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或其主要顾问在1943年与其他同盟国的领导人会见了六次：1月在卡萨布兰卡，5月在华盛顿，8月在魁北克，11月，12月初两次都在开罗，11月末在德黑兰。在每次高峰会议上，以及低层次的会见中，“超级堡垒”的部署日渐重要。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大家仍然寄希望于将首批24个行动小组送往英国，也可能作为来回穿梭的轰炸机途经德国的轰炸目标飞往北非。
总司令艾拉·埃克，大英帝国第八空军大队指挥官，在1943年头几个月中还坚持着这样的预想。但是，当他知道在1944年以前他指望不上“超级堡垒”，而且为了容纳这些飞机，扩建和加强英国的飞机跑道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和资金。于是，埃克觉得他的B-17和B-24机群就可以较好地完成欧洲的工作了。
轴心国在欧洲的命运在1942年秋天同盟国北非登陆，以及之后冬天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就开始急转直下。在1943年底以前，盟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取消了送B-29去欧洲战场的想法，并在12月的开罗会议上正式确认。
和埃克不一样，对日战斗的指挥官们一直吵嚷着要“超级堡垒”。在亚太地区广阔的战场中，他们需要一架拥有B-29那样远程能力的飞机。
在西南太平洋上，总司令乔治·肯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下属的第五空军纵队的指挥官，认为他的配备显然是有资格首先获得战斗机的。肯尼在1941年和1942年驻扎在莱特的时候就一直致力于B-29计划。他主张轰炸机的基地应该是在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他就可以让战机攻击日本在荷兰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航运以及石油装置。
美国海军对于如何使用这种武力强大的飞机有其自己的打算。通过改变B-29的战略部署，美国海军发现找到充足的军事基地相当容易。美国海军要求分享B-29执行这些任务。陆军航空队坚决反对美国海军的提议。阿诺德司令长期以来就考虑决定由华盛顿总部严格控制这种新型轰炸机群，绝不把权力下放给世界范围内的各地空军指挥，更不要说与美国海军分享了。
更重要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们心里只有一个使命：毁灭日本本土。战争的动力已经压倒了使用新型武器的价值，即使是轰炸日本本土以外最合适的目标也不例外。
斯帕茨司令一度希望B-29可以从阿留申群岛军事基地出发袭击日本。但是，到了1943年，由于这些北方岛屿的恶劣气候带来的不快经历，陆军航空队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美国空军想试着利用阿图岛和吉斯卡岛列岛骚扰日本人，然而在这些岛屿上总是要和突然的、无法预测的风暴以及永远都存在的大雾作斗争。
另一个紧靠日本让日本易受B-29攻击的有利位置是亚洲大陆。例如，从中国中部军事基地，“超级堡垒”来回仅仅3800英里的旅程就可以到达日本南部。尽管中国不存在这样的基地，但选择中国有一个吸引人的政治因素。早在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中，罗斯福总统就决定为了说服动摇的蒋介石总司令留在战争中，实实在在地为中国做些事情。马歇尔司令建议说，美国空军可以从亚洲的中国袭击日本。罗斯福同意了，考虑到美国轰炸机群的出现肯定会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和民心。从这一点上考虑，在中国建立B-29军事基地的想法加快了速度。
从中国轰炸日本成本高，操作起来也很困难。首先，对于轰炸部队来说，没有合适的供给运输港口。1943年，日本人已经控制了亚洲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市，自北部的满洲起，沿着西南大陆经由缅甸到达印度边缘。食物、燃料、炸弹、备件、弹药以及人力，所有这些都必须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空运到中国的军事基地。罗斯福可能是第一个想到折中办法的：为B-29在东部印度地区的加尔各答设立后方基地，在中国设立前方基地开展实际攻击。
英国机场建在克勒格布尔附近，距离加尔各答西南向70英里，印度军事基地可以用得到。但是，对于计划在中国设立攻击基地的人们来说困难就很大了。少将克莱尔·陈纳德领导的英勇的“飞虎队”，是美国第十四飞行纵队，支持沿中国西南部的桂林一带建立轰炸机机场的计划。这里是第十四飞行纵队的家，陈纳德富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可以保护“超级堡垒”免受日本空袭。并且，在桂林，日本南部也在B-29航程以内。
中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罗斯福任命做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官员，拒绝了这个建议。史迪威辩解说，采取以上建议就要让50个美国训练的中国人组成的师保护基地以免遭到日本可能进行的地面进攻。史迪威还声称：因为日本军队距离桂林仅340英里，他们也可能轻易地向基地发起空袭。
在1943年9月，阿诺德将军命令沃尔夫将军作为B-29计划的全权指挥，制定从中国轰炸日本的行动计划。沃尔夫的计划代号“马特豪恩”，他基本同意史迪威的思路。计划没有在桂林附近建设飞机场，而是想要在四川省成都市西北方向550英里的周边地区设立前方基地。该地区可以免于地面以及空中偷袭。采取这种安全措施的代价就是距离潜在目标更远——尽管日本本土南端是最重要的钢铁和飞机工厂所在地——九州在成都的B-29航程以内。
B-29机体有五个基本组成部分：三个乘员舱（见插页），一个飞机中部炸弹舱和一个后部贮藏库以及多用途舱。
在前舱的前面，或说是“温室”，是轰炸手的岗位，配有高度机密的诺尔登轰炸瞄准器。轰炸手的后面是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的两个座位，面对的是全副装置；他们的后面是随机工程师监控发动机和燃料供给的位置以及导航员的折叠桌子。
把飞机中部分成前后炸弹舱的是一个机翼中心部分，两大块铝合金结构的翼梁把机身分成两块。在中央部分的燃料贮藏箱由真空管道连接到供给发动机的翼舱。
舱室的压缩空气从内侧发动机的增压器经过一条输送管流入通信管道，从那里再流向飞机前、中舱。前舱里有火力控制中心和雷达，管道载着空气通过多用途舱——舱内有相机和辅助发电机——抵达后炮手在机尾的单独位置。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最终接受了“马特豪恩”计划，也预见到了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向中国运输大量供给中存在的运输问题。直到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一个岛屿接一个岛屿占领中找到一些更好的栖息地以前，中国都会是B-29的家。
如果轰炸机群要执行印度和中国以外地区的任务，就需要非美国控制区域的机场了。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要求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蒋介石协助提供建造必要基地所需要的土地及劳动力。阿诺德将军预想到从日本返回受损的B-29战机可能会需要紧急避难所，于是，在德黑兰会议中，罗斯福要求约瑟夫·斯大林提供在西伯利亚降落的特权。这位苏联领导人没有立即答应。苏联当时正在其西部地区与德国放手一战，需要维护和日本并不稳定的休战协定。
在这其间，陈纳德将军，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的东亚战区司令官，要求控制东亚地区所有行动，包括B-29在中国以外的军事行动。来自于印度的英国王室的路易斯·蒙巴顿，盟国的东南亚司令官也做了类似的请求。然而受参谋联席会议支持，阿诺德无意把B-29机群的控制权交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在1943年7月，第一批B-29飞机走下维契托新工厂的装配线。到8月末，14架B-29飞机已经移交给了陆军航空队，沃尔夫将军开始考虑挑选、训练B-29行动组的工作队伍。其实沃尔夫没必要那么着急考虑这些。六个月后，在建造者们已经移交的仅仅97架“超级堡垒”中，只有16架可以飞行。剩下的飞机每架都需要修补54处之多，包括加强轮胎以承受多次着陆的损伤。
到如今，连罗斯福都开始着急了。他曾经向蒋介石许诺过到1944年1月，B-29飞机就会在中国出现。当他得知这批轰炸机最早也要在3月或者4月才能准备好出发时，罗斯福愤怒地写信给马歇尔司令，表达自己对目前形势的厌恶之情，并且提供了一套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总统写道：“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这一次我们没能兑现我们对中国的承诺，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B-29呢。我们有些其他型号的轰炸机可供选择啊。”
罗斯福清楚地知道美国没有其他能抵达日本的远程飞机。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对于B-29计划进程的挫折感倒是相当真实。所有人都这样担心。空军长官阿诺德担心的不只是飞机本身，还包括印度和中国军事基地建设滞后的步伐。他找来了他最欣赏的调解纷争方面的专家——沃尔夫将军，告诉他“你亲自去解决”。沃尔夫于1944年1月13日抵达新德里，了解到加尔各答附近地区的基地建设工作，他发现那里一片混乱。
“我们想要跑道，”沃尔夫后来说，“我们发现一群印度人在和稀泥。”
沃尔夫所见到的是成千上万的农民，男女都有，正努力用柳条筐肩挑170万平方码的泥土。负责基地建设的美国上校急需重型机械和能熟练操作的工作人员。
沃尔夫又飞到史迪威将军在缅甸丛林的总部，向他借了一支由美国黑人建筑工程师组成的军队，这些工程师们一直在史迪威手下修建通过缅甸连接印度和中国的勒多路。
美国军工建筑师们扭转了加尔各答周边的形势。沃尔夫赞美他们说：“他们带来许多混凝土搅拌车，尽力向你展现你所见到的最完美的混凝土道路。”自此以后，间隔排开铺设五个混凝土带，每个混凝土带长8500英尺厚10英寸，可承受重型轰炸机群。
沃尔夫飞到距离日本1200英里的成都。在成都他发现进程是在要比加尔各答更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20万名组织良好的中国劳动力正在艰苦工作。然而，他们没有混凝土，他们在用手工粉碎的岩石上建造长8500英尺厚19英寸的飞机跑道。人们用锤子把石头凿成碎块，再用木制手推车或是担在扁担两头的筐子送到飞机跑道。
“手推车吱吱的叫着，”一位建筑官员回忆道，“成千上万的吱吱叫的手推车简直刺激人的神经，所以当有一天中国人出去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的工程师就让人给所有车轴上了机油。”
当下一次工作开始的时候，手推车不再吱吱叫了，中国工人们却开始闹罢工，径直回家去了。困惑的工程师找来了一个翻译，翻译解释着告诉他，他已经犯了一个大错：“手推车要是没有叫声的话就意味着鬼要来了。吱吱的声音是让鬼近不得身。没有吱吱的声音就不工作。”经过费力的除油工作，友好的劳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工作又恢复了。
一旦成都跑道的石床就位，就涂上一层密封桐油，然后，跑道上紧紧地压着巨石滚轧机，每个重约10吨，需要成百上千的工人去拉。一旦某个滚轧机动了一下，就很难停下来。有些时候拉滚轧机的人可能会被绊倒或摔倒，这时候那块大石头就会在这个不幸的人未能跑出去以前把他碾在跑道上。
在美国人听来，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基地拥有充满异国风情的，却不容易发音的名字：印度的皮亚多巴、杜德坤笛、加莱坤达、宽汗等。当“超级堡垒”开始在1944年春天末期抵达的时候，劳动军团依然在跑道上工作着。
尽管他们使用的方式相当原始，机场的造价却相当昂贵。在印度，1944年9月，建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陆军航空队已经花费了2000万美元。中国建机场的成本可能是最高的。尽管劳力们——顶峰时候达到26万人——每人每天平均仅仅九分钱，总司令蒋介石在这一问题上考虑到其个人利益，为他付出的土地和劳力索要了20亿中国货币；同时，他也坚持罗斯福个人担保兑现账单。以1943年100元中国货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为条件，总统同意了。蒋又提出以20比1的汇率来计算，也就是说交给他一亿美元。美方代表拒绝了这项不合理要求。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工作继续做，汇率日后再定。华盛顿最终的妥协实在不怎么样：到1944年7月最终付清帐单的时候，数额达到了2.1亿美元。
阿诺德将军希望到1944年3月1日兵力运往海外的时候，已经有150架做好战斗准备的“超级堡垒”以及300组，每组11名机务人员。为了建立一个至少名义上活跃的战斗组织，“第二十轰炸指挥部”成立了。该司令部由沃尔夫负责指挥。沃尔夫的基地代表上校杰克·哈曼成为第一个轰炸机空军联队的指挥官，第五十八队，满额包括120架飞机、3045军官以及8099名士兵。另一个轰炸机队，第七十三队名义上建立了，但从来没真正成为第二十指挥部的一分子。
为执行训练计划，沃尔夫任命准将拉弗内·“布隆迪”桑德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曾在1942年瓜达卡尔纳尔岛战役中驾驶B-17攻打日本。队员要从技术和经验两方面严格挑选，都是从整个陆军航空队中招募的。阿诺德将军为飞行员们设立了一个严格的标准：只有在装有四台发动机的飞机上飞行时间至少达到400小时的飞行员才可以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