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均有重大建树，是我国现当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继鲁迅之后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他学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1919年9月首次发表新诗时，从故乡的沫水和若水得名，从此以笔名沫若行世。他祖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沙湾镇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1897年春，郭沫若4岁半时入家塾绥山山馆发蒙读书。从《三字经》开始，然后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四书五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司空图《诗品》等依次学来。9岁开始学作对子及五、七言试帖诗。10岁由长兄授以《说文》和《群经音韵表》。13岁入乐山高等小学寄宿，读《史记》，并广泛阅读诸子百家，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庚子变法之后，废科举，建学校，读洋书，什么《地球韵言》、《史鉴节要》、《启蒙画报》、《经国美谈》、《东莱博议》、《新小说》等皆成了课外书籍。1907年入嘉定府中学，1910年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在富国强兵、报国济民的思想影响下，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8月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1923年3月毕业，获医学学士学位。在留学日本的十年间，他懂得了近代医学科学，接触和阅读了大量东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著作。
由于孩提时代以来的兴趣爱好和所受教育、所读书籍的影响，由于青年时期患肠伤寒而造成两耳重听所带来的生理上的限制，更由于“五四”时代给整个中华民族所带来的觉醒，使郭沫若决心弃医从文，想通过“搞文学”以“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郭沫若选集〉自序》）。
早从1918年开始，他就与留日同学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酝酿要筹组一个文学社团，出版一种文艺杂志。经过几年的努力，一个以浪漫主义为旗帜的革命文学社团创造社终于于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与当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成立最早、也是最大的两个新文学社团之一。他们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等刊物，在1921-1929年将近十年期间，坚持在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和独特的作用。在文学艺术方面，它坚持艺术上“没有划一的主义”（《编辑余谈》，《创造》季刊第2期），提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多元发展，并带头在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不仅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开创了新生面，坚挺了新文学的地位，而且壮大了新文学运动的队伍，发展了新文学运动的成果。在思想理论方面，它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和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运动，向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输送了精神食粮。当然，由于当时国内外“左”倾思潮和路线的影响，创造社和它的部分成员也曾为“左”的东西推波助澜，留有遗患。
早从1919年开始，郭沫若就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和文章。1921年8月出版的著名诗集《女神》反映了反帝反封建的狂飙精神，强烈要求改造社会，歌颂革命，歌颂光明，热烈追求和赞美未来，为“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开了一代新风，成为我国新诗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1924年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仅从此认定“马克斯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真理的探求”；而且把“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致成仿吾》，1924年8月9日）。1926年3月，经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郭沫若从上海奔赴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出任广东大学（次年改为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1927年3月底所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4·12”反革命政变前夕向全国人民公开揭露了蒋介石妄图篡夺大革命胜利果实，实行大屠杀的反动面目。继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并在南进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随军转移，直到10月下旬才经由香港返回上海。在此期间，继《女神》之后，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小说《落叶》，论著《文艺论集》等出版。
1928年2月迫于蒋介石的严令通缉，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千叶县市川乡下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由于日本刑士和警察的双重监视，郭沫若活动受限。他潜心于我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的研究，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创造性地把中国古代史研究与古文字学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的新天地，成为一代史学宗师和古文字学宗师。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当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构筑起我国古代文化特立独行的研究体系，是我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第一部划时代的杰作。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巨著，使我国的甲骨文字研究由草创走向成熟，并确立系统。他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为我们建立了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在此期间，郭沫若还有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北伐》、历史小品《豕蹄》和论著《水平线下》、《文艺论集续集》等著作出版。他的自传开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先河，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秘密回到祖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写下大量政论性文章，出版有《抗战与觉悟》、《战声》、《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等专集。皖南事变后主要从事历史剧创作和史学著述。他创作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不仅把我国的现代历史剧创作推向高峰，在创作上有着久远的影响，而且《屈原》、《棠棣之花》等剧本以古鉴今，在演出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他撰述的《屈原研究》、《甲申三百年祭》、《孔墨底批判》、《青铜时代》、《先秦学说述林》、《十批判书》等史学论著，尤其是“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贯通先秦诸子学说，是其治史生涯中成熟期的代表作，比较全面地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学说史的重要观点，是两部优秀的史学论著。他在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李自成起义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曾被列为我党的整风学习文件，发挥了广泛的教育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站在民主运动前列，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率领文化界同仁进行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迎接解放的斗争。其间有自传《苏联纪行》、《南京印象》、《少年时代》、《革命春秋》，杂文集《今昔蒲剑》、《沸羹集》、《天地玄黄》、《抱箭集》，学术论著《盲肠炎》、《历史人物》，小说集《地下的笑声》，诗集《蜩螗集》等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或连任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协助周恩来做过大量外事工作，接待外宾数百次，并为中日、中美建交做出贡献。在繁忙的政务和社会活动之中，郭沫若仍然坚持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学术著作《奴隶制时代》、《雄鸡集》、《读随园诗话札记》、《文史论集》、《李白与杜甫》，古籍整理《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创作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电影剧本《郑成功》，自传《洪波曲》，以及整理就绪，但生前未能出版的《〈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等。而在书法创作上同样成就斐然。
郭沫若一生著作宏富，译作成林，且独创风韵译。他给人们留下的著译文字在千万字以上。郭沫若去世以后，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并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搜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辑集著作共38卷，其中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此外还有大量散佚文章、书信、日记、译著及书法作品陆续编辑出版。其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在日本、俄罗斯及欧亚各国广为流传，展开了多方面的研讨。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既是诗人和文学家，又是学者和科学家，还是战士和革命家，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文化巨人。
郭沫若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他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他在谈到自己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实际的用意时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辨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辨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表明，郭沫若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先验的，可以用来随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公式，而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来印证它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实际。正如有学者认为，这是郭沫若学术思想中最光辉、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当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恩格斯所说：“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而反映社会历史又“更加困难”，“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何况对历史实际的认识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但是，郭沫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懈探求真理，终于使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探讨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
本卷主要选录郭沫若有关历史学、古文字学和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论述文章，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由周自强选编；下编为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由黄淳浩选编。限于篇幅，创作和翻译等一概未收。书末的“作者著译作品书目”和“作者生平大事年表”由郭平英撰写。
周自强 黄淳浩
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