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福看到当时展销会会场的情况，觉得十分满意。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能够参与到展销会会场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要想让更多广东人知道吉利汽车的新品发布的消息，就不得不寻求与当地媒体的合作。
当时，《粤港信息报》在关于这次新闻发布会的报道中这样写道：“李氏兄弟试图通过吉利集团成功的历史来表明他们的自信。专门负责吉利集团汽车项目的李书通不无自豪地表示，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已被国家机械工业局和浙江省列为重点扶持的建设项目，同时也是唯一一家经国家批准、列入行业管理的民营轿车试点企业。按照他们的投资计划，30亿元的总投资一期所需的10亿元已经到位。从1999年8月起动工兴建，预计在春节前后，20多万平方米的办公楼、专家楼、生活楼和10多万平方米的钢架结构厂房将在宁波北仑经济开发区完工。”
与事实一经对比，不难发现李氏兄弟在与媒体的合作中是多么精明。他们故意给吉利汽车扣上一顶大帽子，让吉利汽车的新品发布会拥有更多的噱头。比如，“投资10亿元”及“已经经过国家批准，列入行业管理的民营轿车试点企业”，这些都是李书福通过故意夸大的说辞。他们之所以要这样故意夸大吉利集团的实力，正是因为汽车工业很依赖国家的巨额投资，而像吉利这样的民营企业，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只能夸海口，让普通大众尽可能地相信吉利有那么大的能力。这在某些方面来说，当然对吉利的推广有些益处。
而李书福相对于李书通来说，要更为谨慎一些。他没有忘记吉利汽车用的仍然是四川“吉利波音”的汽车生产牌照，他反复地叮嘱记者不要将“客车”说成是“轿车”。这让记者们一头雾水，他们也只好对吉利汽车将信将疑。李书福也顾不得媒体记者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们只要能够对这次新品发布会连篇累牍地报道就行了。
其实，李书福应该像李书通那样更为大胆一些，毕竟之前他已经得到了曾副总理的答复，只是因为手续问题，才让吉利异地生产小汽车变得有些尴尬而已。
当年广东的另一家媒体这样评论吉利：“我们搞汽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早两三年我们没有能力，晚两三年机会就不再属于我们。”李书福说，“此时进入，我们一方面会利用好‘入世’缓冲期所提供的保护，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利用国际技术转移带来的机会。”
在吉利人眼中，他们已经完全有可能把生产汽车这个看起来始终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举变为像生产彩电那样“简单”的事情。曾几何时，彩电生产几乎是“高技术生产”的代名词，而如今，谁还会同意这种看法呢？只要有足够的钱用于引进技术，国际跨国公司等待转移的技术便俯拾皆是，他们的谈判人员甚至正等着买家上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吉利人要在自己的企业里实现汽车生产的“全球大配套”。
尽管广东的媒体对吉利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李书福并没有骄傲自满。在他看来，造最好的汽车的心愿绝对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要想获得最终的胜利，吉利汽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看到之前在广东召开的新品发布会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李书福又将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心脏——北京。2000年6月，李书福在北京也召开了一个新品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让李书福和吉利汽车再一次赚足了人气，经销商们对吉利汽车普遍表示看好。有经销商用数据证明吉利极有可能成为畅销车：“这次推出的吉利JL6360B在北京很有市场，它是一款环保型两厢四缸电喷微型客车，配置天津丰田8A，86马力16气门发动机，排量为1.342L，百公里耗油为5.5L，售价仅为65800元。”然而，北京的媒体却对吉利的前景不是很看好，这主要是由于吉利的最大优势——经济性并不适合北京车市。
这次吉利北上京城，李书福虽然没有赢得媒体们的呼声，但是最起码在经销商的眼中还是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而且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浙江有吉利这样一家民营造车企业，这对于吉利汽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得不到经销商们的认同，哪怕媒体将吉利汽车吹捧得再好，也很难销售出一辆汽车。而且媒体过分地指责吉利的经济性，实际上仍然是在用汽车是地位的象征这种思维分析吉利的前途，这显然从一开始就与吉利汽车的定位背道而驰。
注重吉利汽车的经济适用性，这是李书福一贯坚持的。在受到北京媒体指责后，他不仅没有对这一原则心生怀疑，而且下决心做得更好。面对人们的惯性思维——“一分钱一分货”，吉利汽车之所以卖得那么廉价，是因为它的质量不好——李书福在开发新车型时，更加注重汽车的安全性。李书福对吉利汽车的设计师说：“只有安全性提高了，质量上去了，消费者才会对吉利汽车有信心。”
几年前，李书福决定生产汽车，而且从廉价汽车做起，就是看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将需要大量的汽车，看到了政府将会对民营企业造汽车放宽政策的态度，看到了更多的消费者是为了实用而非炫富。现在，随着一款款吉利汽车的生产，李书福通过几次大动作，将物美价廉的吉利汽车推出了江浙地区，走向广东、北京，走向了全国汽车消费市场。
7.突破家族企业模式——吉利勇于蜕变
2000年，随着吉利集团的飞速发展，家族企业的本质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壮大。如何顺利实现企业结构的转型，对吉利集团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吉利集团必须认真对待转型带来的挑战，李书福不得不承受企业转型带来的痛楚。
在民营企业大发展的浪潮中，有的企业壮大了，有的企业沦落了，造成这些企业不同命运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民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因素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要素。一名优秀的民营企业老板肯定是具有企业家品格的人，也只有具备这种品格，才能够真正引导企业转型和承受转型之痛。在很大程度上，企业转型就是企业家对企业的改造。
通常，民营企业的改造都要从企业主开始改造，如果企业主不能充分改造自身，改造企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第一批民营企业创业者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据统计，早期的中国民企创业者中，类似于柳传志、张瑞敏等科班出身的企业家非常稀少，绝大多数都是像李书福这样出身于农民阶层的普通百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教育并不注重培养企业家精神，创业在当时的高校校园里并不流行。
事实上，最早一批创业者也是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春风的先行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家庭环境或者自身处境不好，才被迫下海的。没想到，他们在体制之外摸爬滚打，竟然成了改革开放后率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可想而知，李书福很幸运地成了这批人中的一员。但是，这批人不得不继续面对一个尴尬的处境。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具备雄厚的知识，见识也不甚开阔，即使偶有掌握一门技术者，也很难开发出新的产品。很多人由于自身的局限，始终跳不出发家的行业。然而，李书福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同。
从开始创业，李书福就通过不断学习，从照相到生产冰箱、建材、摩托车及开拓汽车市场，他的商业嗅觉远比常人灵敏。不仅如此，李书福还经常担当行业先锋。
为什么与李书福同时涌现出的众多民营企业老板逐渐被时代淘汰，而他却始终屹立不倒？主要原因就是，李书福身上具备很多老板都不具备的企业家品格。这种企业家品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主善于学习，能够通过不断学习而成为所经营业务领域的行家；二是企业主能够任人唯贤，相信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会为企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李书福具备的这种企业家品格之所以成为他的闪光点，是因为作为农民出身的草根企业家，往往不能拥有这种企业家品格的任何一个方面。农民出身的企业老板，不论是知识储备还是学习新东西的能力都不够，在发家致富后又会被奢华的生活所淹没，根本没有进一步学习的动力。而且，每一个企业老板都会格外珍惜每一分财富，绝不希望有人打他的财富的主意。这就导致这种老板很难从心里信任其他人，即使是自己亲手提拔的员工。
李书福的企业家品格让他主动花费大力气去刻苦学习、钻研。在他所经营过的诸多行当中，他都努力通过学习成为这些领域的技术能手。李书福说：“学习就是要能吃苦，敢于动手。”从照相生意开始，李书福就练就了从拆装机械的过程中学习的本领，在看起来很机械乏味的重复中不断琢磨机器构造的工作原理。
当然，并非任何事物的工作和设计原理都能被李书福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完全掌握。与他一样勤劳肯吃苦的企业老板也并不在少数，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埋头苦干根本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如果李书福当时仅仅依靠仿制奔驰造汽车，那么他造出来的汽车很可能会马上被淘汰，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进入消费市场。
虽然李书福能够成为汽车领域的一个行家，但是现代汽车企业只依靠一个行家是不能发展起来的。汽车行业是一个现代高科技技术集中展示的平台，需要机械、电子、能源和工艺等多领域的密切合作。所以李书福为吉利汽车请来了众多技术上的能手。
因为制造汽车需要一个团队的密切合作，李书福精力再怎么充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他需要请很多管理上的人才，辅助自己管理人员复杂的汽车开发团队。这种请人管理企业的做法在很多农民出身的老板那里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样做就是将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企业拱手交给他人。但是李书福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不仅能够任人唯贤，而且对他们高度信任。
引进技术人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书福敢于学习，而引进管理人才则反映出李书福愿意信任他人。但是，即使爱才惜才的李书福，也不得不经历几次人才“大换血”。
李书福之所以会适时地更换管理团队，主要是因为他对当时国内的企业环境心存芥蒂。因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各个企业都有过挖人和被挖人的经历。李书福认为一旦企业高管被人突然挖走，对企业无疑会造成巨大打击，而且因为当时国内诚信体系建设不够完善，造成国内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主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虽然职业经理人从企业出走会有各种理由，但最终无法掩饰他们的出走对企业的伤害。
李书福主动更换吉利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从内心抵制突如其来的变化对吉利造成的不利影响。但这并不是说李书福就畏惧任何变化。应该说，从最初创业到生产吉利汽车，李书福正是因为灵活变化才始终屹立于民营企业的潮头。
李书福造汽车，是从仿制奔驰开始的。当时因为“豪情”的前脸与奔驰极为相似，奔驰公司的负责人曾给李书福写过很多封信，要求他不断地改动“豪情”。当时李书福讲了几句很有深意的话：“奔驰那个老板老是给我写信，一会儿说这个像奔驰，一会儿说那个像奔驰。我对他们说只要你们说像的我们都积极改，我希望你们能够每天都提醒我，我们一定老老实实地改。但是你一定不要因为今天是老大就可以对我们的产品横加指责，因为世界在变，汽车市场也在变，或许有一天奔驰就不是老大了也说不定。”
李书福不仅不畏惧变化，而且主动求变。只有变化才能促进发展。当时“豪情”本身就是仿制奔驰而造的，李书福也想让它变得不那么山寨，但是无奈最后实在不知道怎么改了，此时请教“汽车业老大”奔驰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这无疑又是李书福在变相地向“奔驰”求教，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学习他人优秀的技术和经验。
李书福吩咐技术工人一点一点地对“豪情”加以改动。但是终于有一天，李书福发现虽然变化十分重要，但是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李书福认为，稳定是一家好企业的重要标志。李书福虽然可以在公众面前为吉利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但是频繁更换的管理层会让外界对吉利产生猜疑，从而破坏吉利的形象。
李书福急切地想为自己寻找到一个完全信得过的经理人，辅助自己经营吉利集团。然而，此时的吉利却并不平静，李书福正在面临着家族企业转型的痛楚。
从当初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的“野照相”到投身冰箱厂，再到决意造汽车，李书福做出的种种选择让他成为异类，也注定了周围的人始终无法追赶上他的脚步。此前，李家四兄弟合伙创业经历了多次的分分合合。然而在2002年，四兄弟终于走到了分道扬镳的地步，而这个过程也是吉利集团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蜕变的过程。
在最初创业的时候，家族企业的种种优势，诸如迅速的决策、强大的凝聚力、低廉的代理成本和良好的激励机制等都得到了明显的发挥。然而，随着吉利集团的不断壮大，企业的产权、内部管理、人力资源及资金瓶颈等问题也逐渐凸显了出来。家庭成员握有集团股份不是一件坏事，但凡事由家庭成员讨论决定的管理模式，绝对不是企业应该采取的最佳办法。吉利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与壮大之后，迫切需要过渡成为一家现代企业。现代企业讲求职业经理人高效专业的管理，而依赖李家四兄弟合伙的管理将会严重影响吉利的转型。
