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八一五”日本投降时，执政的工党的艾德礼、克利甫斯以及拉斯基，保守党改革委员会主席昆顿·霍格，自由党的辛克莱以及英国共产党党魁波立特都纷纷写信或打电报给我的办公室，要通过《大公报》向抗战八年于兹的中国人民致敬。这一天，我一边庆喜兴奋，一边又对战后的中国政局担着心思。国共不真诚合作，早晚要变成东方的波兰。
那真是马不停蹄的日子啊！英国大选一结束，我立即又赶往柏林去采访波茨坦会议。
在巴黎登上一架C46型运输机时，机上除了我，只有两位异常沉默的美国军官。飞行途中，他们甚至避开我的眼光。我则在推敲着这两位要么是刚受了上级军官的申斥，要么就是口吃——不对，哪能那么巧，两人都口吃呢！最后我得出结论：准是身负什么特殊使命，所以得守口如瓶。
机身先是浮在云层之上，渐渐依稀可以看到陆地了，映入眼帘的是法国那被炸成一片瓦砾的村落城镇。接着，马恩河、摩泽尔河像蜿蜒在绿田里的草蛇般出现了。飞机在美因河上盘旋了一周，就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上了。
这架飞机的终点是柏林，所以我不准备下去，而且也着实下不去。四十多名头戴钢盔、身着草绿军衣的美国士兵已拥在机舱门口了。带头的朝机长嚷：“全装得下吗？”机长也不问会不会超过载重量，就摆了下手。于是，呼啦一声，就统统拥入机舱内，两排长凳立即挤满了。
加完油，机身摇晃了一阵，就又由地面腾空而起了。上来的士兵一路上聊着布鲁塞尔姑娘多么热情，相互夸耀着自己“解放”——就是捞战利品——的成绩。萨勒河在机翼下出现了，我们已飞在苏占领区上空了。
飞机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来到曾经是希魔的老巢，也是六年来盟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了。这机场，当年迎送过多少轴心国家的大小傀儡，如今指挥塔上迎风飘扬着苏、美、英、法国旗。机场大楼墙上原来的德文标语，早已被崭新的俄文标语覆盖上了。
一位美军联络官已在机场出口伫候我了。我这黄面孔的记者很好认，随即同他上了等在机场外面的吉普。
柏林的街道真宽，真长，两旁炸得好惨啊。没炸毁的店铺也都关了门。街头巷尾，不时看见提了篮子或背着口袋的妇孺在觅食。
凭记者证，我马上领到配给：巧克力糖十包，刮胡刀一打，杜松子酒半瓶，威士忌半瓶，还有一条骆驼牌香烟。
到柏林的，少不得要去一趟威廉街的德国总理府，希特勒这个大本营位于苏联占领区内。我们一行记者分乘几辆吉普车前往。这条罪恶渊薮的大街早已被炸得七零八落了，总理府倒还在。把门的红军哨兵看了我们的证件就放行了。楼下的大厅里空空荡荡，枝形吊灯在轰炸中垮了下来。许多来访者拧下一个个灯泡作为战利品。楼上是希魔当年的办公室。此刻，家具七歪八倒，很像个拍卖行。守在那里的一名红军士兵见到我肩章上的“中国”字样，友好地向我敬了个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纳粹勋章，给我作战利品。谁料到一九六六年“文革”抄家时，这也成了我的一项“罪证”！
联络官对我们这群记者说：“诸位先生，今晚你们将睡在柏林惟一没挨过炸的一片乐土——泽林多尔夫。”这里很像伦敦的汉普斯特德或巴黎的布伦树林，是远离市区的幽静地带，最理想的住宅区。林立的咖啡馆和饭店，有的关了门，有的被征用了。我们住的地方也是被征用的。房主可能是位艺术家，这会子全家老少都挤到底层仆人房里去了。
一次上厕所时，我遇到一个中年德国人，说不定就是房主。他羞怯怯地伸手向我讨一支香烟。我给了他。接过来，他就放到鼻孔忘情地倒吸了一下，脸上露出感激和喜悦的神色。接着，他问我可不可以也送他太太一支，我随手又递给了他。
回房后，正在整理行装，一个留着金黄色披肩发的十来岁姑娘由门口探进头来。她踌躇了一阵，才悄悄地踱到我跟前。她胸前捧着一幅水彩画。
“这是万湖，”她指了水彩对我说，“是妈妈画的。您看值多少根香烟？要骆驼牌的。”
画得确实不错：蔚蓝的天空，湖面上白帆点点。远处丛中还露着一片屋顶。她指了说：“那就是波茨坦的无忧宫。”
收下来倒是个有意思的纪念品。然而我记起盟军禁止同德人往来的纪律，就给了她一包骆驼牌香烟，让她仍把画带回去，告诉她妈妈：“多少支香烟也不够买一件艺术品的，即便是骆驼牌的。”
入夜，蚊子不断来袭。心想，大概由于万湖就在附近。
柏林这时的情景使我想起天津。一九三五年初抵天津，一下子进了日租界，一下子又来到法租界。在柏林走路也是这样。走上一英里就会碰到一个白木牌，上书“你已离开美国占领区”。果然，戴白盔的美国宪兵绝迹了，在马路中心高墩上指挥交通的是苏联女警察。年纪都在二十左右，黄卡叽制服，绿领带。手持红绿二旗，机警敏捷地挥动着。军帽下往往还露着刘海儿发，闪着明亮的斯拉夫眼睛。
伦敦除了白金汉宫前面的一段马路，市区的街道既窄又曲折。乍走巴黎的香舍里榭和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就觉得宽阔笔直，气魄大多了。我乘吉普，由苏、英、美交界的勃兰登堡沿动物园直驱英占领军司令部所在地的阿多尔夫特时，越发觉得柏林的马路既宽且长。只是两旁树林都被炸毁，残缺得不成样子了。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那座纪念战胜法国的凯旋门，这时顶上正飘着三色旗。德国的房子多是四四方方的大块头，整个城市大而无当，既缺乏伦敦和巴黎的魅力，也没有华盛顿的气魄。
从柏林去波茨坦，可以说是从废墟到废墟。其间却有着一片自然美景。沿着静寂的万湖望去，天边一抹灰云，地上是稀疏的远林。
穿过波茨坦的荒凉街道时，一路都得还着斯拉夫女警察的敬礼。当年，伏尔泰曾在这无忧宫中同弗里德里希大帝促膝谈过天。可我们离宫门还老远，便被戍兵拦住了去路。记者证仅仅使我们得以进入外围。次日起，波茨坦方圆三英里一概不许进入了。
记者生活时常要求超人的耐性。同来的英、美、法、比、荷国记者分头四下猎取有关巨头们的新闻了。有的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足足守了一个星期，居然一天给他看到戴顶草帽的杜鲁门正下飞机。又有人在苏占领区的街上看到叼雪茄的丘吉尔正同女儿玛丽在踏访轰炸的残迹。最神秘莫测的是斯大林的踪影。通往东德的火车沿线，每隔数码必有岗哨，铁道两旁德人住房一律用木板钉死，谁也没见到他怎么进的无忧宫。
如果以为到了波茨坦就可以探访到三巨头会议的一点消息，那是妄想。新闻联络官不像是在协助采访工作，倒更像哄着我们这五十几名记者，确保我们不越雷池一步。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昨天杜鲁门总统与斯大林元帅共进晚餐。菜单是冷荤、甲鱼汤、炸牛排……”就好像这三巨头是到波茨坦来欢度周末似的。
像在旧金山一样，我感到泡在无忧宫墙外捞不到什么油水。既便有点，那么多大通讯社在场，也轮不到我。我就琢磨起重庆读者最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
我估计柏林必然有不少由国内来的留学生。倘若能访问他们，我就既可以从他们了解到这座城市的情况，又可以把他们的情况报告给国内。经过六年的欧战，也就是说，柏林挨了六年的轰炸，谁不想知道一下自家子弟的安危呢！
回柏林后，我就直奔伪政权驻德大使馆，并找到了困在那里六七年于兹的中国同学。这时，伪大使王揖唐的儿子早已逃往西班牙。同学们听说我不是来自伪满，而是代表重庆《大公报》的，就都热烈拥抱，并兴奋地谈了起来。
“不能不说希特勒这小子真有一手，柏林的地铁一直开到最后一天。”
“唉，这里的地铁太浅，中了弹就穿通。咱们将来修，可得修深一点。”
“纳粹这帮是坏蛋，可德国老百姓还是好的，特别是开公寓的中下层阶级。我几年没交房租，非但没赶过我，还供我饭吃。这回门口挂起了咱们的国旗，也算是报答啦。”
“国内得想办法早点让我们回去。我是学医的，他学工程。回去我们都有用。在这儿，成天价只找吃的。”
“国共和得了吗？和了有多好，我们就扬眉吐气了。”
“将来黄浦江也得修座桥，那时候，当小工我也干。”
说是喝咖啡，其实是木屑制的，可也挺令人兴奋。十八张-三十张脸；门一开，又是一张。张张都激动，神采奕奕，泛着对祖国的眷恋。我们谈将来台湾、海南岛的开发，谈香港也得收回。一位河南口音的同学又把话题扯到纳粹政权上，说：“德意志这个民族本来是很优秀的，问题就在放着好日子不过，好端端地搞起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了。”
另一个说：“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只是手段。目的呢？不外乎为了维持老希的宝座。我们将来也得搞计划经济，可就是政治上别走希特勒这种靠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来统治的老路。”
事后，我在拍往重庆的电讯里，特别引用了这句话——千万别走希特勒的老路！
接着，又在他们的引导下，访问了其他幸存的同学，了解到每个人的情况。然后我给重庆报馆发去一个电讯，专门报道了旅德同学的状况。电讯里净是张王李赵，再枯燥不过了。然而刊出后，报馆接到许多有关亲属的函电，衷心表示感谢，老板因而对我也给予了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