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在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是在中华民族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出现空前危机之际，是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情况下，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被迫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1936年10月，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标志着长征的胜利。那么，在两年的光阴里，是什么使红军将士能够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却冲破十几倍于已的大军堵截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是什么使各路红军能够在鸟尽人踪灭的恶劣自然环境中，克服饥饿、寒冷、伤病等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困难，闯出一条生路？又是什么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由颓势走向兴盛，并点燃起中华民族复兴和解放的熊熊火焰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的英明统率，是全体红军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由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所凝结起来的亲密团结。长征期间充弛于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全党上下和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乃至后来为抵御外侮在全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形成的同仇敌忾，是各路红军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
一、全党的团结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
长征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最困难的境地。面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围剿”，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丧失了100％，在苏区的损失了90％。使全党上下困惑不解，为什么人是昨天的人，枪是昨天的枪，昨天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指挥下打胜仗，今天却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引导下打败仗。于是，有了遵义会议的酝酿和召开。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偶然的情况在客观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会议首先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主导权。同时，开始调整党的组织路线。会议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又以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新的“三人小组”指挥军事，在实际上开始逐步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和团结，会议极为策略地回避了对党的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一般地笼统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会议树立了正确的党内斗争原则，对于在会上坚持其错误主张的博古、凯丰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不是像“左”倾宗派主义者统治时期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样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进行耐心的批评帮助，并让他们继续参与中央的领导。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博古、凯丰和李德等都坚决地站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使张国焘没有可乘之机。
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真理在握，但他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而是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注重发挥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注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同张国焘进行坚决的斗争的同时，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也对张国焘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行径的俄界会议上，还耐心地劝说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这危难时刻的风头浪尖上经受了锤炼，得到全党全军的衷心拥护和信服，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全部是经过长征磨练的。1956年党的八大后形成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也全部是从长征队伍里走出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长征途中，由于形成了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树立和贯彻了正确的党的组织路线，恢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部路线，从而在全国各路红军大迁徙的特定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全党和全军。随着全国各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高原，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十年后，呈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这为迎接全面抗战的爆发和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二、长征的胜利是全国各路红军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
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无奈之举，但它又是一次有计划的战略行动。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军事“围剿”，1934年7月，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斗争的方志敏部会合，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先行远征；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由湘赣根据地的遂川出发西征；1934年11月，徐宝珊、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的罗山县向西北转战。这三支红军的突围远征是全国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主要是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起战略牵制敌军的作用。方志敏所部未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先是寻淮洲在作战中牺牲，不久方志敏、刘畴西也在怀玉山中被捕后英勇就义；红六军团则成功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并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是一路冲破重围，胜利地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巩固和发展了陕北和陕甘根据地，为各路红军的大转移保留了惟一的落脚点。
三大主力红军之间的战略配合和战役合作，更是对红军夺取长征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长征前各路红军分别在各自的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战争有所不同，长征开始后除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的后方部队之外，各路红军都投入到战略大转移之中。这在客观上为各主力红军间的战略配合造成了非常有利的态势。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与此同时，坚持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也积极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他们主动出击，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