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流在变化，飞机忽然起了一阵颠簸。夕阳收尽远天的点点霞光，丘陵就像沉没到深海的底里去了，黝黑得连闪亮的河流都辨别不出。
8时10分找着灯火万点的芷江，平安着陆在机场上，刚好下过一场大雨，场上湿淋淋的，弄得每个人都是两脚黄泥。爬上卡车，到了中国陆军总部。
昆明也来了三架巨型机。这真叫总部负责招待的人乱了手脚，原定六十个人的准备，完全打破，人数多了几乎三倍。一批人到了就开一次会，又一批到了，马上又座谈起来。有研究受降步骤的，有讨论实际手续的，小到接待日本代表方式的细关节目都在开会范围之内，忙得不可开交。
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萧民元，在《我父亲主持芷江受降》回顾中写道：
1945年8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抗日胜利受降仪式在湖南芷江举行，我的父亲——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受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派主持受降仪式。
1945年，当时我十四岁，还在重庆念中学。8月10日，蒋介石把我父亲从昆明召回重庆，当时还是为了商量总反攻的事情。但就在当天晚上，中国政府突然收到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家住在重庆的凯旋路，我妈妈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高兴地说：“这条路真是凯旋路！”
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当晚父亲他们商议的内容马上变了主题，变成了商议受降的事情。当时，美国的代表和陈诚都建议把中国分为三个区来受降，这三个区分别是北平、南京、广州。对此，我父亲向何应钦将军进言说，中国战区只有一个日本指挥官，冈村宁次向谁投降？还有，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陆军总部也应提出个方案，由蒋委员长定夺。当时湘西会战才结束，廖耀湘的新六军和飞虎队都驻扎在芷江，军事力量雄厚，同时芷江既是前方的后方，又是后方的前方，在此受降最适宜。魏德迈将军也建议蒋介石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蒋介石最后采纳了这个建议，之后陆军总部一部分人员开始到达芷江。
8月20日，我父亲来到芷江。21日在受降现场他接见了日本的降使，日本降使有四个人，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两个随行参谋及一个翻译。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向美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过程，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开始自己设计受降程序。
受降当天，我父亲规定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21日，日本降使来到芷江，中国政府派一个少校把他们引到了受降的地方，然后开始让他们等。日本降使的伙食安排同国民党士兵一样。
萧慧麟、萧民元，《我父亲主持芷江受降》，《潇湘晨报》，2005年8月30日。
陈应庄，湖南耒阳上架乡人，抗战时期任国民党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芷江日军受降。陈应庄回忆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的准备过程：
1945年春，国民党新六军由昆明调防
芷江，我任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于3月底由重庆到达驻地。当时在芷江驻扎的，还有美军后勤司令部补给站。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几日，传来受降的具体办法。盟军方面，由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受降，盟军各战区，由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中国战区由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受降，并确定芷江为受降地点。新六军将最先空运到南京担任警备。
8月18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冷欣、少将副参谋长蔡文治、少将处长钮先铭等先行到达芷江，做受降准备。20日，何应钦率领高级幕僚由重庆飞抵芷江，设立陆军总部前进指挥部，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代表接洽日军投降事宜。当时随何应钦来芷江的还有国民党行政院所派顾问团和陆军总部参议刁作谦、龚德柏、顾毓琇、邵毓麟，以及中外记者十余人。
何应钦到达芷江后，立即召集高级将领卢汉、汤恩伯、王耀武、张发奎、廖耀湘，以及湖南省主席吴奇伟等举行军事会议。事后获悉：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何应钦报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经过；接着宣布成立芷江前方司令部，接受日军投降，处理收复区军事、政治、经济等事项。具体有以下几点：（1）准备接待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投降代表；（2）规定中国各战区军事长官受降接管有关事项；（3）在日军未正式举行投降签字前，成立南京前进指挥所；（4）在日军未正式签字投降前，迅速空运部队接管日军占领区，防止共军占据，并严令各战区日军在我接管部队未到达前，负责坚守其控制区，不让共军侵占；（5）21日举行接洽投降仪式，派萧毅肃参谋长主持，我挂少校领章负责接待（另一接待人员是中国陆军总部上校参谋陈昭凯）。为什么要我挂少校领章呢？因为冈村宁次派来的代表今井武夫系少将副参谋长，我当时也是少将，不便以同等级别接待投降代表，只好暂时屈居少校。
21日上午，陆军总部各处主管人员全部由昆明飞抵芷江。随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也到芷江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洽投降事宜。今井武夫是遵照蒋介石8月18日致冈村宁次的电令前来接洽的。
《中国晨报》的记者严怪愚在《芷江受降侧记》中回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我正在雪峰山前线采访。8月上旬，由龙潭司回到安江。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轰动，镇民及安江纺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
8月20日，我奉报社派遣，就便乘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吉普车奔赴芷江，等候日本侵略军投降人员的到来。当日乘飞机到达芷江的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以及华中、华南各战区负责人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
下午，重庆飞来运输机四架，何应钦、萧毅肃、冷欣、钮先铭同随员及新闻记者五十余人同时赶到。
20日晚上，何应钦及各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一度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严肃庄重，方不失战胜国风度。同时，所有标语、便条，亦应印上“V”字（Vitory）。在这之前，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以第四方面军与新六军的两个副官处长赵汝汉、敬远平为主干，他们已忙碌了三日夜，才布置好这一宏伟的场面。会场原为空军第五、六队俱乐部，乃一西式平房，东西两头有出口一处及休息室，正中部是会场。会场前有一旷地，左右皆有马路可通。路口各扎松柏牌楼一座，左边入口处缀“公理”两字，中为“V”字，上扎有“和平之神”；右边亦然，缀以“正义”两字。会场前旷地，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东头墙上，有大红色“V”字，两旁各悬四国国旗。其前置一长桌，玻璃窗均糊上绿色纸。其间空隙处，又悬四国国旗各一小面，两边各摆有长桌。西墙上悬挂大钟一口，其下为新闻记者席。
三、受降地点的选择
艾尔伯特·魏德迈（1897-1989），1897年7月9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1919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西点军校）。1943年10月至1944年10月，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44年10月至1946年5月，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5年8月原定在江西玉山的受降，因为他的建议而更改。他认为受降地点不宜放在玉山，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是最理想的。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受降部队的机动。第二、日军以八万兵力发动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史称“湘西会战”），惨遭失败。是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杀杀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
于是，震惊中外又光照千古的“芷江受降”成为历史事实，也为芷江在和平年代建设国际和平城奠定了历史基础。
另外，魏德迈建议的政府外事宴客只能四菜一汤，被接受一直延续至今；他建议的车辆行人靠右行，也被海峡两岸沿用至今。
抗战爆发后，年仅十四岁的王楚英投笔从戎，先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并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屡立战功。1945年，王楚英作为负责日军洽降、投降仪式警卫任务的警卫组组长，亲历了从芷江洽降到南京受降的全过程。他说：“很多人只知道南京受降，而不知道芷江洽降。其实，芷江洽降也很重要，是为南京受降做准备。”当年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军司令部的少校作战科长王楚英，现今已是八十多岁的满头华发的老人了。对自己亲历过的日本投降全过程，每个细节他都记得十分清楚，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
1945年8月18日，“中国陆总”决定了由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21日到湖南芷江受领日本投降事宜。8月17日，王楚英作为新六军的一员，从昆明先期抵达芷江，受命担任芷江洽降期间的警卫工作。
洽降地址为什么选在芷江？当时军队众多，为何要从遥远的昆明调回新六军进行洽降？王楚英的表哥钮先铭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钮先铭说，之所以选择芷江和新六军，这主要是为了威慑日军。一来日军虽降，但仍很傲慢，不肯认输。芷江是日军丧师折兵的重镇，著名的湘西战役以日军失败告终。二是芷江作为当时重要的空军基地，机场上“银鹰相接，颇为壮观”。而选择新六军，是因为新六军在缅甸彻底打败过日军号称精锐之师的第十八、第五十六、第五十三、第四十九、第二等师团，在日军中影响很深，很有威慑作用。“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一直掌控着制空权，但洽降那天，昏了头的日军驾驶员竟险些搞错了降落地点。”王楚英说。
四、受降后期筹备工作
陆军总部设在七里桥空军招待所，是在芷江西北七里的地方。这里原是空军第四中队的驻地，居中一座礼堂可容两三百人，左右两排宿舍，天井成长方形，几天的活动都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大门外停放了无数的吉普车，重要人员每人专用一辆。中国新闻记者集中住在城南汽车站附近的东亚旅馆，典礼筹备处派有吉普车一辆及载械车一辆备用，在机场、陆军总部和芷江之间行驰，交通异常便利。
总部地址原是典礼筹备处预备招待我方代表和顾问人员的招待所，礼堂也挂了“休息室”的白纸签，何总司令到后次日便宣布，这就是他的陆军总部了。总部的人员不断乘机由昆到来，重庆来的人本来就超出了预算的一倍，所以这个狭小的地方就愈来愈拥挤。今井谒辞何总司令的时候，院庭的两旁走廊上站了好几层人，军人的领子上最少是一个嵌在金板上的星，文官们也多在部任以上，开起饭来总是上百桌。难怪负责一切招待事务的第四方面军赵副官处长累得一个劲地叫“不得了”！因为人多房少，原定住一个人的房间也得住两个、三个、四个的大员，汤恩伯和卢汉住一间房，王耀武的房内住了四个人，亏了有空军招待所可以帮忙，床铺不成问题，美国军毯也取之不尽。但是桌椅沙发等一部分还是从安江运来的，一位重要筹备人员——四方面军的李胖子伸出一个大拳头得意地说：“安江县政府和湖南一、二纱厂的好家具都让我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