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妮？奎妮·轩尼斯？”我醒来时，一个新来的义工正靠在窗边。他一度看起来像是由光组成的。
“睡觉的时候，”他说，“你在哭啊。”这时我才好好端详了他，发现他根本不是男的。他是个大骨架的高个子女人，一身修女装扮，戴着一顶头巾，穿深蓝色针织开衫。我赶紧伸出手来掩饰。但这个陌生人既没有盯着我看，也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把眼光瞟到我的手指、脚上，或者任何一块脸以外的地方。她只是在微笑。
“你在为这个叫哈罗德·弗莱的男人烦心吗？”她问。
我记起你的消息。你正走路来看我。但这一次我看不见希望，我看到的只有距离。毕竟，我在英格兰的一端，而你在另一端。南方的风有种柔和，在这里它却狂野到能把你掀起来。这段距离有它的理由，哈罗德。我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离你越远越好。
修女从窗边挪开身，带倒了窗台上的一小盆仙人掌。她说，她听说了你那让人振奋的消息。她知道你正从金斯布里奇往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走来，而我只需等待。她俯身去解救地板上的仙人掌。“当然啦，我本人不认识弗莱先生，但看起来像是你对着虚空呼喊，然后有了回声。他真是个好人。”她对着仙人掌微笑着说，就好像刚为它赐福一样。“顺便一提，我是玛丽·安贡努修女。”她把音发成“安-贡-努”，像法语。“很高兴遇见你。”
修女拉近椅子，坐在我的床边。她的手放在膝上，又大又红。一双洗洗刷刷的手。眼睛是清澈的亮绿色。
“但是你看看我。”我试图开口。但没什么效果。于是，我伸手拿来我的笔记本和HB铅笔。我写了一句留言给她：我怎么做？我要怎么等他？然后把铅笔扔到一旁。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尽管我已经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背负着一块空缺的生命在生活，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寄给你第一封信时，我是为了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我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去蒙上一层盖布。我并不期待你回信答复。我当然更不期待你本人走路来亲自回答。要供认的、要赎罪的太多，要修补的太多，而我做不到。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离开金斯布里奇，永不回头？如果你知道真相，恐怕你会恨我。但你必须知道真相，你看。没有真相，我们之间不存在会面。
我记起我第一次在啤酒厂的院子里发现你。然后我看到你儿子戴着我那副红色羊毛手套的画面，我也看到了莫琳，她在福斯桥路13号，你家花园里一篮洗净的衣物旁，眼神炽烈燃烧。不要走路过来，我心想。那个有滑稽名字的修女是对的：你是个好人。二十年前我有过机会开口，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我有满腹的话语，却没有说出口。现在不要来。我写道，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笔记本上的留言，什么也没说。很长时间，她只是把双手夹在膝间待着，坐得那么笃定，我都开始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卷起袖管，就像一个修女要动真格了那样。她的手臂光滑，有日晒的痕迹。
“太迟？没有太迟这一说。在我看来，你对哈罗德·弗莱还有别的话要说。那难道不是你烦心的原因？”
好吧，确实是。我又哭了。她说：“我有个计划。我们要给他写第二封信。别忘了，是你寄出的第一封信，挑起了这一团乱麻。所以现在必须得由你收尾。只不过这一次，别写那种他会从礼物卡上看到的短话。告诉他真相，完整的真相。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向窗外。黑色游丝般的云片你追我赶，划过沉闷的天空。日光是一枚明晃晃的顶针，树木的黑枝微微颤抖。我想象你在英格兰的一端，沿着乡村小路行走的画面。我想象自己在另一端，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的床上。我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铁轨，车道，马路，河段。我想象尖顶与塔楼，石板房顶和铁皮屋顶，车站，城市，小镇，村庄，田野。好多的人。坐在站台上的，坐在车里开过的，从巴士里盯着看的，还有跋涉在路上的。自从我离开金斯布里奇，就一直孤身一人。我在一间破败的海边木屋里安身，我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修心。我的生活圈很小，没什么可说。但往事仍在我心里，哈罗德。我从没有放下过。
“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写这封信，”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会帮忙。办公室里有一台旧手提打印机。”
我记得自己用了好久才讲清楚第一封信，好让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来。我猜你注意到了我那一团糟的签名和信封上你的地址。把那封信投递进邮箱费尽周折，派一只信鸽都比那要快。
但玛丽·安贡努修女仍在讲话：“我们每天都做一点。你可以写笔记，我来打。我猜你不懂速记法吧？”
我点点头。
“好吧，就这么办。我们来写信，你和我一道，直到哈罗德·弗莱到达这里为止。我会以第一人称来写，假装自己是你。我会转抄所有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漏。你的信会在哈罗德·弗莱抵达的时候等着他。”
那你答应我，他见到我之前会先读到信？
“我向你保证。”她的想法已经让人有点动心。我已经在编排开场白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闭上了眼睛，因为等我睁开眼时，玛丽·安贡努修女又换地方了，这次她坐在被单上我脚部微微隆起的旁边。她戴上了一副蓝色的胶框老花镜，让她看起来眼珠凸出，她拎起一个磨损的皮革手提袋，有公文包大小。钥匙用一条绳圈系在提手上。
她笑起来：“你睡着了。所以我溜去办公室，擅自借来了打字机。”她打开我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她把它放回到我的腿上，旁边搁了支铅笔。
“你明白现在的状况吗？”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边说，一边打开皮包的锁，取出打字机。这是一台乳白色的凯旋牌提帕打字机。我以前也有过一台同样型号的。“哈罗德·弗莱在走路。但换个角度看，尽管你人在这里，尽管你已经完成了旅行，你也在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说起来是一回事，又不完全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就算我人不在了，至少我的信会在。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好，把打字机搁在她的膝上。“好啦，”
她说，伸展着红彤彤的手指，“跳格键在哪里？”接下来的早晨，我们都在工作，一直到午饭后，到黄昏降临。
我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我指着自己的字迹。你看得懂吗？“完全看得懂。”她说。我撕下写完的纸页，给每一页标号，然后玛丽·安贡努修女捡起来打字。我一直告诉自己，写到下一页就停，等到下一页，我又把它写满。我写了你目前读到的一切，玛丽·安贡努修女则噼里啪啦地在按键上敲打。我们仍在忙活。我在写字，她在打字。
“好，”她说，“这样很好。”
今晚，值班护士履行了我们晚间的例行程序。她用漱口水和裹上纱布的小棒给我清理口腔。她在我嘴唇破裂的地方涂上凝胶，还换了敷药。沙阿医生是姑息治疗的会诊医生，他问我有没有痛得更厉害，但我告诉他没有，还是老样子。我没必要让自己不舒服，他说。如果我哪里有病痛，治疗的药物可以调整下。护士刚给我贴上新的止痛贴，露西修女就开始按摩我的手。她光滑圆滚的手指在我僵硬的指头上游走，放松了关节，缓和了疼痛的发作。她取来闪粉指甲油，给我涂指甲。
睡梦中，我看到了你的儿子。“好的，戴维，”我说，“好。”我拿来一条毛毯，怕他冷，给他掖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