一个破火车头那样急促地喘息着，胸膛不停地起伏，是无法边吃边说的。
可是女的却说个没完没了。先讲普鲁士人一到本地时，她对他们的印象，随后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她所以恨他们，首先是因为他们害得她花了不少钱，其次是因为她也有两个孩子参了军。她喜欢和伯爵夫人聊天，跟一位很有身份的贵妇人说话，她感到非常荣幸。
随后她将嗓子放低，谈起一些不能够随随便便说的事，而她的丈夫却不断地拦阻她：“弗朗维太太，你最好还是少说废话。”不过她一点也不在乎，依然接着说：
“是的，这些家伙就会吃土豆和猪肉。可不要以为他们多么纯洁干净。他们才不洁净呢。原谅我冒昧，他们几乎是到处拉屎撒尿。多亏您没看见过他们下操，一上操就是整整几小时甚至几天，全部都呆在大空地里，总是向前走，向后走，向这边转，向那边转。这些人假如去种地，或者回到家乡去修路，那至少还算好呀！不，太太，这些军人，任何人也得不到他们的好处！劳苦的老百姓养着他们，就是为了叫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学，光学会大批杀人！不错，我虽然是个没受过教育的老婆子，然而看见他们从早到晚总是踏来踏去，一个个都累得个精疲力尽，我心里可就会这样想了：有些人发明东西，为的是于人有益，另一批人呢，吃尽苦累却只是为了损害别人，这难道是应该的吗？杀人应该是丑恶可憎的事，不论杀的是普鲁士人，或是英国人，或是波兰人，或是法国人。别人损害了你，你就会报复，这当然是不对的，因此你要受刑事处分；不过拿着枪大批屠杀我们的小伙子，跟禽兽似的那么杀，那就正确了吗？如果说不对，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勋章奖给杀人最多的人呢？我简直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高尼德提高了嗓子说话了：
“假如是攻击一个与世无争的邻国，那么战争是野蛮行为；假如是保卫自己的祖国，那将是一种伟大神圣的职责。”
那个老太太低下了头，然后说：“是的，如果是为了自卫，那是另一回事；不过那些专为获得个人私欲而打仗的帝王，应该把他们全部杀干净。”
高尼德的眼里闪烁了火光，他说：“说得不错，女公民！”卡雷·拉玛东先生不由得沉思起来。尽管他一向狂热地崇拜那些有名的将领，可是这个乡下女人的常识却使他想到这样一件事，那就是这么多的人手浪费不用，任他们坐耗国家钱财，如此大的力量被弃置在不生产之地，用它完成工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富。
此时，鸟先生正和旅店老板谈话。那个胖子又笑，又咳嗽，又吐痰；听了对方打诨逗趣的话，他的大肚子快活得一起一伏不住地跳动；他向鸟先生订购红葡萄酒。
晚饭后大家马上都就寝了。鸟先生发现了“走廊上的秘密”。
羊脂球走向走廊尽头那个大号码的房。离他不远却有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没过了几分钟羊脂球回来，高尼德跟在她后面，上身只穿着衬衫。他们说话声音特别低，慢慢停下不走了。羊脂球似乎是在坚决阻拦他进她的屋子。该死的鸟先生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不过，到最后他们的声音高了起来，他总算耳边刮着了几句。高尼德是不停地央求，他说：
“看，您真够傻的，对您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她好像是生气了，回答：“不可以，我说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是做不得的；换言之，在这里，简直是件可耻的事。”他或许是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在问什么原因。她于是恼羞成怒，嗓门也跟着提高了。“什么缘故？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普鲁士人不就在这所房子里吗？或许他就在那边的屋子里呢。”他不说话了，敌人在这里这个女人便不像以前那样了，这种爱国主义的那种境界唤醒了她那疲惫不堪的自尊心；他觉得他在她面前很渺小。
鸟先生心里很难过，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掀起了盖着他妻子身体的被子，吻了她一下，低声说道：“亲爱的，你爱我吗？”
整个房子里一点声音都没了。但是过了一会，不知从什么地方，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也许是从阁楼里，也许是从地窖里，传来一种有规则的、单调的、有力的鼾声。好像喘不过气来，很明显他已睡熟了。
8点钟的时候，大家都到齐了；可是那辆车子却孤独地停在院子中央，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一层雪盖在了篷顶上。车房里、草料房里、马房里都找遍了，车夫却失去了踪影。于是男人被派到镇上去搜寻这个人，他们一齐出去了。他们来到了广场，广场正对着一座教堂，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里面住的全是普鲁士士兵。他们看见的另一个士兵在削土豆皮。再往前走，又看见一个士兵在理发店当洗刷工。还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士兵正在逗哭闹的小孩，男人们到军队打仗去了，那些肥胖的乡下女人，正打着手势听那些大兵的一些助人为乐的故事。
伯爵大吃一惊，他问了一个从教堂里出来的人。他是虔诚的信徒，回答说：“这些人绝对不是坏人，他们并不是普鲁士人。他们离这很远，我也记不清在哪了，他们妻离子散，战争对他们来说实在太残酷了。我敢肯定，那边也在伤心地怀念亲人；将来跟咱们也一样，也会穷得没路可走。这里，目前还不算太坏，因为他们并不为非作歹，他们和在家里一样。看见没有？穷人们就是应该相互帮助的，而真正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高尼德看见战争之中敌我双方居然能达成谅解，感到很不愉快，马上走开；他宁愿一个人呆着。鸟先生开玩笑地说：“他们正在补充人口。”卡雷·拉玛东先生跟着说了一句话，倒还庄严：“他们正在赔偿损失。”最后终于在咖啡馆中找到了车夫。
伯爵生硬地问他：“难道没人告诉你8点钟套车吗？”
“吩咐过，可是我又接到了另一个命令。”“那是什么命令？”
“让我不能套车。”“这是谁说的？”
“那还用我说吗，当然是当地司令官了。”“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我怎么知道，你们还是去问他吧。他们不让我套车，我有什么办法。全部经过就是这样。”“是他亲自告诉你的吗？”“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传的话。”“在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我正要睡觉的时候。”三个男人心里有些慌张，回到旅馆。他们找弗朗维先生，可是女仆说他有气喘病，每天10点钟以前是不起床的，他都早就交代过了，不准叫醒他——如果不是发生火灾的话。
他们想见军官，那是绝不可能的；尽管他就在这，他却只允许弗朗维先生一个人来见他，也就只好等着吧。女人们都各自回到房间做一些小的事情。
高尼德在壁炉下坐下来，觉得很暖和。他叫人替他搬张桌子和拿瓶啤酒，然后叼着烟斗抽着烟。他那只烟斗在民主党人中间和他本人一样受敬重，好像它服务人就和服务国家一样。那是一只美丽的海泡石烟斗，积了很厚的烟垢，和主人的牙齿一般黑，可是烟斗亮光光的、弯弯的、香喷喷的，和主人的手已经合二为一了；有了这个烟斗在手，才能显现主人的派头。高尼德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两只眼不停地扫来扫去；他每喝一小口，都神情清醒的捋一下头发。
鸟先生借口出去却跑到酒馆销售他的葡萄酒。伯爵和棉纺厂厂长聊着政治。他们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伯爵把希望寄托在奥尔良党人身上，希望那里出一个英雄。也许会出来一个女英雄吧？或是一代名君主呢？如果皇太子已经长大了，那该多好啊！高尼德在一旁听着，脸上挂着稳操胜券的微笑，他抽的烟溢满了整个房间。
10点钟时弗朗维来了。大家马上请教他，但是他只能原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他是这样说的：“你必须告诉车夫，明天不用套车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走，明白吗？好了，就这些。”
他们集体要求见长官。伯爵掏出了名片，卡雷·拉玛东先生还在那张名片上加上了姓名和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告诉他们，说等他吃完饭后，可以接见这两个人。
太太们虽然都很害怕，可还是下楼吃了些东西。羊脂球却显得手足无措。刚吃过饭，勤务兵就来了。
鸟先生跟着他们去了。他们也想把高尼德叫去，以便使他们的活动更有感召力，可是他很高傲地声称，他决定以后再也不和德国人打交道了。
他们仨被带到了旅馆最漂亮的房间里；司令官躺在一张靠背椅上，双脚蹬着壁炉，抽着一根长的瓷烟斗，穿着一件漂亮的睡衣，不用说那肯定是在一个粗俗的市民的空房子里抢来的。他连招呼都不打，神情很是高傲，一副蛮横无礼的样子。
过了好长一会，他终于开口了。“你们找我什么事？”
伯爵赶紧发言：“我们想马上就走，先生。”“不行。”
“为什么不许我们走？”“因为我不高兴。”
“我声明一下，先生，你的总司令已经批准过我们的，你有什么权利扣留我？”
“鹅（我）不远（愿）意……没有撇（别）的理由……里（你）们格（可）以下去了。”三个人都朝他鞠了一下躬，然后退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