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真的出现这些抗议，这说明当时还是有可能存在“温和的斯大林主义”的，也就是说，那些直到1929年都支持使用强制和暴力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想划定最后的界限。这也许是斯大林再次让步的原因。在1934年的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他宣布由于不会再“清洗”更多的“反列宁主义集团”，因此现在“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事情，也不会再打倒任何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针对“披着布尔什维克外衣的两面派”的运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地区，将六分之一的党员清除出党。
很显然，斯大林的一些高级官员努力想让他相信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此他可以对原来的批评者与敌人表现得大度一些。对此，他有着更好的了解。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对他大唱赞歌，但是就在选举政治局与书记处成员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代表走到基洛夫面前，要求他站出来与斯大林竞选总书记。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基洛夫对斯大林说了这件事，对此斯大林只是简单地回答说：“谢谢你，基洛夫同志。”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学院里接受高级培训的那些旧警察、前工厂经理与商会领导者公开“支持右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和乌格兰诺夫，反对斯大林”。
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些过去看不起他的人是“不良与不可靠分子”，他后来如此称呼他们，“他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他们在党、商会或行政上的责任，躺到了这里的安乐窝里”。在赫鲁晓夫看来，他们是在浪费他们试图不让他获得的机会：“他们终日游荡。我们一星期休息两天——星期天，还有一天则是应当用来‘消化’一周内所学的内容的。我经常看到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一清早就离开宿舍，直到深夜才回来。我不知道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但肯定没有去‘消化’他们所学的东西。他们大部分人根本不是到学院里来学习的，他们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躲避政治风暴的好地方。”
与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不同，赫鲁晓夫声称他想读书，但是却没有时间，当时以及在后来的工作期间都是如此。
我记得莫洛托夫曾经问过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很多时间读书吗？”“很少。”我回答说。“我也一样。我的工作是干不完的。尽管我想坐下来看一本书，尽管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但我从来捞不到机会。”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自1922年从军队退伍之后，一直忙得没有时间看书。我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某人果真有机会欣赏文学，他就可能会被谴责为逃避他的公民和党的职责。我记得斯大林曾经说过：“事情竟然搞成了这个样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活动竟得到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报酬！中央委员会不信任他们，撤销了他们的党内职务，他们就一股劲儿地跑进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机构。而坚定地维护总路线，做着党的日常工作的人，却从来没有机会进修学业，加强职业训练。”
这些回忆在酸楚的反知识分子的嫉妒里同时含有对学识尊重的成分。这种复杂的想法可以反映出赫鲁晓夫当时的心态。斯大林聪明地将他自己的事业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的渴望和不满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太忙，没有时间读书，对此我们应仔细“推敲”。由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对自己克服这种状况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信心而感到苦恼，赫鲁晓夫也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太忙”，没有时间猎取更多的知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先是在尤索夫卡的工人培训班，现在是在工业学院里，他都投入到无休止的政治活动中，这反映了他闲不住的性格，但是这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既可以弥补他学业能力不强的感觉，又可以为他学业的可能失败找到借口。
外语是工业学院要求的必修课目之一，学生们应当记住足够（大约200-300个）的单词，能够阅读简单的文章。也许是受到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影响，赫鲁晓夫选择了英语。他的老师阿达·菲德罗夫-谢科蒂娜（Ada Federolf-Shkodina）记得从一本英文杂志上挑选了一篇文章，将文章进行了节略，去除了其中难懂的段落，并将剩下的复杂单词翻译出来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出来。她说，赫鲁晓夫的政治活动太多，没有时间学习英语，不久以后干脆连课也不上了。但是当课程结束时，学院主任希望他能得到最高的学分——五分，或者至少是三分。菲德罗夫-谢科蒂娜拒绝了这一意见（理由是赫鲁晓夫在她课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并提议将他学分表中的英语一栏空着，党内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有比学习英语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赫鲁晓夫曾经对她说过。不过她回忆说，赫鲁晓夫对古代历史课却学得比较认真。他在技术性更强的课程上学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在课堂上比其他人发言更积极，经常是过道里学生们扎堆聊天时的主角。
“这是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菲德罗夫-谢科蒂娜说：“他喜欢讲笑话，他故事讲得特棒。他真的很聪明。他具有一种农民的智慧，就是那种你在那些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所有事情的人身上所发现的气质。在过道里，他好像总是有一大帮党员围着，他们当面对他吹捧有加，但背后却对他极力嘲讽。他们很多人都是来自省会城市，而他却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矿工，显得很普通。”
赫鲁晓夫的女婿回忆说，很长时间以后，他“还会将书放到一旁，陷入沉思，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在自言自语一般。他对没有从工业学院毕业感到很后悔，总之他在学习上运气不是太好。问题是其他的事情总是让他没有时间认真地投入学习”。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解释，但他是否说服了自己则另当别论。然而，在30年代，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与其他的普通学生不一样，他在波克罗夫卡大街40号的宿舍（后来的乌拉尔饭店所在地）有属于他自己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在她带着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时，“我们在走廊两端有两个房间。我们和小拉达睡一间，另一间住着尤莉娅、列昂尼德和马特罗莎——我们临时雇来的保姆”。
工业学院坐落于诺瓦娅·巴斯曼那亚大街，从赫鲁晓夫的宿舍有直达的电车，但是他坚持步行去上课。“我从来不坐电车。”他说。也许他对自己初次与公共交通打交道的经历还心有余悸，或是避免到电车里与他已经自豪地跳出来的“普通民众”挤在一起。
由于位于莫斯科及其重要的使命，工业学院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关注。《真理报》发表了学院党组织的决议，使其成为全国教育机构的典范。1930年4月，斯大林在学院发表了一次讲话，要求学院领导加快他们反对右派分子的运动。[9]关于工业学院政治的话题甚至还出现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中：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写道：“我已经读过了工业学院党组织的文件。这个事情必须列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事日程。”此外，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Nadezhde Alliluyeva）是工业学院纺织品系的学生，他们在通信中也谈到了她在学习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
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能得到这些高层人士的关注可算是天赐良机了。“我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很突出，”他回忆说：“中央委员会对我所有的活动都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的原因，我是一个党员积极分子，在工业学院里领导着一群共产党员与乌格兰诺夫分子、李可夫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9月4日，一个名叫沃罗布尤夫（Vorobyov）的学生在一次党组织会议上承认他曾经支持过布哈林，并说出了其他几个有同样观点的人。当月晚些时候，学院党组织与鲍曼区党委一道谴责了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并要求更高当局采取行动。（斯大林在10月7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件中提到的就是这份文件。）11月4日，鲍曼区党委书记A.P.西林（A.P.Shirin）要求工业学院党组织加强警惕，他的警告得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响应，赫鲁晓夫以极其尖刻的语言使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学院党组织的会议记录上：“右派分子到处指责沃罗布尤夫背信弃义。但是党组织所作的就是通过了一个‘明智’的决议，将沃罗布尤夫驱逐出学院，而让其他所有的（右派分子）继续留下！！！现在是选举这样一个党委的时候了，就是要不再允许出现有关党的事务的错误谣言。”
很显然，这样一个党委应该将赫鲁晓夫包括在内。然而，当时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赫鲁晓夫的候选人资格多次被冷落一旁。他谴责各种各样变节的“右派分子”与“左派分子”，但是他自己也承认甚至不“记得”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右派分子、反对派、左右派分子、异端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追求同一个政治方向的，我们的集团对它们都反对。”
工业学院里的右派分子从斯大林“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以及1930年春天强硬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卡尔·鲍曼（Karl Bauman）的下台中得到了鼓舞，鲍曼是作为斯大林主义过激行动的替罪羊而被赶下台的。他们甚至成功地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5月份举行的区党代会。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我在莫斯科没有什么熟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给我打电话。”他后来说。这说明他当时主要是忙于工业学院内的政治事务，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外界交往。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Lev Mekhlis）打来的，麦赫利斯是一个特别卑劣的斯大林主义者，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红军中供职，他运用手腕，保证有人向他告发“人民的敌人”。[10]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课程停了下来，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我担任会议主席，参加了新的代表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