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学制两年。开设课程分为七类，包括：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校方还经常组织学生到莫斯科等地参观游览，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王明就曾在1927年底谒列宁陵后，作七律一首：
红场庄严发圣光，列宁含笑卧中央。
苏联屹立巍山岳，中国沸腾哨海洋。
万国人民昂斗志，千年历史划新章。
精诚革命先师谒，心献青年一瓣香。
1970年，王明妻子孟庆树还为此诗配上了曲子。但谁来吟唱，可能只有身在异国的王明夫妻了。
中山大学的教员几乎都是苏联人，学生都是中国人，而且多又不懂俄语，当时翻译又很少，所以学生们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学校就先把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一段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又把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人编成一个俄文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授课，培养速成翻译。
能记能背是学好外语的首要条件，这恰好也是王明的特长。加之他有一些英文基础，又肯于钻研，所以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俄文班成立时，王明和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西门宗华、庄东晓、李培之、傅胜之等十几个人一起，进入俄文班学习。
这时，王明给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克劳白夫”（鸟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里，王明遇到了米夫，而米夫也逐步看中了王明，并对他加以精心关照和特殊培养。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年8月3日出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1917年5月，刚刚毕业于赫尔松中学的米夫便投身革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1年春，米夫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但俄国当时正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学院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于是，来夫又被派到地方工作。1920年末，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后，留在该校搞科研工作。与此同时，还兼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1923年至1924年末，米夫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25年又被调回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米夫被任命为副校长，同时还为学生讲授列宁主义课程。
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以后，年轻气盛的米夫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他资历浅薄，对欧洲各国党并没有什么研究，因此，他决心利用中山大学这块阵地，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罗易、鲍罗廷等都离开了共产国际的职能机构，这使米夫得以逐步升为中国问题的权威。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米夫就中国问题与罗明那兹发生了争论。罗明那兹是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的工作的。在这场争论中，米夫的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的支持。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正式谴责了罗明那兹。从此以后，米夫便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成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事务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虽然王明刚到苏联时米夫的地位还没有如此显赫，但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和雄辩的理论才华对王明还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米夫讲授的列宁主义课程也成了王明最感兴趣的课程。与王明同在俄文班而且还同桌学习的庄东晓，叙述了王明当时的表现：
“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该校校长——米夫。”
王明在列宁主义课的积极表现博得了米夫的好感，但在当时也仅此而已。王明真正引起米夫的重视，是从王明参加关于旅莫支部的大辩论以后开始的。
中山大学开办以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叶青）。
任卓宣，这位后来成了三青团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反共“斗士”，台湾的《政治评论》杂志在为其九十大寿而发表的《任卓宣先生的学术思想与风范》一文中认为：“其著述之勤，写作之多，读者之广，影响之大，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可说无人能出其右。”“以有关阐述三民主义与批判马列主义两项而言，无论量与质方面，也没有人能超越于他。”任卓宣著有《三民主义概论》、《毛泽东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道统新论》等书，被台湾称为“学术界尖兵，思想战线的斗士”。
任卓宣是1926年回国后被捕叛变的。可在当时他正是以参加了1922年6月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的老资格而担任了旅莫支部的负责人。
旅莫支部成立之后，担负起了领导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的任务。可是，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实行官僚主义、家长制的领导方法，忽视中山大学不同于法国勤工俭学的特点，照搬旅欧支部工作的经验，认为同学们到中山大学来的主要任务不是读书，不是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来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因此，要开展“战斗生活”，党员之间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不能放过。
旅莫支部这种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理论学习和文化学习，把支部工作局限于生活琐事，开展无原则党内斗争的错误作法，违背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脱离了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干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必然遭到广大党团员的反对，普遍的不满情绪在广大党团员中间持续高涨。终于在1926年春天的一次党员大会上，绝大多数党员都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激烈批评，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展开了辩论。
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的王明，自然对旅莫支部的错误作法表示不满。在讨论会上，王明一马当先，与任卓宣展开了辩论。能言善辩的王明“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开始同任卓宣辩论。他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当年在火车上是个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就是现在的学生会主席）”。
在关于旅莫支部问题的讨论会上，最后由参加会议的校长拉狄克作了长篇讲话。拉狄克在讲话中对旅莫支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在讲话结束时，宣布解散旅莫支部。
旅莫支部的作法失去了大多数党团员的支持，存在了半年左右就被解散了。王明却在这场辩论中初露锋芒，也引起了米夫的重视。在1926年9月初举行的“学生公社”改选大会上，王明一跃成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学生公社”的主席，1927年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马骏，当选为“学生公社”的秘书。
中山大学的“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校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的三百多名学生中，有俞秀松、马骏这样的中共早期党员；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国内时就有一定名望的学者；还有邓小平、傅钟这些曾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学生。王明能够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主席，也确实表明他得到了米夫的重视和有一定的才能。
如果说王明在反对旅莫支部的错误中只是初露锋芒，那么，担任“学生公社”主席，则为王明的崛起提供了可能。虽然这个群众组织的首领并不是党内职务，但它却为王明扩大在校内的影响，特别是与校方的接近提供了优越条件。
当不久后王明成了米夫的翻译时，这位当时在国内还默默无闻的党员，便开始踏上了进军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征程。
三、米夫的翻译
1927年1月，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代表团成员有库秋莫夫、卡列尼扬、搿更、拉斯诺夫以及米夫的妻子，随团翻译是潘家辰、刘少文、严家骏和王明。其中王明的主要任务是为米夫做翻译。
王明跟随米夫和代表团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
在即将到达广东时，王明在船上作七律一首，表达回到祖国的心情：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又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
当时，北伐战争已爆发，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这一切使离开祖国一年多的王明感到兴奋。不过，王明已不是一年前那个哭着吵着要求去苏留学的青年了，已经是“克劳白夫”——苏联共产党一方代表团团长的翻译了。
王明到达广州后，遇到了“三农”时的老同学王逸常。王逸常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时任国民革命军20师政治部秘书。王明问：“你以前想学军事，现在达到目的了吧！”王逸常也很知趣地回答：“你以前想搞革命，现在也达到目的了吧！”（当时称留苏学习为搞革命。）
王明去苏留学的目的达到了，而且成了中山大学的骨干分子。但在王明的理想中，去苏留学只是手段，在政治上的更大成功才是奋斗的目的。现在的成就才仅仅是开端。
王明陪同米夫和代表团到达广州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他们一行先来到上海，后又转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王明跟着米夫工作和活动了较长一段时间。米夫夫妇住在一位德国人罗德太太在汉口开的一家公寓里。米夫在武汉的主要任务：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二是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王明既当翻译又帮助工作。
1927年三四月间，老同学桂尊秋曾在武汉市国民党党部门口巧遇王明，他们多年不见畅谈了一番。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没有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问题，仍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
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党的五大，这也是王明第一次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五大闭幕后，王明又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
据宋侃夫回忆说：
“我和王明在一起工作过，时间大约是1927年上半年，即6月份前后。我和王明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王明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我是宣传部干事。王明是跟米夫从苏联回来的，实际上他在给米夫当翻译。当时宣传部部长由蔡和森兼任，没有副部长。宣传部当时在汉口和春马路，后来搬到中山大街，在友谊街附近。王明这时活动多，到处讲话，做报告。”
同时，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主编是瞿秋白）。
据王明自己说，1927年6月16日，他和米夫曾同陈独秀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的话题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而在这次谈话中陈独秀对其“二次革命论”作了最具体、最清楚的论述。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王明开始按照在苏联了解的共产国际有关政策对中国革命进行评论。
1927年6月8日，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第5集第197期发表了回国以来的第一篇文章：《英俄断绝国交问题》。如果把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和这篇文章论述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王明在开始公开阐述他的政治见解时，就毫无保留地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奉为绝对准则。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提出：“世界政治中一切事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当时共产国际之所以把保卫苏联当做各国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苏战争即将开始。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在反对战争危险中的任务（提纲）》中提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正在酝酿成熟。世界各地都是剑拔弩张，大有—触即发之势。”作出这种判断的因素之一，就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特殊环境，使王明对于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有着比国内工作的同志更为详细的了解。他在《英俄断绝国交问题》一文中提出：“全世界黑暗势力的首领——英国资产阶级正式宣布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断绝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问题值得全世界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国民众注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世界革命的命运。”文章还认为，英俄绝交必然带来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武装进攻苏联第一个信号”。
虽然王明此时的论述与他后来反复阐述的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时的认识相比还不够“深刻”，但在中国大革命尚未失败，土地革命战争还未兴起时就能如此地论述保卫苏联的意义，在当时还是很“出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