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轩尼斯小姐。她是我们的新会计。你听说了我们第一次怎么遇见的吗？”
我要是诚实一点——毕竟这次写信的重点就在这里——就会告诉你，以前让我恼火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你走下车给酒吧老板讲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情形。你每讲一次，自己就会大笑一次，我心里想的是，老天爷，又来了。听你一遍又一遍地搞错细节，就像是嫁给了你，却没有开心的点滴细节。
“是啊。其实是个好笑的故事。非常好笑。我们是在文具柜里遇见的。”
我们不是。早在我于那间库房里异乎寻常地情绪崩溃之前，我们就已经被人引荐认识过。是在食堂。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每天都能从办公室窗口看见你一闪而过。一个把他的空罐子藏进垃圾箱里的人，一个和影子跳舞并且勇于面对威吓的人，我想了解这个高个子男人的更多事情。
那是午餐时间。我已经在啤酒厂工作了差不多两个星期，正和纳比尔的秘书坐在一起。我现在想起来了——她的名字是席拉。她是个纤瘦的人，温文尔雅，但胸部大得不成比例，不管人们如何努力，想去赞赏她的其他什么地方，比如她相当普通的嘴巴，或者她打薄的头发，你的眼睛就是一直忘记那些部分，就是不由分说地落回到她的胸脯上。每个人都是如此。男人们从头到尾一直对着它们讲话。我看着她，她容忍而尴尬的表情，就好像在等着人们抬起头来，意识到她其实也和他们一样有一张脸。
我记得你在我们桌边停下时，我正在问“她怎么样”之类的客套问题，而她在客套地回答关于天气的什么。我甚至没有抬头，就看见一双帆船鞋，还有你的裤脚垂得不够长，露出了菱形图案的袜子。如果非要说什么，你下半身绝对的平凡震撼到我了。
等我抬起眼皮时，才发现是你。我一直在找的男人。我脸红了。让我惊讶的是，你也脸红了。但你的尴尬不是因为你曾在一楼的窗口秘密偷看过。哦，不是的。你在公然直勾勾地顺着席拉的乳沟往下看。你似乎不能挪开视线。“天啊。”你大声说出来。“哦，你好啊，弗莱先生。”席拉说。你看起来彻底崩溃了，就像嘴里蹦出了一个你深信能憋得住的词。然后你尝试为自己可怕的失礼做出补偿。你说出来的是“我的神啊”。
“哈罗德·弗莱是一名销售代表。”席拉对我说，就好像这能解释一切。席拉又对你说：“这是轩尼斯小姐。她是新来的。在做财务。”
你调整了一下领带的打结。（并没有歪。从来就没有歪过。但我后来知道这是你的习惯，就像其他人清清喉咙，或者像我父亲以前在谈话自然结束时常说一句：“好吧，就这样了。”）“很高兴遇见你们二位。”你说着伸出手来。然后你似乎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这一次你哼了一声。这个时候，其他销售代表都放下他们的肉饼和香烟，开始笑了。
“你愿意一起坐吗，哈罗德先生？”我问道。你现在骑虎难下。很明显你希望逃出食堂，逃避你的错误，但你把三明治放在了桌上，挨着我的三明治。那似乎已是你愿意做到的极致了。那天早上我是自己做的三明治：黑面包加火腿。你的三明治放在一个特百惠保鲜盒里，盒盖上贴了“戴维·弗莱”的名字。我猜你有个妻子给你准备午餐。
所以之前只有两个人无话可说，现在变成了三个人干瞪眼。席拉和我看着你，而你一直站着不坐下，绕着你的三明治盒子打转。
最后席拉说：“下周我要结婚了。”“啊，真好。”你说。“其实，我真的很紧张。”“紧张？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是紧张。我都吃不下东西，你看。”她给我们看她的午餐盒，她说得没错。小鸡啄米都比她吃得多。
你和我迅速交换了一个担忧的眼神。它让我们短暂联结，就好像合力帮助这个年轻女人是我们的义务一样。我既不了解她，也不了解你，当然，对婚姻也一无所知，我只能耸耸肩。交给你了，高个男。还有就是，我已经被你的眼睛迷倒。它们蓝得毫无保留，我完全没法思考别的事情。
你把双手背到身后，坚定地把两脚分开，让它们扎进地里。你低下头好一阵子，在深思熟虑什么事情，于是那些纹路又出现了，你的额头上都是褶子。席拉朝我看了一眼，好像在说，他在干什么？我也回了她一个微笑，意思是，我也没有头绪，但等一等看。
“请不要紧张，”你慢慢地说，“我的新婚之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洗手间里。但那仍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天。你会幸福的。”这时你抬起头来，亲切地微笑。你的整张脸都洋溢着笑容，一直延展到耳根。你的眼睛在放光。我那时知道了，你一直都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因为你喜欢人，你希望人人都活到最好。这真让人倾倒。
到啤酒厂工作以前，我做过很多事，到过很多地方，遇过很多人。我的古典文学拿到优等。我在一间酒吧里找到工作，赚钱来上文秘课程。我做过研究员的工作，当它变得无法忍受时，我就换了份工，去做导游，之后是家庭教师。我和一帮女性艺术家在苏荷区混了几年，和科比一个退休的高等法院法官纠缠不清（那个人渣）。总而言之，我听过很多人只磨嘴皮子。我听他们说话言不由衷，看他们说到做不到，但我从没遇到一个人，他说出的话如此简单，却意味深长。席拉敬畏地听着。你站在那里，脚下坚定，肩膀纹丝不动，相信她会对你的这般笃信感到满意，也会马上开始相信这一点。然后你说：“好了，加油吧，女士们。”然后，你拿着我的三明治走掉了。
原来你的三明治是火鸡肉加沙拉酱配白面包。你的妻子切掉了面包皮。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吃面包皮。
席拉对我说：“他是个好男人，弗莱先生。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我现在没事了。”
“他是个舞者，对吧？”席拉大笑：“哦，我不这么认为。大多数时间，你知道，他大多时间都坐着。”后来我向其他秘书打听过你，但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新东西。你在啤酒厂工作的时间已经比许多人要长。你从来没有缺过一天班，连你儿子出生那天都没有。显然，你每年夏天休假两周，和家人去度假，但你的桌上没有照片，因为我还特百惠保鲜盒给你时查看过了，我只能看到回形针、一个塑料削笔刀和一本免费赠送的圣诞日历，是中国料理店的外卖送的。都过期了。
远远地看着你，我有了几个新发现：周一、周三和周五，你穿一套棕色西服配各式各样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领带；周二和周四你穿米色灯芯绒裤子搭配浅褐色的V领毛衣。说到时尚，你主要的趣味似乎就是融入背景。
你的眼睛是深蓝色的，蓝得那么鲜明，几乎惊心动魄。许多年后，我试图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寻找相同的颜色，有时我觉得鸢尾有那一种蓝，有时是我的蓝罂粟。在一个夏日清晨，当天空倒映在大海光滑的褶层里时，我发现了你。你腰杆挺直地走着。你的头发是一片浓密的棕色，从来没有平整过。你裹着围巾（浅棕色条纹），扎得很紧，这让我好奇地想，是不是你的母亲曾经说过，要是不把脖子裹暖和点就会感冒。在啤酒厂远远地看着你，问自己这些问题让我精神振奋。我假设你有喝酒的习惯，虽然你自己觉得羞耻，但还是喝。我们都有秘密。
我从没见过你不戴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领带。我从没见过你挥高尔夫球杆。我从没见过你不穿帆船鞋。我从没见过你开帆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