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和平里中央乐团家属宿舍的人们，经常被楼里下水道堵塞搞得手忙脚乱。
“又堵了……”邻居们相互之间找搋子，帮忙疏通厕所的排水系统。“不知道哪家又销赃呢。”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嘴上却谁也不言语。
此间，住在八号楼一单元二楼三号的三舅、舅妈和望一姐，在几乎没有时间将家里珍藏了几十年的影集里的照片予以甄别的情况下，便开始赶在红卫兵到来之前，销毁这些“封资修”的证据了。他们先是在厨房里用火烧，但浓烟骤起，险象环生。还是三舅心细：“撕吧，先把相片撕碎了，然后用抽水马桶冲下去。”
天刚放亮，住在楼上的小提琴家杨秉荪的夫人，就拎个搋子跑来敲门了：“望一呀，厕所的下水道是不是又堵了……”
那天晚上，在三舅家销毁的一千多幅照片中，有一张照片是最值得留下的。为此，母亲一直惋惜地说：“你姥姥就留下了这么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六十六年前的老照片。因底版曝光有些过度，照片上的影像显得很淡，像蒙了一层致密的尘埃，一层光亮的薄雾。
照片上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妇女，紧蹙着双眉，站在一片纷乱的废墟里，一身灰色的长衫因污皱而显得狼藉。那妇人的目光里充满愁苦与绝望，与放在她身旁一口小棺材里的那张平静却毫无血色的女孩子的脸，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从小就不敢正视这张照片，因为母亲告诉过我们，照片中的那位妇人，就是我姥姥。而棺材里那个像白蜡雕塑的小姑娘，就是我大姨。这张照片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给拍的。那是庚子年（一九〇〇）的夏天，姥姥全家在围困中的北京肃亲王府的院子里。
姥姥姓郭，京东香河县人。和旧中国大多数的妇女一样，姥姥根本就没有学名。嫁给姥爷后，人们本应叫她李郭氏，但姥爷却给姥姥起了个学名叫郭路德。在《圣经》旧约里，路德是一位非常贤德并能忍辱负重的女人。
我姥爷叫李文镕，字陶轩，祖籍北京。据老一辈人说，他们这一支李姓，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嫡嗣后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重新上映时，母亲曾提到过这件事，我也因此学会了那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让人尽情伤感的词章。当然，这些都已无从考证了，但就我所熟悉的李氏血缘亲属当中，确实有众多在音律丹青方面颇具天赋的人，这可能真的要归功于当下大家所说的遗传基因了吧。
我太姥爷叫李永泰，字子安，曾是清廷銮驾库的一名武备。姥爷是他的长子。年轻时，姥爷就信奉基督教，并很快成为一名乡村布道人，活跃在京东通州香河一带。
自元代起，通州就是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最重要的码头。每年从三月开河到十一月封河，在不到九个月的通航时日里，这里竟能接送三万多艘从江南逶迤北上的大帆船。华东南及运河沿岸的地方官吏，通过漕运将每年上缴朝廷的银两、粮秣、木材、茶叶、丝绸、盐铁等大批物资运往京城，通州口岸一时间樯橹如梭，商贾云集，十分繁华。
然而，进入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清政府国力渐衰，加之江淮太平军及山东捻军的持续袭扰，内河漕运遭受空前打击。而洋人开办的近海航运公司，又使大批南方物资转运海上，一时间，通州一带数以万计靠运河维系生计的农民，就此断了粮草。而恰在此时，山东高密民众以“洋人筑路，断我龙脉”为由，用大炮轰击了修筑胶济铁路的德国人，将原本蛰伏于民间的满腔怒火直接引向各地教会与洋人，义和团练应运而生。消息传到通州，满街闲人即在城里筑起坛口，啸众起事仇教灭洋。俟至庚子年（一九〇〇）暮春时节，通州街头已到处张贴仙师降坛乩语曰：“大难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恶者难免，善者方留。但看铁马东西走，谁是谁非两罢休。”
几经波澜，通州一带的基督徒变得惶惶不可终日。
最先提出往北京逃的，是一位姓张的寡妇街坊。两年前丈夫去世后，张寡妇与五个儿子相依为命，生活举步维艰。而大凡这样的弱者，不久便都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们需要神的慰藉与护佑，祈盼万劫之后能升入天堂。
姥姥当时只有大舅大姨一对儿女，大舅七岁，大姨六岁，两年前出生的二舅于产后七天夭折，而当时姥姥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面对大街上日渐蔓延的骚乱，性情温和的姥爷如坐针毡。他原本准备带家人与张寡妇母子一起进城躲躲，但因为当时有很多市井流言，说朝廷已被义和团蛊惑，决心招安团练共御外侮。如此看来，即便逃往京城，也凶多吉少。
然而，五月初二天还未亮，姥姥就被一场噩梦惊醒。她梦见姥爷让义和团捆了，披头散发地正往法场上拖。而天刚亮，那张寡妇就惶惶然跑来：“嫂子，劝劝李牧师还是快进城躲躲吧，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李先生让义和团砍了，那人头就挂在行宫外的旗杆上……”
望着两个妇人惊骇的眼睛，姥爷最终还是决定走。
出逃的时间定在农历五月初四的晚上。为了应付盘查，姥姥和张寡妇还认真地包了些粽子，煮了些鸡蛋。
“碰上义和团，就说进城到二弟家过节去。”姥爷心神不定地说。
姥爷的二弟住在北京东城灯市西口，我一直管他叫老姥爷。老姥爷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糊棚匠，不仅如此，他还会扎走马灯和孔明灯，他扎的蜈蚣风筝能带着许多小鼓，梆梆作响地扶摇直上。老姥爷的日子一直过得殷实，当时他并不信教。
端午节的早晨，三辆雇来的独轮车，载着两家的男女老少，经过一宿的跋涉，从齐化门进了北京城。面对一下子拥进来的这十多口子基督徒，老姥爷一下子就傻了。
“大哥，您可是要我命来了！没看见城外头贴出的告示吗？谁家有洋油、洋火、洋胰子、洋布的都得交出来，抗旨不遵的一律问斩。这不，前几天从五个进城的学生身上搜出一支铅笔来，人家不由分说就把那五个孩子全给砍了。你们可都是信洋教的人，人家都管你们叫‘二毛子’，眼下朝廷就这么宠着义和团，人家进城扶清灭洋可是早晚的事。”
那时候义和团虽还没有大规模进城，但兵临城下的种种传言，早已让全城百姓坐卧不安了。老姥爷的一席话给刚迈进家门的这群惊弓之鸟，更平添了自投罗网的感觉。
还是刚过门不久的老姥姥果断，当即提出：“上贝满去，那儿信教的人多，我就不信义和团敢把那一院子的人都给砍了。”
老姥姥说的“贝满”，指的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北京开办的贝满女中，学校就坐落在离老姥爷家不远的公理会的院子里。
送走了这十来口子“二毛子”，老姥姥惊魂未定地埋怨了一句：“造孽呀，好好过日子得了，拖家带口的信什么洋教啊！”
数年之后，老姥姥与老姥爷一起，也皈依了基督教。包括他们的众多子女，日后都成了这洋教的忠实信徒。
挤进贝满中学的院子里，姥爷一眼便看见一个满头灰发的外国女人，正操着一口略带山西口音的京腔，向满院子的中国难民，宣布校方的重要决定：鉴于事态日益严重，校方已无力保证众难民的人身安全，为慎重起见，全体难民即刻转移到位于哈达门大街孝顺胡同的亚斯立堂去。话音未落，人群中传出了哭声，那个外国女人再三祷告上帝，祈求这些苦难的人们一路走好。
亚斯立堂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设在北京的中心教堂，教堂的院子不大，但四周高墙环绕，就此隔断了市井的喧嚣，已经习惯于隐忍的教民们挤满教堂的各个角落，在这里听不见抱怨与哭泣，人们喃喃地祈祷，像一声声低沉而缱绻的叹息。
自农历五月十五起，义和团大部队从哈达门进城了。那一天，守卫亚斯立堂的美国兵显得很紧张，他们一直坚守在教堂门前筑起的工事里，一时间，拥堵在周遭的义和团民咒语如魔杀声震天。
“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烧！杀！烧！杀！”
“替天行道！保清灭洋！烧！杀！烧！杀！”
教堂里鸦雀无声。大姨悄悄问姥姥：“谁在外头骂街呢？”
姥姥将大姨揽在怀里：“卖大力丸的，别怕。”
突然，无数残砖碎瓦像疾雨一样越过高墙砸在教堂的院子里，随之，教堂门前便爆发了激烈的枪声。
大姨惊骇地问姥姥：“外边怎么了？这么响。”
姥爷脸色苍白地说：“放炮竹呢，别怕。”
中午时分，枪声稀疏了。但在教堂钟楼上瞭望的人们，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东城北部浓烟四起，火光冲天。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潜台词的激励下，成千上万头扎赤巾，腰束红兜肚的晚清农民，在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里，便将京城中洋人教堂十八座、洋人开设的医院八所、施药局十二所及洋人的一百三十四座住宅焚烧殆尽。这标志着由一群自诩上通众神下应仙鬼，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的基层民众，主宰这座帝国京城的恐怖时代就此开始了。
几天后，义和团放火焚烧前门外的老德记西药房，因火势失控，大栅栏千余民宅陷于火海。“……计其所烧之地，凡天下各国，中华各省，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绸缎绣衣、钟表玩物、饭庄茶楼、烟馆戏园无不毕集其中。京师之精华，尽在于此。今遭此奇灾，一旦而尽矣。”（摘自仲芳氏著《庚子记事》）
京城上空浓烟蔽日，到处弥漫着被火烧焦的气味，躲在教堂里的人们，越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真的要作一次生死了断了。
农历五月二十二，总理衙门给驻京的各国公使团下了最后通牒，限令所有在京的洋人，二十四小时之内全部撤出北京，由中国军队护送至天津乘船回国。消息传来，在亚斯立堂里避难的中国教民，如晴天霹雳，个个目瞪口呆。姥爷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那我们呢？”一个美国传教士抱歉地对他说：“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实在不能照顾你们了，你们快想办法好自为之吧。”教民们顿时炸了锅。姥爷望着几个放声大哭的孩子，仰天长叹：“小的们要跟我一起受难了……”
不料，第二天事态却出现了转机。早上，德国公使克林德前往总理衙门商讨撤退事宜时，在东单牌楼附近，被虎神营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血淋淋的尸首抬进亚斯立堂后，引起院子里的洋人一片哗然。随之公使团认为中国政府不能保障外国人的生命安全，拒绝撤退。同时决定，凡愿意到外国使馆区避难的中国教徒，务必于午后三点在礼拜堂门口集合一齐前往。人们喜出望外，姥爷苦笑着对姥姥和张寡妇说：“看见了吧，主耶稣永远和我们同在……”
午后三点，一支奇特的队伍从亚斯立堂出发了。十几个外国人，抬着用白布包裹着的克林德尸体，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群外国妇女和孩子默默地跟在担架后面，二十几个手持来复枪的美国水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路口。在他们身后，上千名蓬头垢面的中国老弱男女，出现在北京盛夏耀眼的阳光里。姥姥一手牵着大舅，一手牵着张寡妇的三儿子。张寡妇背着一个抱着一个，走在她大儿子的身边。姥爷背着大姨，拉着张寡妇的另一个儿子，紧随其后。队伍从后沟胡同拐上崇文门大街的时候，人们看见不远的城墙上，站满了头戴红缨帽、身穿青马褂的九门提督崇礼的八旗兵。烈日下，旌旗漫卷，枪刺如林，一片杀气。姥爷心里一直在纳闷，自己做了半辈子大清的顺民，怎么一日之间竟和朝廷兵戎相见了。望着眼前这浓烟滚滚的城市街道，望着街口上拥堵着的那些或麻木，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京城看客，善良宽厚的姥爷，忽然泪眼模糊了。“这还是在中国吗？这还是在大清帝国的都城吗？”四周只有一片噪耳的蝉鸣……
队伍进了交民巷东口，人们紧张的心情似乎松缓了许多，前来接应的法国、德国和日本使馆的武装人员，迅速与一路护送的美国水兵一起，封堵了这条国际小巷的路口。紧接着就有人宣布，外籍教会神职人员及其家属，去英国公使馆避难，其余所有的中国教民均去肃亲王府。
肃亲王府与当时的英国公使馆隔一条御河相望，说是御河，其实就是皇城外的一条较宽的排水沟。这套排水系统，于民国时期埋入地下，其上部分便是今天北京的正义路。
肃亲王府是京城里佐命殊勋的八大铁帽子王府之一，庚子年住在这里的是第十代肃亲王亲洋派善耆。这是一座很大的王公府邸，其间房屋院落影壁夹道之多令人惊诧。王府四周筑有高一丈有余的围墙，值此非常时期，肃亲王善耆及其眷属早已搬出这一是非之地，只剩一些家奴留守在王府西南一处绿阴覆盖的园林里。
当亚斯立堂难民来到这里时，王府里早已人满为患了。姥爷和所有青壮年教民被纠集到靠近王府大门的一处空地，在几个日本兵的指挥下，他们立刻被分成许多小队，编入负责自卫的战斗序列里。
在一间堆满农具及园林工具的厢房里，大汗淋漓的姥姥和张寡妇收拾出一片青砖地面，劳作之间，张寡妇才惊讶地知道，姥姥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