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说西周是封建社会，近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四卷二期）的检讨中揭出了“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我想就那些“理由”，同范先生和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来讨论一下。同时也还想附带着讨论一下其他的问题。
一关于人殉的征引
范先生很重视地下发掘，注意到安阳所发掘的商墓，“一个国王死了，殉葬人竟有多至一千人的”，而“考古学者发掘了一百五六十个周墓，仅仅发见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以这作为重要根据，证明商、周社会制度的不同。我觉得这首先就值得讨论。
安阳的商墓是商代帝王的墓，考古学者所发掘的“周墓”并不是周代帝王的墓，二者单位不同，不能相比。单位不同，不说“一百五六十个”，即使是一万五六千个也不能相比。商墓的发掘只是十几年前的事，其前关于商代殉葬的情形古书上毫无记载。今天西周帝王的墓一直没有发见过，假使将来发见了，同样惊人的情形是可能出土的，我们今天还不能断定它绝对不会有。
周代的殉葬情形，《墨子·节葬篇》里有几句话说得很扼要：“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孙诒让以为“天子下疑当有诸侯二字”。墨子已是战国初年的人，当时的诸侯已经俨然天子，而当时的天子已经沦落到成为附庸，天子下不加诸侯二字倒似乎是具有用意的。这确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料，这就证明在战国初年都还有这样残酷的杀殉制度存在。
在历史发展中，在同一单位上来说，殉葬人数的多寡，并不能作为奴隶制的盛衰或有无的根据。照严密的辩证逻辑讲来，倒应该是反比。生产未发达，人的使用价值未被重视之前，人是多多当成牺牲使用的，牺牲就是死的牛马。生产逐渐发达，人的使用价值被重视了，人是要多多当成奴隶使用的，奴隶就是活的牛马。故商王墓殉葬的人多，可以证明商代是有奴隶存在，但只可作为奴隶制的初期，而不能作为最盛期或终期。
大抵人殉制，在春秋中叶以后便开始被人反对了。秦穆公杀殉一百七十七人，把秦国的三良也一并杀了，所以“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左传》文公六年）。这似乎是开始反对殉葬的一例。范先生说：“经书记载殉葬事，《诗经·秦风》有一条，《左传》有两条（昭公十三年一条不计在内）[2]，《礼记》有两条，都是认为‘非礼’而予以反对。例如《左传》（宣十五年）记晋卿魏武子将死，嘱咐他的儿子魏颗一定要嬖妾殉葬。魏颗不听，说这是‘乱命’。又如《礼记》（《檀弓》）记陈乾昔将死，要求兄弟和儿子尊重他的愿望，给他造一口大棺材，让两个宠婢夹着他。儿子说，殉葬非礼，不能那样做。如果殉葬在周朝是一种制度，死者不必提出要求，儿子也决不敢反对制度。”这些“经书”上的材料，都是春秋时代的事，反对人殉的共有这么几条。这倒适足以证明社会内在矛盾在逐渐发展，不成问题的人殉制在开始成为问题了。所以有反对人殉制的这些少数的例子存在，倒正足以证明人殉制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束缚力量。
马克思告诉我们，在考察社会制度变革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注意辨别实际的事实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张，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3]。革命的主张照例是发生在革命底实际之前的，假使我们看到有某种变革的主张便断定已经有这种变革的实际，那就会犯错误了。
如果我们能说：“春秋时代有以人殉为‘非礼’者，故周朝没有人殉制度，”那么我们也可以仿照着这样说：“美国的共产党员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故美国向来没有资本主义制度，或美国已经废除了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可以。
有了制度，死者才可以根据制度以“提出要求”。但在制度已经开始动摇时，尽可以有保守的父亲和进步的儿子。保守的父亲虽然根据落后的制度以“提出要求”，而进步的儿子却可根据进步的理论（意识形态）以“反对制度”。这样的事实就在今天也不缺乏。因此，范先生的论断，我觉得不很妥当，那是有点近于“以意识决定存在”了。
范先生又提到孔子反对用俑的故事。
孟子引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孔子专讲周礼，连俑都反对，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
这话也有问题，首先在引用上有小小的文法上的疏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是孔子的话。“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是孟子的解释。孔子这番话，又见于《礼记·檀弓下》：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近）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殆（近）于用人乎哉？
“为俑者不仁”，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传闻异辞。关于这个问题，我从前曾经考虑过。我认为刍灵与俑之用先于用人殉。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大抵在奴隶社会以前是用茅草人为殉，手工业进步后才开始用土木偶。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领主们对土木偶不能满足，便率性用人为殉了。孔子反对人殉，故溯其根源，反对“始作俑者”。
陈家康同志有另一种解释。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用人殉是贵族才有资格的，一般的士庶人大抵就用俑。孔子连用俑都反对，不用说对于用人是更反对了。家康同志这个意见，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可以补充我的旧说。
假使范先生能同意我们这样解释（无论是我的或家康的），那么，“足见周朝废除了用人殉葬制度”的结论，便须得加以考虑。
周朝并没有废除用人殉葬制度，由上引《墨子·节葬篇》文与其他文献上的记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岂止周代，连秦始皇死后的骊山陵，人殉多到不可计算，都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的考古发掘还在萌芽时期，还不好轻易下出结论。问题还很多，还待我们继续研究。一个人的力量也有限，也还须得靠大家的力量来共同研究。
范先生征引到《联共党史》的规定，以能自由屠杀与否来判定奴隶与农奴。那规定是正确的，但范先生的运用却不很正确。把视野专一放在人殉问题上，认为“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消息就在于此”，这应该是一种偏差吧？奴隶的前身是俘虏，大量屠杀俘虏在秦代前后都还盛行。我可以举出几个惊人的残酷的例子。
秦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把赵国打败了，阬杀赵降卒四十万人于长平，只剩下“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见《史记·白起列传》）
楚霸王项羽把秦将章邯打败了，章邯投降了，项羽把秦降卒二十余万人阬杀在新安城南。这些降卒，事实上是修阿房宫的一些奴隶。项羽还有一项“德政”，是他把同时起兵的齐王田荣打败了，“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这儿的阬杀没有写出数目字，恐怕也不下于一二十万吧。（以上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此外，专杀奴隶的事，在秦代依然存在。《汉书·王莽传》言“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民臣，颛断其命”，这就是把奴隶“当成牲畜来买卖屠杀”。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都还在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见《汉书·食货志上》，服虔注云“不得专杀奴婢也”）。汉武帝时都还残留着的恶习，要说西周初年便已经废除了，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我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的人，要从全面来看问题，从发展来看问题，才能够得到正当的结论。
二关于《诗经》的征引
范先生也很尊重《诗经》，认为“从来无人怀疑”。但其实《诗经》是很可以“怀疑”的。虽然不能说是“后人伪造”，但必然是经过后人修改润色，整齐划一过的东西。例如从时代来讲，从周初至春秋末年，有五六百年之久；从地域来讲，从黄河流域至长江流域，包含着二十来个国家；从作者来讲，《国风》取自各国民间，《雅》、《颂》取自朝廷贵族；但诗的体裁大体上是一致的，用韵也是一致的，而在《国风》中竟找不到多少民间方言。请把《楚辞》和《诗经》一比，更可以使我们增加疑问。《楚辞》（汉人作品除外）是楚国一国，少数人的作品，用韵虽然一致，而体裁便有不少的变化：《离骚》与《招魂》不同，《九歌》与《九章》有别。地方色彩的浓重，民间方言的众多，都是一眼可以看到的。把这两者一对比，便可以看出《诗经》的问题了。《诗经》毫无疑问是经过删改的。古人说“孔子删《诗》”，我看不单纯是孔子一人，那是经过先秦儒家不少次的删改和琢磨的。假使范先生能够承认这个见解，那么我们便可肯定地说：《诗经》是不能够予以全面信赖的。经过删改的东西，必然要带上删改者的主观意识和时代色彩。因此，《诗经》的引用，便必须经过严密的批判。
其次还有解释上的问题。这似乎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也并不是漫无标准。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尽可能的资料，把当时的社会性质弄清楚了，一首诗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
但是如像范先生对于所引《诗经》的解释，却是很难令人同意的。例如说：
《诗经·周颂·载芟篇》说农夫带着家里人去耕公田（“有其，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良耜篇》描写农夫给封建领主耕地，互相开玩笑说：“或来瞻汝，载筐及筥，其伊黍，”译意为：“你老婆快来看你了，拿着筐子，盛着好米饭给你吃。”西周初年，天子慰劳农夫给陈米饭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4]又“曾孙来止，以其妇子，彼南亩”），这里说的黍米饭，当然是农夫自备。《载芟》、《良耜》两诗，说明当时的农夫耕公田吃自己的饭，而且有颇高的劳动兴趣。
《载芟》和《良耜》两诗，可以同意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我们怎么就能知道：“妇”是农夫“家里人”？农夫是在“给封建领主耕地”？“或”（有人）就是“老婆”？“黍”就是“好米饭”？这好米饭就“当然是农夫自备”？“我取其陈，食我农人”，是引自《小雅·甫田篇》，“曾孙来止，以其妇子”等句，同见《甫田篇》与《大田篇》，但那两篇诗却不属于“西周初年”了。这层且作别论。我们现在姑且承认两诗是“西周初年”的作品，“曾孙”也服从郑玄的解释承认为周成王。那么，周成王都还在给农人吃“陈米饭”，《良耜篇》的“老婆”怎么就能“自备”起“好米饭”来了呢？周成王都带着“妇子”去“彼南亩”的，《载芟篇》的“有其，思媚其妇”的“妇”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这“妇子”之“妇”呢[5]？
其实“殷周之盛”的情形，农民生活的实际，在《汉书·食货志上》里叙述得很明白。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这虽然不见于先秦文献，但班固去古未远，当有根据。《汉书·艺文志》有农家者流九家，百一十四篇，到了《隋书·经籍志》便只剩下“《汜胜之书》二卷”一家。汜胜之是汉成帝时人，先秦农家言是完全散失了。
照班固所说的情形，“殷周之盛”的所谓“民”，不完全是奴隶吗？这些“民”是聚居在有人监管着的共同宿处的，春耕时，白天被集体地赶到田野里去，早出晚归。一出一入都有里胥和邻长，就跟哼哈二将一样，在共同宿处的门口坐着监视。所谓“妇人”，连冬天做工，每天都是十八小时。男人呢？没有说，当然不会是整天睡觉的。《豳风·七月篇》里面有几句话可作补充，便是“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工）。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些收获完毕了的农夫们，冬天来了又要服工役，白天在做工，晚上也在搓绳子，我相信工作时间是不会少于十八小时的。有没有监工的呢？有，一天到晚都在吆喝着。《月令》季春三月里面又有几句可以补充：“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监工的手里有没有鞭子呢？没有写，但我相信不会是没有的。
这就是“殷周之盛”，农夫们一年四季，一天到晚的生活情形。
范先生说农夫“有颇高的劳动兴趣”，照诗面上看来，好像是那样。但可惜那些诗并不是农夫们自己做的，而是周家的官吏歌功颂德，而且拿来祭祖宗的颂歌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